我们的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老百姓的生活细节——绿军装、公共厨房、自行车
七十年代可不如现在，可以享受巴黎的时装，法国的美味。如今的年轻人凡事都讲究“派”，他们穿皮尔卡丹、七匹狼，会把斜纹牛仔布套在短外衣上；在餐厅里还有仪态万方的店员告诉他们，面包上的黄油不要抹得太多，伏特加要加冰才够爽。这一切换到那会儿，得立马把你放倒，脖子上挂块木片儿捉了去批斗。
记得当年有句顺口溜，可以形容那时老百姓生活的困窘——“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时社会上不管是男还是女，大都是青一色的国防绿或蓝制服，走在后面的分不清前面的人是男还是女，他们那身绿军装旧了还舍不得扔，分给兄弟姐妹穿。传闻“二战”时，巴黎有妇女用碳尖笔在大腿上描黑色的网状丝袜，更有甚者拿颜料兑水做七彩唇膏。那时的中国女性内敛而羞涩，做不到巴黎妇女的粗犷不羁，但即使是艰苦时代，她们亦不放弃对美的渴求。中国姑娘们会精心地把头发盘起，裸出鹅弧颈项，或者在衣襟上用小碎花打个褶，用针线把被子上剪下的朱红汇到一处，那份苛求与精致，思之是要令人落泪的。
在七十年代，我们住的房子常常是几户走一个单元门，几户公用一个厕所。早起上厕所往往要排队，冬天还要在屋里接烟筒生火炉子，上班前还要把火封好，否则晚上回来火灭了。冬季大风一吹煤烟倒灌，一不注意便会发生煤气中毒。不仅如此，每月都要凭购煤证去煤厂买蜂窝煤，然后运到楼下往楼上搬。印象最深的是公共厨房，那可是小市民搬弄是非和窥探隐私的好处所，谁家偷偷从食堂弄了什么小菜，谁家天天能吃到莴笋炒肉……想起我家隔壁有个胖师傅，一进厨房就跟上了戏台子，一边拍着发黄的老蒜头，一边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地大讲特讲，牙缝还贴着片青菜叶儿，那情景可真是壮观。
在过去，外出的代步工具主要靠自行车，而作为一般依靠工资收入的家庭来说，要购买一辆新自行车，要压缩一两年的开支才能把钱凑齐，有了钱要想买到一辆新自行车，也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年一个单位只发给１～２张车票。那会儿自行车奇货可居，哪家买了辆二手车就幸福得不行，拐弯抹角非得把它拿出来卖弄一下。如今，不管买什么牌子的车，什么式样的自行车，山地还是普通型车任您选购，这几年甭说自行车，就是私人购买轿车的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现在买汽车的人们也在愁，愁的是没个宽敞的地儿给那玩意驻脚了。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煤油灯的记忆
七十年代煤油灯的记忆——玩“手影”、看书、做作业
在七十年代，蜡烛是种奢侈品，煤油却很便宜，没有蜡烛亮，但是很耐烧。那种灯不像阿拉丁手里的那种，而是玻璃做的，高而瘦，上面是一个圆形的容器，再上面是个如张开嘴的蛤蟆似的口，里面藏着灯芯，最上面是一个玻璃做的烟囱，中间凸起，火苗在中间跳动，煞是有趣。
煤油灯下，父母亲总是在唠叨着一些陈年旧事，告诉我们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如何如何，爷爷奶奶传给他们的东西是多么微薄，而他们又是如何成了这个家的。兴头上，母亲会唱“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父亲也会拿出尘封已久的二胡，咿咿呀呀地拉上一阵，连母亲都不知道拉的是什么。有时候孩子会撒娇要他说个故事，故事总是以“从前，有个小孩，好吃又懒做”开头，越听越觉得不对劲，赶紧摇他的手和脚：“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说的是我。说个吓人的吧！”父亲微微笑着，又开始瞎骗：“一个漆黑的夜晚……”听来毛骨悚然，赶紧往父亲怀里钻。望着煤油灯幢幢的火影，全幻化成了一个个鬼影，于是怕得浑身哆嗦，再次求着父亲不要再说了，实在编不下去的父亲正好顺水推舟。接下来父亲便在煤油灯前玩“手影”。把手放在煤油灯前，变幻手的形状，墙上的手影便变成了鹅、飞机或是人头，非常好玩。
更多的时候，是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母亲在一边纳鞋底或补衣服。夏天的时候还不时给我扇蚊子。
如今，煤油灯早已不知所踪，母亲也已经老了，明亮的电灯下，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的满头银丝，总是在不经意间回想起煤油灯旁她并不苍老的容颜……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耳朵的狂欢记忆
七十年代耳朵的狂欢记忆——广播、收音机、高音喇叭
在七十年代，革命斗争进行得红红火火，各种各样的通知冷不丁就从挂在田间木头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飙出来。为了及时传达中央精神，田间安装了不少这样的高音喇叭，隔不远就有一个。通知是早、中、晚广播三次，一般都会连播好几遍，女播音员好听的县城口音在田间回响。因为传送距离不一，野外听来，就好像有几个人一前一后讲着同样的话。早起赶路的人草鞋踩着冰凉的露水，身上残留着被窝里的热气，脑子里迷迷糊糊，只觉得那种声音好听，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那时，人们空洞的激情无以寄托，高音喇叭是链接我们和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那些枯燥的新闻会让我们觉得心里很空，但过去了的，就成了最温暖绵长的回忆。
那会儿，四处大搞建设，经常可见一间间用破木板和石棉瓦搭建起来的民工棚。冬天的时候，它们顶上就会蒙上一层层的芦苇草，最高处还插着一杆红旗，在寒冬中迎风招展。那时候政治气氛浓烈，有些居民房和民工棚顶连了有线广播。而公社的广播是全村人注目的焦点，在放完《东方红》的开播曲之后，立即放小钢炮似的播送一条紧急通知。它们内容大致如此——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接县革委会通知，近日有一条黑色疯狗窜入我县，已造成多起人畜伤亡事故。公社革委会昨夜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１．全体社员同志们要百倍提高警惕，发现情况火速报告。
２．全社基干民兵立即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以鲜血和生命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３．今天上午八点各大队革委会主任到公社开会，布置有关打狗事项。
军人干部家里的广播也在播这条通知。那是一个镂刻着五角星的木头盒子，挂在灶屋的墙上，被烟熏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纸盆已经松弛，放出来的是一大堆含糊不清的沙沙声，嘟噜声，有时候干脆什么声音都没有，但过一阵又突然神经质地钻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尖利细小的声音。
二十多年前，电视看不上，我们这些小屁孩，就拎一块砖头似的收音机，用衣袖抹着鼻涕，啪嗒啪嗒地在街上晃悠。当年的收音机外壳没有现在那么鲜亮光滑，最流行的是自己动手做的仿红灯收音机。它内部是哥们儿用晶体管焊的，机壳是用木板粘的，红灯商标则是用红色有机玻璃雕出来的。只有那块玻璃刻度盘是要专门托人买的。那玩意儿，在外观上不细看简直和真红灯一样，加上椭圆形喇叭，每每放起，那洪亮的音色至今难忘。那会儿，人们连吃饭都成问题，不像现在，还能到ＫＴＶ里唱一下卡拉ＯＫ。小青年们也挺会算计，那一首歌下来还不得损失几斤小菜，所以只好窝在家里听听收音机。当时国内的电台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台为主，节目以新闻、政治学习、样板戏、革命音乐、小说、电影录音和广播剧为主，有对工人、对学生、对贫下中农、对解放军的专题广播，每次约半小时。最好听的是电影录音，在难得看到电影的时代，电影录音被做得十分精致。记得老爷子爱听粤剧，经常摇着脑袋瓜儿，咿咿呀呀地跟着哼将起来。看着他脸上少有的温柔表情，我们也在旁边搓着小手，乐得屁颠屁颠的。还有那乡下来的老阿姨，总是一脸诧异地问起：嗬，打哪弄了个小人儿，搁到这小壳子里？我们在一旁笑得喘不过气来。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的时尚记忆
七十年代的时尚记忆——自行车、电视机、上海货
因身处农村，十八岁之前我没有见过火车。村支书的儿子二蛋说它非常长，还会像马一样地叫，呼啸而过时能把你耳朵给震聋了。他说的时候用手抠着鼻子，眼睑朝上翻，小脸儿骄傲得通红。我当时一脸崇拜地看着他，那东西对我吸引力太大了，连做梦都想到隔壁村看一下火车。可惜那时家里穷，买不起自行车，所以那个愿望就一直搁着。直到有天听伙伴们说二蛋又尿床了，我就知道机会来了。这小子喜欢我们班上一个最胖的女生，我答应不把他那破事捅给那胖丫头听，他才不情不愿地把家里最破的一辆车借给我，还说好了只能用半天。后来，我终于看到了火车，它又黑又长，但开得很慢，恍惚能看到车里的人漫不经心的表情。果然，那玩意儿还会嘶叫，不过声音极惨烈，像被开水烫伤一般。好不容易弄来的单车真是破得不行，一路上掉了三次链，最后还是推着走回来的。回来之后很久，我们家也买来辆二手的自行车。那时候，买自行车要比现在买汽车还难，但它却一直搁在墙角里，偶尔用来驮一下谷子，我也再没有了看火车的心情。
在七十年代，电视机也是金贵得很，只有极少数领导干部家里才买得起。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是大伙集资买的，１４寸，小得可怜，还是黑白的。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摆在公社里，一来可以防贼，二来可以向邻村来的人显摆。每天晚上，７点钟一过，公社的大会场里就人山人海。电视机前晃满了人，因为人太多，挤不进去，大家伙儿只能竖起耳朵“听电视”。如果天气闷热，汗臭味就会熏得人发晕。那架势好像在开批斗大会，小板凳、竹席子、塑料薄膜全铺在地上，连成一片，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因为隔得太远，就常会发生这种状况，一人焦急地问另一人：“我听到枪响了，电视里那闺女怎么了？”被问者竖起耳朵，眉头紧锁，满有把握地答道：“死了。”旁边就有人跟着嚷道：“她不叫一声就死了？”“听说还是给一男的逼死的！”“真的？”“嗯，那还能蒙你？”到了最后，都不知道他们是在看电视，还是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对了，那时还特流行上海货，人们说起上海，就像谈论现在的巴黎。上海产的手表、服装、麦乳精、奶糖、的确良、丝袜、白球鞋，都是时尚生活的标志。那会儿能带上块手表，比现在有钻戒的人还得意，带的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经常故意捋高了袖管来炫耀。上海产的奶糖也是孩儿家最钟情的玩意儿，连掉在板凳底的碎屑，也要捡起来，再塞到牙缝里。还有上海来的的确良、灯心绒，都是女孩子眼里朝思暮想的高档货。到了七十年代末，纺织品又多了好多款式：夹丝膨体纱、涤纶草绿府绸、薄形弹力袜、仿烤花大衣呢、真丝软缎被面……看得你眼睛眨不过来。那会儿在孩子中最流行穿白球鞋，出门前我们总用鞋粉把它刷白，再不成就直接用粉笔灰往上面抹。有些摩登的女青年还穿起了丝袜，但给人感觉过于暧昧，得使劲用长裙子捂着，既想展露出来又害怕别人看见，那表情好像在宣称：“我美丽，但我依旧纯真！”
七十年代的报刊新闻养女为革命，不能要“彩礼”
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山西日报》
平遥县南政大队贫农女社员
张月娥
前些时候，有些人听说我的四女儿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就对我说：“月娥呵，还能让四妞按着素常打扮进人家门吗？快给孩子多要上几件好衣服吧！”我说：“有件随身穿的衣服就行了，要那些干什么？我不要，我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要“彩礼”，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是拿女儿做买卖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文化大革命”以来，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社会风气大变样。可是，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是很顽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利用人们头脑中残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和我们争夺接班人，寻找复辟资本主义的突破口。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头争，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万万马虎不得。
嫁女不要“彩礼”，一些当父母的就想不通。他们说：“养女十八九，没钱娶不走。”认为不要“彩礼”，就是赔了本。
赔本不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