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团队中的女人
美德能够取得成功。”
赵小兰被说成是美国梦的“活的事例”。也就是说，途径和机会每个人都有，美国社会不需要制度上的调整。与统计数字相比，少数几个成功的故事就显得苍白许多，统计数字不是“让人心酸的”，或者说以另一种方式“让人心酸”。2001年，根据劳工部自己的数据，职业女性得到比联邦最低工资更低的工资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非洲裔妇女低于最低工资的可能性更大。白人妇女的平均收入只是白人男性的75％；亚太裔妇女的收入更低。冶金行业的工人收入比纺织行业高，前者绝大多数是男性，后者女性占了压倒性多数。
赵小兰和她的同事说，歧视不可能被个人努力、种族、勤奋工作以及“性格”这些力量所克服。反对者宣称，所谓旨在对抗当代的歧视性行为，弥补数百年来奴隶制、驱逐以及剥夺公民权的流毒的“赞助性行动”，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一种耻辱。他们说，这甚至能损害一些少数民族。他们说，你也能猜得到，例如按照这种观点，亚裔美国人，具有相似性，都干得很好。
这就是赵小兰对克林顿总统阐述的观点。1997年，赵小兰，连同琳达·查维兹和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此人是加州非洲裔美国人大学的校务委员，领导了加州要求禁止赞助性行动的运动），发起了关于种族和民族的公民倡议，以此来挑战总统关于种族的有关倡议。这个公民倡议除了提供给有权势的有色人种一个反对赞助性行动的媒体平台之外，几乎什么都没做。在同年12月，他们会见了克林顿总统。赵小兰，此时已经是一位有权势的成功女人，声称像她这样的亚洲人发现进步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侵略性。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她开玩笑说，“我们在学习规则。该死的，他们针对我们改变了规则。”这不是党派的立场，她的故事和她的生活也毫无相似性，但是没有一个记者说贬低性的话。
第三章长女如子 赵小兰（2）
和琳达·查维兹、阿比盖尔·瑟斯特罗姆（Abigail Thernstrom）以及莱恩·切尼（Lynne Cheney）等人一道，赵小兰也加入了反女权主义的阵营。当时这个阵营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已经没有了老派的反对平等权利法案的菲利丝·施拉夫利。伴随着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的争论，遭受挫折的右翼女性创建了独立妇女论坛（Independent Women’s Forum）。该组织时髦、漂亮、亲媒体。资金来自同一家资助过沃德·康纳利反赞助性行动的基金会以及传统基金会。按照1994年度基金会的记录显示，独立妇女论坛从卡萨奇基金会（Carthage Foundation）收到了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布莱德利基金会（Bradley Foundation）给了他们4万美元，做出了一个保守派女性的媒体目录以把她们推向媒体。
新闻记者，被强制 “平衡”报道诸如性骚扰、赞助性行动、报酬差别，已经习惯了在采访中既找一个“全国妇女组织”或“早九晚五”组织（一个关注工作环境中问题的组织）的代表，又找一个“独立妇女论坛”的代表作为“反方”。尽管这些组织并不是同等重要的组织，但是在媒体这样看。前两个组织都包括了数十，乃至千百个付费的会员，而后者只是有几百个精心挑选的女性头面人物组成。独立妇女论坛不提供除了媒体服务之外的其他服务。它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该组织声称，脆弱和个人才智的不同可以解释性别差异问题。她们说，妇女的贫穷是因为她们选择了贫穷，“不信看看我们”。
难道是赵小兰误解了自己的家庭史？正如一位头版新闻的作者写的那样，她曾经有几次“弄混”诸如在美国土地上的第一个“落脚点”：她对《洛杉矶时报》说是洛杉矶，后来又跟《纽约客》说是纽约。1991年一家企业的记者问赵小兰，为什么她自己不当和平队的志愿者，给予那些发展中国家专业性的关注。她回答说：“如果你是一个少数民族背景，你就有义务养活家人。”赵的意思可能是说，帮助家人在西切斯特铺路的事情。但对于一个得求着父亲让她暑假打工的女孩来说，这好像有歪曲事实之嫌。
曼荷莲女子学院的工作人员和毕业生早已厌倦了她无休止地重复“努力工作”是取得成功惟一合法途径的论调。她们说，在她的事例中，这种说法就不正确。布什任命她担任劳工部长不久，校园里关于她的事就传开了。许多人都说，在她毕业那年，赵小兰被指责剽窃。她们进一步说，由于有“权势人物”过问，她才最终拿到了学位。赵小兰的三名同班同学愿意非正式地谈论此事。一位曾教过赵小兰的教授说：“你所说的事我很清楚，但是我不愿意谈论这件事。”赵小兰自己不愿意回答关于这件事，而学校引用了学生隐私规则，既不肯定也不否认这件事。赵小兰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曼荷莲女子学院毕业典礼的名单中；赵小兰办公室拒绝解释原因。这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许多人看起来不愿意或者害怕谈论她们知道的事情。
对赵小兰非常适合，公众的不了解对于她以及她的同盟者很有好处。他们只说她原本是个8岁时还不会说英语的小女孩，其余的都是事先就有的陈词滥调。“亚洲移民”让人联想起的故事和赵小兰的都不同。例如这类故事里不会有航运董事，更不用说是一个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有密切关系的航运董事了。
索尼亚·沙阿（Sonia Shah）是《龙夫人：喷火的亚裔美国女权主义者》一书的作者，她指出：“赵以其隐晦的政治身份掩盖了右翼立场以及强硬的公司思想倾向。”事实上，赵小兰是一位专家，富有经验和资力，在劳工部为发展一定群体的利益而服务。这些利益属于资方，而不是劳方。她曾先后担任过西北航空公司、克劳洛克斯公司（Clorox）、都乐食品公司、纳斯达克公司（NASDAQ）以及HCA保健公司的董事。她以及她传统基金会里朋友的目标是使得劳工部变得对资方更友好。对于80年代的“发射”进行的第二次“加速”中，新右翼的计划不但削减了预算，取消了管制部门的权力，而且重新进行了改组，使得机构更适合达到新的意图。
2002年8月，赵小兰与美国立法交流理事会（ALEC）交流了她对劳工部前景的意见。美国立法交流理事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极右翼立法者的团体。她开始为削减劳工部的预算欢呼雀跃，2003年美国劳工部的预算削减了7％。她说，精简机构是一个“胜利”，暴露出这个部正在干的蠢事。她提到了“限制棒球球童使用童工，要求加强救国军摇铃人的工作时间限制，派联邦健康和安全调查员到在家工作的人家里调查”。如果只凭几个琐碎的事例就想说明问题，那么很容易认为联邦童工保护、工资及劳动保护法规都很愚蠢。多年以来，传统基金会就是用这些例子，来建立人们对这些基本法的反感。
赵小兰没有对美国立法交流理事会谈及“关闭”劳工部的问题，她说的是“改造”。她想把劳工部变成所谓的“工作场所部”，尽管权力的差异仍然存在，关于工人与经理、老板和雇员的区别将被忽略。她的丈夫在参议院里也是这个论调。她想要把劳工部从一个劳工的代言人，变成工会的监管人。
赵小兰提出的预算，一方面削减了用于健康及劳动安全保护法律、童工法规以及最低工资的执行方面的资金；与此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对工会监管和调查方面的资金。实际上，每一个与生活有关的领域，如在环境、贸易和民权领域，白宫都激烈地反对进行规范（这包括了空气及水的质量、食品安全以及商业行为），但是在有组织的工人力量方面却不同。2001年12月，劳工部颁布了新的规章，要求工会开列详细的开支清单，包括对2000美元以上的开支，每一项用于组织工人、罢工以及其他立法和政治活动的花费。
数量较多行业工会提交的报告将被与数量较少的政府提交的报告进行比较。“9·11”事件后，紧接着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人数达到了70万，赵小兰的部门负责对大规模的失业情况进行统计，报告每月解雇员工超过50人的公司的数量。如果这项统计工作是有效的，航空业的解雇雇员的统计数字将接近10万人，这些人不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即使白宫的游说人通过积极有效的游说，为航空公司争取到150亿的紧急财政援助。赵小兰在西北航空公司的朋友就在其中。自2001年开始，失业人口增加了160万，“不在岗”的人数增长到400万。
第三章长女如子 赵小兰（3）
在矿业安全方面，当联邦政府的最高监管者嫁给了共和党的第二号人物之后，想给“利益”冲突下个定义也变得困难。这可能是非法的，但是很可能对矿工不好。助理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纳的资金捐助人包括了一些美国最大的煤矿公司。一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杰夫·扬（Jeff Young），收到了一次会议未编辑过的记录，这次会议的双方是联邦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MSHA）的工作人员以及煤矿经营者罗伯特·莫瑞（Robert Murray）。莫瑞就是麦康纳的竞选捐助者之一。根据扬的报告，莫瑞多次威胁，要通过他煤矿管理机构的行政权力解雇联邦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人员。
莫瑞对联邦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代表说：“米奇·麦康纳说我是美国最好的五个男人之一。而且最后要说的是，我核对过，他和你们的老板睡一张床。”扬说他怀疑，公众如果听到煤矿公司的老板如此施加压力，是否会感到奇怪。但他相信“他们可能会对如此有特色的语言感到奇怪”。更重要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此事中，受怀疑的检查员被从莫瑞的煤矿调走。联邦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否认了政治压力起了作用。
尽管赵小兰宣称深切关注工人家庭，她却从来没有访问过柯瑞克（Quecreek）的矿工。2002年，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柯瑞克的九名矿工经历了最后的挣扎，他们使用过时的地图进入了不受工会监管的煤矿。在77个小时里，他们的家人苦苦等待、经受煎熬，等待救援工作的进展。赵小兰深知自己在其他事件中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因此始终没有露面。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副局长的戴维特·麦卡蒂尔（Davitt McAteer），说至少这一点是赵小兰犯得最轻的错误。
麦卡蒂尔说：“这时人们最关注的营救。”但是最后，行政当局居然回避召开一次公众听政会。麦卡蒂尔认为，做出不举行听证会的决定很“愚蠢”，因为“本来可能在公众心里赢得良好的印象”。而且，听众会可以让联邦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官员，有权发传票获得煤矿公司的文件和证据。这是找出柯瑞克事故发生原因的最好途径。麦卡蒂尔考虑后说；“这个部门中的一些人看来在掌握公众的反映方面存在问题。”他说，现在预期关注如何帮助矿主，在法律上咬文嚼字，不如迫使他们执行安全和健康的规定。在布什政府上台前不久，麦卡蒂尔就被重新安排了工作。现在接替他工作的是戴维·劳瑞斯基（David Lauriski）；他认为麦卡蒂尔是大错特错。他告诉媒体说：“我认为大家都忘记了我们的使命，是减少伤病，而不是写传票。”劳瑞斯基承认他的部门已经在一些领域削减了预算。但是“并没有减弱执法力度。我们还是依法办事”。煤矿的死亡率，按照他的说法下降了。
但出现了关于军火贸易（如和平维护者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等）的和平论调时，也出现了关于劳工部的“灵活性”、“选择权”以及“自由”（减少传票）的有关言论。人们感到宁愿去面对这种言论，也不想听之任之地面对一个“浓缩”了个人成功的理念，认为即使最地下的美国人也能够赢得权力和影响的女人。
几乎是刚刚接手，布什政府就取消了已经酝酿了12年的工作场所安全条例。这项条例的制订工作从伊丽莎白·多尔开始，经过了对人体工程学保护监管的调查，在2000年最后一刻由克林顿总统签署。布什的班子大笔一挥，宣布这项条例无效，依据一项规定模糊的国会规则而作废。没有辩论，也没有书面文件。为保护血汗工厂、肉类加工厂、计算机工作以及其他需要长时间重复机械劳动的工人，而通过艰难困苦赢得的条例。赵小兰辩解说，这些条例应该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