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相信中国

双方是平等的，不会让小国颜面尽失。即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与不负责任的欧美、日本相比，中国也是稳定的核心，这一点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得到印证了。同时，一个强大的中国会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和经济承受能力，这同时也是亚洲经济的防波堤。对世界而言，有多个经济核心要比只有美国一个经济核心好，这更容易化解风险。
　　还要让亚洲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欧洲诸国崛起为全世界带来了殖民主义，日本和德国崛起为世界带来了战争，美国和前苏联崛起为世界带来了冷战，而中国崛起将会为世界带来和平——因为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这对亚洲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亚洲除日本外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为它们提供了质量和日本、美国商品一样好的东西，但价格十分低廉。中国发展的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尤其对亚洲正走向工业化的小国来说这点很重要，中国需要各种各样的商品，从自然矿石到法国香水，从马来西亚的硬盘到欧洲的空中客车，只要你能制造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市场。中国的市场相对开放，如中国和东盟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就比欧美市场的百般刁难要好得多。即使对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来说，中国分流利益的做法同样有效，日本自签订广场协议后就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而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挽救了日本，日本凭借出口中国的贸易额大幅增长而走出困境。即使对骄傲的跨国公司而言，中国同样可以用市场教训它们，据估算，如果失去中国市场，三星、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这些公司的营业额都将缩减20％。这就是巧妙运用财富的威力，并且当它与武力同时运用的时候效果会更佳，如同非洲的一句谚语——当你手持大棒而温柔说话的时候，你将随心所欲。


大外交


　　——丘吉尔有一个当演员的女儿萨拉，她曾经嫁给了一个剧院杂耍演员魏克？奥里夫。但丘吉尔一直很讨厌这个女婿。
　　一天，丘吉尔和这个女婿碰到了一起，奥里夫问丘吉尔在二次大战中有没有最敬佩的人，是谁？
　　丘吉尔出人意料地说：“当然有，就是墨索里尼。”女婿惊诧地望着他，接着丘吉尔又不紧不慢地说：“他有勇气枪毙了自己的女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在1944年以叛国罪被枪毙。）
　　——在亚洲，谁都知道中国人尊敬的是丘吉尔而不是墨索里尼，因为他是睿智的和平捍卫者和理智的同盟者。


阿拉伯人：文明冲突中的盟友（1）


　　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世界。将有六大势力存在：美洲（盎格鲁？萨克逊联盟），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白人英语国家和南美洲及海洋中的一些西班牙语国家；东亚，包括中国和日本及印度，而东盟很可能将解体，分属到美洲势力、东亚势力和阿拉伯势力中去；阿拉伯势力，这是一个在真主和石油名义下存在的势力集团，现代基督教国家的入侵不能改变什么；俄罗斯势力，包括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及东欧斯拉夫民族国家，只要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俄罗斯必将要求划分势力范围；黑非洲势力，它现在的问题是落后与混乱，并且缺少一个坚强的核心大国，但这种局面不会长久，必然有一个国家将主导黑色非洲，但两端的埃及和南非很可能不是这个角色的候选人，它们分属阿拉伯集团和盎格鲁？萨克逊集团；欧盟势力，法德轴心是这个联盟的核心力量，这个联盟也是目前实力仅次于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势力，而两者之间是较为亲近的，无论从历史文明还是人种上都是如此。
　　在这样的未来国际社会中，再现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将是未来国际政治的主题，其实人类国际关系史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有时不过是在新技术文明的层面上重新上演千百年前的历史剧而已。在这六大势力中，黑非洲要形成独立的势力集团还需要至少一两代人的时间；俄罗斯是一只双头鹰，它的国策就是永远在东西方之间寻求既得利益；欧洲是一个独立的势力中心，它是未来世界中的三根支柱之一，也就是说它既是战略盟友也是战略对手，这完全看世界的形势了；只有阿拉伯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会一直是我们的朋友。它会是这样一个朋友：当基督教国家主导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是我们在文明冲突中的忠实朋友；当盎格鲁？萨克逊联盟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时候，它会是东亚和欧洲共同的朋友；当美国在我们周边全力部署战略力量的时候，它是我们良好的地缘战略选择；当西方拥有世界财富的时候，它是我们进行经济角逐的后方；当欧洲和美国几乎控制了世界所有领域的时候，阿拉伯世界是唯一控制能源战略的地方，而我们的经济离不开石油。
　　从历史文明的角度来看，阿拉伯文明是世界三大文明之一，它具有文明间对抗所需要的所有底蕴。自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开创穆斯林革命以来，阿拉伯世界曾引领世界数百年时间，这是一段辉煌的历史。这场革命奠定了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支柱——《古兰经》和阿拉伯语。语言是文明的载体和象征，而经典古籍则是这个世界的思想与秩序的基础。《古兰经》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它相当于中国的《论语》、基督教世界的《圣经》，它既是一部关于信仰的经书也是一部关于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的法典。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在此之后不久，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就创立了，这个帝国无论是实力还是发达程度都相当于东方的大唐帝国——它们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两个大帝国。伊斯兰教同样是一种外向宗教，在阿拉伯人同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角逐中，阿拉伯人的意志坚定，其军事能力优秀，但唯一与他们不同的就是在征战中，阿拉伯人更愿意用宽容的宗教精神对待占领地，如阿拉伯人很少对占领地进行大屠杀，也很少用武力威胁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也很少用掠夺式的税收制度赚取当地的财富。而只是要他们缴纳一定的赋税。甚至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拜占廷帝国的伟大神学家大马士革？圣？胡安几乎是在阿拉伯帝国的国度中生活了一生。
　　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来，阿拉伯世界很快就成为一个拥有从地中海到喜马拉雅山的广阔地域的世界。这里实际上是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一个可以连接东方的中国、日本和印度，西方的拜占廷、法兰克、埃及，北方的俄罗斯、中亚草原的地带，古老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将当时世界联系起来的阿拉伯之路。阿拉伯世界同样也是一个纷争的世界，这使得阿拉伯世界在多数时间里都是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但这并不影响阿拉伯文明在当时世界中的统治地位。
　　但阿拉伯帝国却没能像唐帝国那样得到继承，它庞大的领土此后一直处于四分五裂中。但由于阿拉伯帝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正好处于欧洲和东亚两大文明之间，所以这个帝国的存在很好地将东西方连接在了一起——如果以阿拉伯人的眼光看世界，甚至可以说从阿拉伯帝国时全球化早就已经开始了。
　　如同在热闹的集市上一样，阿拉伯人实际上处于当时人类文明世界的十字街头。尽管分裂多于统一，但自公元8世纪开始的400年时间里，阿拉伯人仍然达到了全盛时期。
　　首先，他们有了一个良好的统治模式——尽管阿拉伯帝国在8世纪还是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中，远不如同时代的唐帝国。但他们已经开始准备抛弃这些了，他们对待奴隶已经很宽容了。
　　其次，他们创造了最有效率的数字体系，尽管这种灵感可能来源于印度。欧洲大概此后1000年才开始广泛使用这些数字，而中国直到1840后才开始使用这些数字。这些数字就是今天的数学基础。
　　还有就是阿拉伯人的医术实际上与我们不分伯仲，甚至在有些方面要优于我们的传统医学。中国人的医学与阴阳理论是一统的，阿拉伯人也强调协调与平衡，盖仑学派和希波克拉底学派是阿拉伯医学的两大原始派系。中世纪的阿拉伯医学同样像现代医学一样，把医学分为理论研究部分和临床实用部分。在理论上和中国一样建立了矛盾统一的医学观念。在实际应用上，阿拉伯医生实际上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如阿拉伯人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草药知识，这些草药知识经过阿拉伯人与唐帝国的交流，逐渐流传到中国，如唐帝国就将这些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草药统称为“海药”（主要是阿拉伯航海商人从海洋带入中国的），这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草药知识——唐代已经有专门的政府人员整理、记录这些草药。


阿拉伯人：文明冲突中的盟友（2）


　　伊本？纳迪姆（ibnal’Nadim，公元？～999年）在《科学书目》中还记录了著名医学家拉齐（公元865～925年）帮助一位中国医药学家的故事。阿威罗伊、阿维森纳和拉齐三人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最负盛名的三大医学家。当时的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唐称之为大食）有着频繁交往，几乎涉及各个领域。李约瑟（1900～1995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就记载了这个故事。一位中国医生来到巴格达，并住在当时著名的拉齐家里，拜他为师，学习多年。在回国之前请求拉齐允许他将古希腊医学家盖伦的16卷医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并带回中国。
　　同世界其他文明一样，阿拉伯人也羡慕长生不老，因而也有炼丹术，并且也有同样的结果——没有提炼出金丹或者金条，而是开创了化学。阿拉伯人在此方面的贡献是砝码和一些染料。欧洲人羡慕地说，阿拉伯人用砝码就能区分出是羊奶还是牛奶（同等容积下密度不同重量就不同），是芝麻油还是橄榄油，还能区分出各个地方的宝石。
　　天文学也是各个文明较量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既然阿拉伯人占有地利，那么为什么不加以利用呢？阿拉伯人从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波斯人和中国人那里学到许多天文知识，也作出了自己的智慧总结。利用阿拉伯在地球上的低纬度位置，发现了许多新的星体，今天的许多星体命名就都有阿拉伯语含义，如辇道增七星、织女星、毕宿五星等。阿拉伯天文学者比鲁尼就写了一本利用星空占卜的书，即《占星入门解答》。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地球可能是绕着太阳运转，因为这可以合理解释一些天体现象。
　　阿拉伯帝国和当时唐帝国的交往同样也促进了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发展。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曾经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大食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长安，唐帝国的文化是很开明的，并不限制异教的传播，唐高宗允许穆斯林使节在长安修建清真寺。双方来往频繁，见于我国史书记载的，仅唐代阿拉伯人的使节来到长安就达37次之多。安史之乱暴发后，公元757年唐朝向大食求援，大食即派遣数千军兵帮助平定安史之乱，这些人后来也大多留在了中国成为中国回教徒的先人之一。公元8世纪中叶，相比之下，中国外出的旅行家较少，但也有几位较著名的，如《西游记》的背景人物玄奘（他主要是去印度），还有中国的杜环去过阿拉伯地区，他的足迹一直抵达到北非的摩洛哥，并且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本游记，即《经行记》。阿拉伯人旅行家来中国的就比较多了，如伊本？白图泰（公元1304～1369年）就是最著名的一位摩洛哥旅行家。他在21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摩洛哥的丹吉尔，此后一直游历了30多年。他从摩洛哥开始一路向东走去，先拜访了北非的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城市，包括撒哈拉以南的东非。然后到达了西亚的拜占廷和中亚草原，再一直向东，先后到达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最后到达中国。先后到过泉州、杭州及元大都（北京）。在元大都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伊本？白图泰返回摩洛哥，口述了他的整个旅行过程，即《伊本？白图泰游记》。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部地理与文明的记录，他向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揭开了东方的神秘面纱。除了伊本？白图泰这样的旅行家，由于中国和印度、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庞大，航海技术的逐渐成熟，使海上贸易逐渐取代陆路贸易，因此有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海洋贸易大约兴起于公元9世纪初。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与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曾由巴士拉与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