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上海滩
注重信义，不久就声誉鹊起，生意兴隆，家资巨万。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人生（2）…（图）
郁泰峰是郁遵堂之子，郁氏家业传到他手里时，仍是兄弟联手，不过是与他的堂兄郁竹泉一起，两人将船业作了进一步拓展，创办了后来声扬海内外的“郁森盛”沙船号，拥有船只200艘，其中大船80余艘，承办海运、漕运等任务。并创立商船会馆，竹泉任总董事。此外郁氏经商有道，除沙船业外，进行多元化经营，开设钱庄、商号、典当以及酱园、豆麦行等。其中光钱庄就有100多家，成为上海首富。郁家店铺便及县城。 郁泰峰是一个儒商，继承家业前，是个读书人，清道光年间的贡生，在家手不释卷。与堂兄合营沙船业后，仍然酷爱书籍，并且一身喜好读书，他曾花银10万两之多，搜集历代名著典籍约50万卷，建造了“宜稼堂藏书楼”，又选其中宋、元佳本，亲自校正，编纂《宜稼堂丛书》六种64本，计229卷，因而名闻大江南北。晚年时经清政府批准，与同行合作制机铸银圆，分一两（九八规元）及半两两种，是中国最早之商铸银圆。 小刀会起义时，郁泰峰目睹起义军的作为，居然衷心拥护他们，并曾出资购粮救济县民，贫民们感念他的恩德，作歌谣称颂。小刀会失败后，清政府因他资助义军有嫌疑，处罚银20万两修葺毁损的上海城墙。郁泰峰于咸丰十五年，把上海县南半城加固修葺并加高三尺，因此人称“郁半城”。
此外，郁泰峰不遗余力地培养英才，请求清政府每科为上海县学增加十名秀才，由此人称他为“郁家秀才”，还为他建牌坊。他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出资经营同仁辅元堂等慈善机构和设立育婴、普育清善堂。 如今走入南市的乔家路，这座具有明、清建筑特色的郁家老宅里，还居住着郁泰峰的第六代传人。这是一个记载着很多往事的院落。郁家后人说，当年出入郁家大院的，不是大官就是巨商。郁泰峰儿子郁荣培迎娶杭州巨贾“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女儿时，其嫁妆用船在军舰保护下，由长江进入黄浦江至十六浦码头上岸，吹吹打打的队伍约有二三里长。郁家大院在各个历史时期还掩护过历史人物、革命志士。抗日战争前，邹韬奋为躲避特务的搜捕，曾秘密来大院养病。郁家曾利用大院幽深隐蔽，为地下党刻制印刷各种宣传文件。 清代，上海沙船业的巨擘有“朱、王、沈、郁”四家。朱家居首位，“家资敌国”，人称“朱半天”。郁氏船行，主要以郁松年、郁纯熙等家族为主，以经营从事海外贸易为主，将中国的货物运到日本、爪哇、安南、菲律宾等地，再从这些地方办货运回国内出卖，最盛时拥有沙船一二百艘。同时广设商号、钱庄，发行的钱票广泛流通市面。是清代咸丰年间的沪上巨贾，人称“郁半天”。沙船商郁润桂以善经营居积，拥有沙船70余艘，雇工2000多人。沙船商郁纯熙曾投资招商局一万两白银。
很多沙船商从沙船起家后，逐渐开始多元化投资，或开设钱庄，或投资房产，或开设商行，自营自销。用自己的沙船载运自己采办的商品，在北方低价买进货物，运到上海高价出售；再在上海等地低价买进货物，运到北方高价出售。往返一次，做两笔生意，以赚取地区间的差价。也有一些沙船商，通过运营沙船积起首桶金之后，干脆改换其他行业的，如久大沙船号的镇海籍商人李久亨，清道光年间，在上海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字号，拥有沙船10余艘，码头1座。到同治年间，将沙船资本投入钱庄业。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寂没（图）
木制的帆船终是抵不过内燃机的动力船。每天每年递增的外籍船都在逼迫着沙船寂没，但是只要漕运权还在沙船商手里，也许沙船还能继续，咸丰六年（1856年）清政府也曾作出有利于沙船运输的规定，即不准外国商船贩运中国东北大豆，史称“豆禁”。在“豆禁”保护下，上海地区沙船凭借承运漕粮的收入和相关的优惠待遇（低课税、增加水脚银），得以维持经营，仍具有较强实力。 然而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为取悦西方列强，“以结其心而资其力”（同治《筹办夷务始末》），联合抵御太平军，取消了“豆禁”。于是“数千只沙船尽行歇业，数百万家资之船户，亦为贫民，其舵工水手，更无生计”（同治《筹办夷务始末》）。上海街头时而可见沦为乞丐的原沙船水手。此时，上海地区沙船已由二三千艘锐减至不足四五百艘。一部分沙船商以“诡寄洋商”（将船所有权转外商，以外国商船名义经商）方式勉强维持。也有部分沙船商（如朱家）投资于外国商船。 以后随着近代轮船的兴起和沿海定期航班及不定期货运的开设，沙船业更趋清淡。到上世纪初，上海地区沙船已不满50艘，逐渐被火轮取代。极少数沙船沿用到30年代，在淞沪战争中毁于日军炮火。 沙船已经沉寂在了历史的脑海中，没有多少人知道就是这一只普通的平底船，载来了万国的货物，也载来了一个极度兴盛的集市。 2004年岁末，当十六铺码头定向爆破成功的那一刻，对着这个历史镜头，上海市民表示了更多的沉默，他们送走了一个时代，一个无法言说的时代。祖祖辈辈，多少人，从这个东方大埠走上岸来，背着一地的辛酸、悲情与喜乐，就像当年盛世沙船归于寂灭一样，不知道是伤痛还是喜悦。记忆在那一刻停住了。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繁华十六铺（图）
在这里，你听得到各式的吆喝，买得到各地的特产。铺头纷纭的异地方言里，你听得到移民四溢着他们的各式梦想；街口匆忙的脚步中，你体味着无人注目的冷漠和挣脱束缚的松弛。你身上所有的过去的痕迹，在踏上这里的一刻被完全洗去，仿佛是一次重生，在陌生的地方开始找你想要的，和以前不同的生活。或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里的节奏那么快，市井那么复杂，市道起落那么大，很可能你失败了，甚至迷失了。但是你试过了，即使后悔，也胜过对着空气缥缈的唏嘘。也有可能，你成功了，就像很多别的成功的故事一样开始在这里流传，它的开始就在你踏上十六铺的一刹那。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十六铺码头的来龙去脉（1）…（图）
西方人说，是他们，把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个大都市的。自负得意地炫耀着的时候，他们忘了在1832年的夏天，两个英国人躲在吴淞口的芦苇丛中整整一个星期，观察着计算着，在这七天内，有多少帆船经此驶往上海，琢磨着估量着，这个地方值不值得英国以武力打破当时仅在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的限制。如果当时的上海不过是一个人口寥落的小渔村，英国人为何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选择了这个点来落实他们的调查，而他们上交的报告里的数据和结论又如何让议会决定了对这个地区的野心？将上海贬低成一个小渔村，实在有点小觑了他们的前辈的眼力和判断。事实上，当时已有人认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甚至可能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而乾隆年以后的十六铺，是中国和东亚最大的码头。 十六铺的名字来源于古中国的城市沿街设铺的传统。旧上海县把城厢内外的街市商业地带规划为“廿七铺”，一共二十七个市铺。以清朝初年东城最繁华的姚家弄一带为“头铺”。再往东，靠大东门里一带是“十五铺”，至黄浦，北起小东门大街，南到董家渡大街就是“十六铺”，城厢东郊的万商辐辏之地。 明朝的海禁一度沉寂了黄浦江畔，到乾隆年间，海运恢复，上海作为“江海通津”的胜景又重现于东门外。在中华帝国的贸易地图上，和中国有交往的世界被分为“东、西、南、北”四洋，上海则是交通四洋的圆心。从广州来的“广船”装的是大大小小的“西洋”货，有安南、暹罗的木材和珍奇动物，波斯的香料，西欧的钟表眼镜等器物；福州来的“闽船”装的是“南洋”货，有中国台湾、爪哇、马六甲的糖、燕窝、海参、桐油、银元等；从宁波来的“宁船”装的是“东洋”货，主要是日本关西和九州的铜和铜器等；还有一种天津卫来的“卫船”，装有山东、满洲、高丽出产的大豆、油饼、食油和杂粮等，称为“北洋”货。
广船和闽船比较高大，吃水较深，适宜于在东海、南海的深水海面航行。上海地区的沙船，船底较平坦，吃水较浅，适宜于在黄海、渤海等滩涂沿海浅水海面航行。南船不能北上，而帝都建立在北方，对南方物资的需求，使得上海的枢纽作用日益重要。航行轻捷、安全的沙船早在元代就被朝廷选作南北漕粮的运输工具，当时的上海人张和朱清大造海船，将原来从运河北上的漕粮改从海上运输。从此以后，上海地区沙船建造技术的先进、“南北物资交流，悉藉沙船。南市十六铺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的局面和上海的繁荣就这样相辅相成。“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十六铺的重要，不仅在于外向的沿海和远洋运输贸易，还在于它能够连通内地的“江、河、湖、海”。长江是中国通航距离最长的河流，西向直达“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吴淞江可抵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南北通航距离最长的河流，中央王朝的经济命脉。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文化的精华地区，苏松熟，天下足，生产力、购买力最为旺盛。长江口外的东海，水产丰富，宝山、崇明、舟山、嵊泗的舟船交通甚为频繁。处于这样襟江带海的地理条件中，“十六铺”成为中国沿海运输和贸易的中心似乎是必然的。当十六铺架设的航线，比传统的江南陆地交通更为便捷的时候，它带来的来自苏州、常州、无锡、宁波、绍兴人的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了上海邻近县份如青浦、昆山、嘉善、嘉兴移民的数量，形成了上海人口结构颇为反常的变化。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十六铺码头的来龙去脉（2）…（图）
当时，十六铺的姿态是倨傲的，好像中国皇帝说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彝货物以通有无”的口气。它的背后，是强盛、富裕的中华帝国的江南行省。它面对的“东、西、南、北洋”历来是中国的朝贡地区。进口的货物，确实算不上当时国人的必需品。相反，从江南地区、长江流域，经过十六铺的船只运往“东、西、南、北洋”的货物如棉布、绸缎、成衣、瓷器、竹器、家具、茶叶、书籍、绘画、工艺品等，倒是含有很高的技术、文化和观念附加值。 所谓“以港兴市”，十六铺的码头和街市连为一体，据嘉庆《上海县志》上海县城街道图：东门外，沿黄浦，有“会馆码头”、“竹径码头”、“大码头”、“新码头”、“王家码头”、“董家渡码头”，从城北一直密密延伸到城南。码头的西面，至城墙下，按行业分出了一条条细小的专业市街。大东门外南北向有“内篾竹街”、“外篾竹街”，曾经是竹木器专业街；“豆市街”专做米豆杂粮等北货生意；“花衣街”做棉布、棉花生意。此外还有“洋行街”，做的是广货、南货生意。“咸瓜街”后来专营桐油、药材等南北货。十六铺的兴起让上海的城墙早在它被拆除前就已经在概念上被推翻，这不再是一个中华地图上的普通县城。走在街上，你听得到广东话、福建话、宁波话、山东话，甚至外国话；你买得到各地小吃，看得到各式举止风俗。忽略行人脑门后的辫子和身上的大褂，将市政建筑格局淡出你的视线，抽象出来的这个地方，移民甚多，步履匆匆，生意兴隆，机会遍地都是又稍纵即逝，有人抱怨着人情冷漠，也同时感到了身心俱醒的自由，这熟悉的一切分明就是现在的上海的底色。十六铺造就了这样的一个上海，而这个上海，让东方和西方殖民地商人垂青有加，急不可待。
大量的外来人进驻，带着他们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带着各自复杂的背景，还带来各色人等的百样营生。潮州人买卖鸦片，福建人引入花会赌博，苏州、扬州人带来妓院，还有地下的青、洪帮会。十六铺里往来的人潮，在流动的匆忙中留下了复杂难解的社会关系。用旧地方官上报中央的公文字眼，这个地方“商民刁滑”，“市井繁剧”，难以治理。但这样的地方也往往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成功故事。在“十里洋场”，一个拎着硬壳箱子来到这里的瘸子后来在黄金水岸建造了最为豪华的花岗岩大楼；而在十六铺，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后来成了上海帮会中最显赫的人物，纵横无阻。如果说租界是冒险者的乐园，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