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

就像要文盲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绝对是永远也读不懂的天书。政治真是一门太深奥的学问，不知不觉就被人卖了而且还要起劲地帮着卖方数钱，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批林批孔结束已经有一年多了，庆幸的是目前王为仁还没有秋后算账，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平静。铁戈还经常嘲笑何田田太胆小，老铁我到现在不是一点事也没有吗？何田田却说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永远要记住一句话：狗走千里吃屎，狼走千里吃肉，那是本性使然。眼前是没有机会，一旦有了机会王为仁不动手整你们那才是鬼变的。但铁戈就是不相信，他认为自己大不了就是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王为仁还能把自己怎么样？铁戈是一个犟种，又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所以铁夫常说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还不回头。何田田则以她女性的细心和直觉预感到总要发生什么大事，但她自己却又说不明白。她从姜军身上感觉到了政治的可怕，不想参与政治，她深爱着铁戈，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文化大革命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恐怖环境里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就不错了。

终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到了，它看起来是由一个偶然的原因引起的，结果导致一连串灾难性的事件发生，株连了一大批工人和下放知青，其实这是得罪了当权派的必然结果。

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铁戈突然收到左子海的一封来信，信很短，只有一句话：

“铁戈兄：近好！

立十、广奄已住院，你身体虽好，还望多多保重。

子海

七月二十一日“

铁戈一看就知道辛建和石庵村出事了，为了弄清情况他看完信马上请了探亲假，连何田田都没有告诉匆匆忙忙地搭厂里拉货的车回红州。上车时他看见王为仁也上了吉普车，车一发动便绝尘而去。对于王为仁的离去铁戈并没有多想，也许这是正常出差。

到了红州，铁戈顾不上回家径直往附小跑去，因为左子海在那里代课。

一见面左子海拉着铁戈进了自己的卧室。

铁戈迫不及待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左子海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听郎超雄说十九号晚饭后他到石庵村那里去谈修改《论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事，厂里的工人告诉他石庵村昨天晚上十点多钟被公安局抓走了。郎超雄一听就急了，赶紧到辛建家，正好碰见季建设。季建设说昨天晚上十二点钟他和辛建一起下夜班，辛建刚到家连门都没开就被几个人按在地上，辛建大喊：‘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我？’季建设看见四个人铐上辛建，塞进路边的吉普车就开走了。”

“公安局凭什么抓人　？http：//87book。com石庵村、辛建不过是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嘛，又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铁戈还在想批林批孔的事。

“你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左子海用食指顶了顶啤酒瓶底似的眼镜说：“郎超雄当天晚上就赶到我这里说了这些情况，我当时惊呆了。郎超雄说七月八号通山县的乔小平到辛建家来了，一住下就不走，而且连街都不上，整天躲在房里。辛建问他怎么有空到红州来？他说通山的龚瑾六月三十号被抓了，他跑出来躲风。”

“龚瑾是谁？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铁戈问。

左子海说：“我没见过，听辛建说龚瑾是通山县反潮流战士的一号召集人。乔小平的爸爸曾经是通山县公安局长，后来又调到法院当院长，是乔小平爸爸的老部下告诉他龚瑾被抓的事，这样乔小平就跑到辛建这里来。郎超雄听辛建说了这些情况，马上意识到事情不好，想了一下对辛建说：‘你告诉乔小平，就说你住的地方最近出现了一些不认识的人，可能是公安的便衣，把乔小平吓走。这叫赶乌出笼，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然会把我们都带进去。’”

铁戈又问：“七四年我在辛建家里见过乔小平，但辛建是怎么认识乔小平的我不知道？”

左子海说：“辛建和一个叫韦新雨的人原来在梁湖小学读书时是同学，韦新雨也喜欢哲学政治经济学，这么多年他一直和辛建保持着关系，一有时间就跑到红州来找辛建聊天。韦新雨上初中时和乔小平又是同学，所以后来韦新雨就介绍乔小平和辛建认识了。”

铁戈一头雾水刨根问底道：“怎么又冒出一个韦新雨？”

“韦新雨的爸爸是梁湖钢厂的总工程师，辛建的爸爸原来是这个厂的副厂长，他们从小就是一起长大的，又都喜欢看书，所以很谈得来。乔小平也爱看书，经常和韦新雨谈天说地，乔小平通过韦新雨又认识了龚瑾。”

说到此铁戈才大概搞清楚了这几个人的关系：这是因为通山县反潮流战士的一号召集人龚瑾被捕了，乔小平为了避祸跑到辛建家里来了，而辛建和乔小平的认识是经过辛建小学同学韦新雨介绍的，这样就把不认识的人穿成了一大串。

铁戈满脸疑惑：“龚瑾被捕了，乔小平跑个什么？”

“乔小平和龚瑾从小就一起住在通山县委大院里，又一起参加了批林批孔，现在龚瑾被捕了，他不跑还等着抓呀？”

“柳六一和章子野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给他们写了英文信，应该收到了。”

“辛建认不认识龚瑾？”他又问道。

“不认识。”左子海说。

“不认识就好，免得惹麻烦，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概晚了。”左子海忧心忡忡地说。

“为什么？”

“郎超雄说，从石庵村、辛建被抓的事实来看，红州地委也要整我们，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们什么犯法的事也没做，怕他个球？”铁戈又问：“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左子海茫然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郎超雄有什么办法吗？”

“郎超雄也没有什么办法，都是读书人，他能有什么办法？不过他说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地委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我想也是，我们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量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左子海也是个书生，只能这样回答铁戈。

铁戈轻松一笑：“就是，我倒要看看那些当官的还有什么招。老子根正苗红，又没有犯法，有什么好怕的！还有，你爸是检察院的起诉科科长，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事的话你爸难道不知道？只要犯了法任何人都要经过检查院起诉，文革前都是这样的，这是常识。”

铁戈恰恰不知道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以后，只有公安局和法院恢复了工作，检察院一直挂着牌子却无事可干，起诉和逮捕人犯都由公安局一手操办。而且铁戈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还是太幼稚、太单纯了，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厉害。他认为自己充其量只是在批林批孔时写了王为仁几张大字报，又没有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但他毕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政治斗阵，不知道政治斗争种种令人发指的整人手段。他以为还像打篮球一样，对方最多不过是搞一些小动作而已，他将为他的这种幼稚和单纯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却说在七月二十五号早上王为仁上班不久，李麻子一个电话把他叫了过去。

李麻子非常舒服地仰躺在藤椅上，一双又肥又短的腿放在茶几上，旁边一台电风扇正呼呼地吹着，听见王为仁的脚步声他并没有起身，只是指了指藤椅说：“坐吧。”

王为仁卑微地弓着腰问道：“李书记，有什么事？”

李麻子麻脸朝天傲慢地说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接到地区政法委的电话，说咸宁地委给红州地委发了一份公函，那边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和红州的一些人有联系，已经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些往来书信，红州的这些人又跟铁戈有联系。地区政法委通知我们派一个人去开会，你马上到地区政法委书记柳国夫那里去，他正等着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

王为仁兴奋地搓着手说：“和铁戈有联系？那太好了！只要他们有一丁点联系那就有铁戈的好戏看了。哈哈，风向变了！铁戈啊铁戈，我等这一天等得好苦啊。”

“目前情况不太清楚，你开完会后马上赶回来，越快越好。至于对他采取什么措施，我们以后再定。还有，要注意保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这件事，一点风声也不能走漏，更不准给我打电话，一切由你回来当面给我汇报！”李麻子嘱咐道。

“李书记，我是搞政工的，这事还懂。”王为仁不知不觉中又露出了他一贯的颐指气使的真面目，这才是他的本色。

王为仁到车队上车时发现铁戈上了一台解放牌卡车，他心里暗自一惊：“铁戈要到哪里去？莫非走漏了风声？不会呀，李书记刚才接到电话，他怎么会知道？”但他顾不得多想，地区政法委还等着他开会，于是对司机说了声：“到地区政法委，要快！”

吉普车吼叫着冲出车队大院。

在地区政法委书记办公室里，柳国夫坐在一张宽大的老式牛皮转椅里，对着办公桌上的那份公函又一次看起来。左手那支香烟的烟灰已经很长了他都没有发现，右手指在办公桌上有节奏“笃笃”地敲着，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考虑大事他都会这样敲击桌面。公安处长文重在办公室来回踱步，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一些人，全都是有关单位的领导，王为仁最后一个到场。

柳国夫示意王为仁坐下，然后又点了一根烟说道：“大家都静一静，开会了。今天把大家找来开会，是要向你们通报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据咸宁地区给我们的一份公函称，最近咸宁地区通山县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与我们红州地区的一些人有联系，这些人都是在职人员或下放知青。之所以把你们找来开会就是先给你们吹吹风，这不是一般性质的吹风，地委古书记对这件事极为重视！大家听清楚了，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不是一般重视，也不是高度重视，而是极为重视！”他扫视了一下与会者：“这些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跳得很高，我们原来以为他们不过是一群搞反潮流的人，没想到他们竟然和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有联系。据查，从石庵村和辛建的住处搜查到的信件、诗词、文稿、日记里可以看出，这伙人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我们对已经拘留的石庵村和辛建进行了几天的审讯，虽然还未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他们的诡辩挽救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地委决定对还没有拘捕的人要办学习班。”说到这里柳国夫从桌上拿起烟点着猛吸一大口然后悠然自得地说道：“办学习班大家都不是新手，文化大革命谁没办过学习班？应该是驾轻就熟嘛。但是这一次学习班办得要更狠，要比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还要狠，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雷霆手段来震慑这些人，不搞到证据决不收兵！所以大家一定不要以老眼光看待他们，以为他们仅仅只是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反潮流战士，这样看问题是要犯大错误要误大事的！为什么这次会议不是由县公安局、也不是由地区公安处召集而是地区政法委亲自牵头组织召开的？可见古书记对这个案子的重视程度。我就说这些，下面请公安处文处长具体布置任务。”

列位看官，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以后，要打击自己的对立面，各级官吏再也不会像文革时期那样求助于军队了，他们只需动用司法机构就能置任何人于死地。而且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官吏办案实行的都是有罪推定，亦即事先便认定你有罪，然后再抓人搞逼供信找证据，最后再来个“依法”判决。用这样的方法办案肯定省时省力气，但冤案肯定也是层出不穷。但这却是官场最喜欢用的手法，因为在官老爷们的眼里凡属于他们想整的人，不论职务高低有罪无罪，早已是待罪之人。这种办法唯一的好处就是方便，办案人员可以随心所欲胡作非为。

王为仁开完会出了地区政法委，按捺不住狂喜的心情，连午饭也没吃就坐车赶回厂里向李麻子汇报。李麻子一面仰躺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听王为仁汇报，一面考虑问题。

“既然地委这样重视这件事，那就赶快办铁戈的学习班。”李麻子说。

“铁戈上午搭厂里拉货的车走了，可能他也得到了消息。你想想，石庵村和辛建是十九号拘留的，今天已经二十五号了，这中间有好几天时间，一定有人跟他通风报信。”

李麻子一听此言倏地一下坐起来问：“铁戈跑了？”

王为仁轻松一笑：“跑？他往哪里跑？没有单位的介绍信他到哪里安身？我估计他在红州家里。”

“但愿他还在红州。”李麻子又靠在藤椅上问道：“怎么把他搞回厂里？”

“这还不容易，就说厂里生产任务很忙要他回厂上班，他还不乖乖的回来？反正借口多得很。”王为仁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