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

“不就是床破棉被么？带着是个累赘，不要。”

林来福马上动手拆旧被子，然后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撕成絮状，再搓成纳鞋底的索子那样粗细的棉线。号子里凡是农村来的人都参加这个劳动，连封老大也会搓。

长江一带水田多，农民们就用稻草搓成草绳捆稻谷，所以搓棉线也是拿手好戏。

铁戈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如今也笨手笨脚地学着搓，搓了半天一事无成，众牢友都善意的嘲笑他。

封老大笑着说：“算了算了，学成了道士老了鬼，还是我们来吧。”

他也讪讪地笑着说：“男做女工，到老不中。这是女人做的事，大丈夫岂能学搓棉线？不学也罢。”说完脱了衣服钻进被子看大家干活。

大家把搓好的棉线两根一并，然后是四根、八根这样几何级往上翻接着再搓，终于搓成了小指头粗的棉绳，有十几米长。

林来福把棉绳在水泥门槛上磨断说：“老铁，一根捆被子，一根捆衣服就行了。”

说完他把铁戈所有的东西捆成两个行李，然后又用一截一米长的棉绳把两个行李系在一起，挂到铁戈的脖子上说：“走两步试试。”

铁戈在大通铺上走了个来回，很满意地说：“好，好！感谢林来福和诸位牢友的帮助，这样一来我戴着手铐押往武汉可以不用手提东西了。”

有分教：

堪叹老娘来探监，可怜未语泪涟涟。

而今只等买舟去，怅望红州一片天。

正是：顺其自然念完小学上大学，随遇而安且把铁窗作寒窗。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71。…第七十一回　郎超雄解释冤案情

第七十一回

郎超雄解释冤案情

石庵村细说苏共史

二十一号晚上铁戈和封老大谈了一晚上，眼看着分别在即，再不好好说说不知何时才能见面。铁戈已然有十年刑期在身，封老大到底会判多少年还是个未知数。他俩一边悄悄地说着话，一边聆听着走廊上值班枪兵的脚步声。枪兵过来了他们就假装睡觉，就这样一直谈到半夜两三点才迷迷糊糊的睡着。

元月二十二号早晨六点，起床哨响了。三室二十三号的人不像以往那样赖床，全都钻出被子帮铁戈收拾行李。因为铁戈今天就要押走了，大家心里都舍不得这个快活人。尽管铁戈一进来就打了一架，但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每天都讲笑话、讲故事的高手，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如今铁戈要押赴武汉，好像把这个号子的灵魂也带走了。众人都不说话，各自默默地吃着早饭。

铁戈听到二室一号的铁门被打开，黑矮胖子所长高声说：“郎超雄，拿上行李到办公室集合。”

铁戈知道分别的时候到了，他和号子里所有的牢友一一握手互道珍重：“伙计们，老铁我先走一步在劳改队等着大家。也许我和你们很多人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但我会记得和大家一起相聚的这段日子。封拐子，兄弟就此告辞，十年后再见面时你要给我补办你的喜酒。”

封老大一把紧紧拥抱住铁戈动情地说：“兄弟，我坚信我们一定会重逢的，到时候我们喝他个一醉方休！”

“保重！”铁戈抱拳作揖。

“保重！”号子里所有的人也都抱拳揖别铁戈。

除了监外执行的韦新雨以外，其余的人也先后来到办公室。看守所的干警把众人入狱时收缴的东西，如手表、钱、粮票、皮带和鞋带，一一发还给大家。然后用一根麻绳把所有人的左臂一个一个捆起来，就像解放前抓壮丁一样，但没戴手铐，这是铁戈始料不及的。因为押解他们的只有两个班长，如果把众人铐起来他们的行李怎么带走？真他妈聪明。

一行五人朝长途客运站走去，两个班长一前一后的押着，后面那个班长就是黄方。

昨晚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雨，幸好老天有眼，到早晨居然停了。

湖北冬季雨后十分阴冷，空气潮湿得仿佛抓一把都能攥出水来。天空中那铅灰色阴沉沉的乌云低垂着，压得人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尽管这样铁戈的心情仍然不错，起码他终于离开了看守所那倍受压抑的小号子，可以到劳改队那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开始过一种“天堂”般的生活。

出了看守所的小巷来到大街上，到处贴满了“打倒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明、董明会、谢望春、张立国”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湿乎乎的，看样子刚贴上去不久。

铁戈对走在最前面的郎超雄说：“郎老师，看样子武汉的六位首领齐聚红州‘消毒’来了。”

郎超雄说：“现在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夏邦银这样的中央委员都完了，何谈其他的？别说是批斗，就是杀人的权力也在他们的手上。孟夫子说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我们就是殉道者。”

两个班长并不制止他们讲话，众人明白他们只要把这五个人安全押到武汉就算完成任务了。

柳六一叹了口气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铁戈马上接着说：“这次判我，下回抓谁？”

大家都笑了起来，两个班长也笑了。

石庵村说：“说得妙，既合辙押韵，又点出了眼前的实景。夏、朱、胡、董、谢、张大概危险得很，搞得不好连命都可能保不住。”

铁戈叹道：“他们曾经是湖北的风云人物，我们不过是一介草民，连草民都整成这样了，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这十年文革一会儿是红卫兵造反，一会儿是工作组镇压；一会儿造反派得势，一会儿老保翻天。今天垮了几个钦差大臣，明天又倒了几个封疆大吏。一会儿摔死了林副统帅，一会儿逮捕了第一夫人，真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我们现在终于修成‘正果’，一纸文书发配劳改，从此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

这时叶一彪突然吟诵起一首诗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铁戈问道：“这是谁写的诗？”

叶一彪笑道：“汪精卫的诗。”

铁戈当时就反对道：“怎么能用汉奸的诗来比喻我们呢？不妥不妥。”

叶一彪不以为然地说：“汪精卫当年刺杀摄政王时也是个英雄好汉呢，我不过只是引用‘从容作楚囚’这一句来形容我们目前的惨状而已，有什么不妥？”

郎超雄却说：“倒不如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更贴切。”

铁戈笑道：“郎老师说得对，你看着周围的人看我们的眼光就像看贼似的，这才符合老子们现在的实际情况。”

说话间已经到了客运站，一个班长去买票，黄方解开了捆人的麻绳，看着这五个人。铁戈吩咐柳六一、叶一彪到车顶上去码放行李，他刚进来，个子又高还有把力气，就将所有的行李都举上去。

上了车，黄方以商量的口气问道：“各位，是不是捆一下？”

铁戈抢着说：“捆什么捆？你还怕我们跑了不成？说老实话你现在就是放我走我也不走，我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我怎么走？又能走到哪里去？”

黄方笑道：“各位都自觉点配合我们完成任务就行了，要是刑事犯我非把你们都捆起来不可，你们这些书生就算了。”

郎超雄说道：“二位放心，不会让你们为难。”

车上的乘客知道这群人的身份以后统统侧目而视，缄口不言，噤若寒蝉，一路上这些乘客没有一个说一句话。

铁戈倒是无所顾忌，拿出“游泳”的烟给了一根叶一彪，自己也点上一根，美美的抽起来。谁知叶一彪刚抽了几口突然干呕起来，看样子十分难受。

黄方忙问：“怎么回事？”

铁戈答道：“他有一年多没抽烟，大概是醉烟了，过一下就会好的。”

铁戈也曾醉过烟，就是尼古丁中毒，的确很难受。

一路上铁戈再没有过多讲话，两眼死死地盯着窗外，仿佛要把这外面的世界统统装进心里。

过了长江，到了江南。斜风细雨，薄氲濛濛。

一个放牛的老头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手拿竹条，任牛儿在野地里自由自在地吃草，自己则不远不近悠然地跟在牛的后面。这画面颇有点古意，只是那老头脚上穿着一双浅口胶鞋而不是草鞋，破坏了这古意盎然的意境。尽管这老头穿得很破，但他有一种东西是铁戈他们所没有的，那就是自由。

车窗没有任何栏杆，窗外就是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不到两寸的距离，对于这些被押赴监狱的囚徒来说却是一个离得最近也是最远的距离，铁戈这才知道什么叫咫尺天涯。他忽然想起一个成语：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知道雷池在哪儿，但他知道如今他的自由在雷池的那一边，十年之内他是到不了雷池那边的。

铁戈把手伸出窗外但却抓不住这窗外的自由，只有冰冷的雨点无情地抽打着他冰冷而苍白的手。这丝丝如绵的细雨犹如天网一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掰扯不开，他只能用眼睛无奈地看着窗外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世界，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别了，自由！你且等我十年，雷池我总有一天要跨过去！”这时他明白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也不是生死别离，而是当你失去自由的时候。

正是：人人都说江南好，囚徒只合江南老。

高墙电网边，铁窗听雨眠。

车到武昌，好心的司机特意绕了一个圈，来到首义路起义门监狱。黄方和狱方办理完交接手续后跟大家打了个招呼，众人便被押进一个大牢房。那牢房足有两个教室大，中间是一条两米宽的过道，两边则是水泥砌的大通铺，可以睡一百多人，眼前偌大的号子只关着三个人。

铁戈等人走上通铺，把行李放在肮脏的草席上。

一个操黄陂口音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热情地过来招呼大家把被子铺在草席上，众人忙碌了一阵安顿好睡处就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一个脸上长着一撮毛的外劳犯人送饭来，每人领了一份囚粮——三两饭和一勺胡萝卜。铁戈把上次接见时舍不得吃的花生米拿出来让大家共享，同时也邀请那个黄陂人。

这人倒挺大方，坐在旁边吃起来。

铁戈问道：“伙计，请教贵姓？”

“不敢，贱姓刘，刘德明。”

“到这里几天了？”

“五天。”

“怎么还没分配？”

“鬼晓得，等得急死人，早点分到劳改队早点安心。”

“你是什么案子？”

“偷保险柜。”刘德明毫不隐晦地说。

铁戈惊呼道：“伙计，你狗日的是个江洋大盗哇！”

“过奖过奖，道行不深，惭愧惭愧。”

刘德明这话一出口，惹得一向不苟言笑的郎超雄也笑了起来。

“那两个人是什么案子？”铁戈问。

“那个总是不讲话的人是二汽的一个姓卞的处长，东北人，听说是个支派干部判了十年。这个走来走去的人是个反革命，这个人交不得，蛮阴险，他总在套别人的话，是个包打听，你们要小心点。”刘德明夹了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问铁戈：“你们犯了什么案子？”

铁戈答道：“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喔，是运动案子。“

铁戈这才知道因为文革的事被判刑之后还叫运动案。

“搞了几下？”

现在又知道判了几年可以说搞了几下。

“十下。”

“比我强，我二十下。”

正说着那个一撮毛又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沓表格吆五喝六地吩咐道：“新来的，吃了饭把这些表都填好，我收碗的时侯就要。”

铁戈拿过来一看是《反动组织登记表》。

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也填过不少表，这种表还是第一次见到。仔细一看有“案由”、“反动组织名称”、“最高反动职务”等，然后才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

铁戈当时就气炸了，破口大骂道：“我操你红州地委十八代祖宗！把老子搞到这个地方还要填这种表，一群臭婊子养的！”

他被捕时带了钢笔，拔出笔写道：

“案由：政治犯。”

“反动组织名称：无。”

“最高反动职务：无。”

郎超雄看了说：“写得好，大家就照铁戈这样填。”

填完表众人继续吃饭，郎超雄问起铁戈七五年七月以后一直到被捕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铁戈把办学习班、批斗、五七农场劳改、外逃申诉、大闹红州公安处、绝食四天四夜、挨打等事情都说了一遍。

郎超雄叹了口气说：“铁戈呀，我们这个案子最冤的就是你。我们这些人在红州还经常来往，谈谈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东西。你远在白菂河，一年也就是春节才能回来住几天，我和石庵村、叶一彪根本没有和你讲什么嘛。记得六九年夏天姜军在辛建家请我吃饭，你唱了一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和几首古曲，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交往，怎么把你排在第四号位子上？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