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

　　汪虹任他抓着，过了一会儿才轻轻挣出，说：“我得想想。”
　　是夜，汪虹几乎无眠。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小郎？郝雨？她无法定夺。
　　到了莫斯科，郝雨带她住在他一个河南朋友的公寓里。两室一厅，郝雨和朋友住一室，汪虹自己住一室。那河南朋友好像在专职倒票——那时莫斯科到北京的票非常难买，都集中在这些票贩子手里了。郝雨和汪虹到的时候，他刚刚和俄国警察打了一场官司得胜归来，高兴得很。摆好酒菜，一边吃一边讲起这档轰动莫斯科华人社会的事来。
　　河南朋友那天下午乘地铁纵线去中国人聚居的“吉庆”旅馆送票，出来后又准备原路返回。刚下了电梯，一高一矮两个俄国警察拦住了他的去路。高的年轻，矮的老，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穿便衣的汉子。他们把他叫进旁边的警察办公室，让他面壁站着，两手高举放在墙上，双腿叉开，警察便开始搜身。河南朋友心里火火的，俄国警察经常对中国人来这一手，真他妈的讨厌，可是又没办法，警察是在执行公务。那天他身上有票款3400美元，被警察一把全掏了出来，但又立刻塞回了他的口袋。他因为是倒票，票款必须记清楚，所以他把每一笔钱都记在一张纸上，谁的多少钱谁的多少钱。他斜眼看到搜我身的警察把这张纸拿着看了看，他看不懂中国人的名字，但看得懂阿拉伯数字，也看得懂美元的符号——他大概意识到这是一张账单，便撕碎了随手丢在纸篓里，然后对他说可以走了。
　　河南朋友稀里糊涂被放了出来，他摸了一下钱，感觉厚度还差不多，地铁里又不是数钱的地方，便乘车走了。路上他想钱肯定会少，俄国警察尽是下三滥。但估计他们也不敢多拿，抽一张了不得了。如果那样他也认了——谁让自已在这操蛋地方呢？可他回了家一数，我操！整整少了640美元！孙子们也忒黑了点，他怒不可遏，立马打的赶了回去。
　　他一进门，仨孙子还在呢。他冲过去抓住那俩警察就用俄语喊：“你们是玛菲亚！还我的美元！还我的美元！”
　　仨孙子压根儿没想到他敢找来，他们这样坑害中国人多了，从没见过有找后账的，一时慌了，纷纷发誓说绝对没有偷他的钱。这时有个俄国老太婆走过来说：
　　“他们都是好警察，你要是捣乱，他们会狠狠地打你。”
　　穿便衣那小子也挥着拳头吓唬他，说你如果还不走，马上就让你坐牢。
　　河南朋友见跟他们讲不出理，立刻用地铁里的公用电话报了警。十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少校。他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命令那两个警察出示证件。看得出，少校相信肯定是这两个下贱的家伙干了坏事。可两个家伙死活不承认，少校便问河南朋友有没有证据？他到纸篓那儿一看，撕碎的帐单还在里面，马上取出来拼好，交给了少校，告诉少校他们共抢了640美元。少校立时就火了，大声训斥那两个家伙。那俩家伙万没想到会在这张撕碎的纸上出问题，登时都傻了眼。少校骂了他们一顿，然后让河南朋友和他们一起乘车去地铁警察分局。到分局呆了不大一会儿，市警察局来了两个人，让河南朋友把事情又叙述了一遍，全部记录在案。正在这时，有一个警察跑进来说有人来电话找中国人。他过去一接，闹错了，不是找他，是找另一个中国人。打电话的是国内公派的一个翻译，原来在河南朋友被抢钱之前一个小时不到，有一个姓陶的中国人被这三个家伙用同样的手段抢走了440美元。这位译自称认识警察局的人，可以私了。当然，是要收费用的。这位翻译以为河南朋友是那位陶先生，挣私了费来了。翻译说这种事多了，没见哪个中国人把俄国警察告赢了，劝河南朋友私了得了。这朋友真是条汉子，断然拒绝。回到办公室就对警察们说，这三个家伙今天还抢了一个姓陶的中国人的钱。少校一听，立即让他帮助找到这位陶先生。说今天已经很晚了，让河南朋友明天再来。
　　第二天是俄罗斯警察节。河南朋友一进门，分局长就说：“在我的节日里你不是来祝贺我快乐，而是来给我添麻烦。”
　　朋友一听这话便知道对方态度不友好，立刻说：“你错了，给你添麻烦的不是我，而是你的部下。”
　　那分局长问：“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河南朋友早做好了准备，从容掏出从匈牙利到俄国入关时的申报单，上面写着14000美元。
　　“拿你钱的警察是用哪只手拿的钱？”分局长又问。
　　这纯属找茬儿了，河南朋友反驳说：“哪只手偷钱重要吗？况且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去分辨他是在用哪只手偷我的钱？”
　　“那么你从你住的地方乘出租车返回地铁付了多少车钱？”
　　“付给出租车司机多少钱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我认为你的问话方式有问题。请注意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是受害者，而做案人却是警察。强盗抢钱不是新闻，而警察抢钱就是新闻。我要把这件新闻告诉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让他们来主持公道——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
　　他们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惹，态度收敛了一些。问话结束时那位分局长向他表示歉意，并强调说这是他们的职责。
　　当天晚上，他在“吉庆”旅馆找到了那位先他被抢的陶先生。
　　第二天一早，他带着陶先生来到地铁警察分局。值班警察录了陶先生的证词，让他们回去等待。在走廊里，他们看见那两个警察已经被脱掉了警服，呆坐在长椅上等候审讯。
　　过了四天，也就是今天，河南朋友被通知前往检查院。一位检查官告诉他案子要结了，两个警察要被判刑15年。而那个穿便衣的要判20年，他是个建筑工人，是他把那两个警察拉下水的。他们都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改，“伐木。”检查官比划着说。检查官退给他620美元，说还差20美元，过几天让警察的家属用卢布比照汇率还给他。并说那位陶先生也只能退300美元，其余的也是退卢布。
　　“检查官说过几天就要宣判，还要我出庭呢。”河南朋友高兴地说。
　　汪虹钦佩地说：“你真行，总算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
　　他笑笑，“主要是老毛子欺人太甚，多少中国人被他们欺侮呀？现在已经发展到入室抢劫中国人了，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人，黑头发，现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一见黑头发的老毛子就跑。”
　　天色已晚，各自安歇。
　　半夜时分，郝雨爬到汪虹床上。汪虹轻叹一口气，接受了他。她清楚，和小郎不仅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这个郝雨可就不一样了，起码他在发集装箱，大小也是个老板。
　　她没有抵抗，顺从地由他折腾。
　　事毕之后，汪虹对他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愿意跟你去布加勒斯特。我一回到布拉格就去签证，让我大姑想办法，估计能签下来。但有一条，我不愿意跟你这样同居，你既然已经离婚，那就娶我。”
　　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亮。
　　郝雨疲倦地说：“我正求之不得呢。”
　　汪虹躺在郝雨的怀里喃喃地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的心已经干涸欲裂，你真是我的好雨吗？”
　　郝雨早已沉沉睡去。

　



正文　第十四章　铩羽布加勒斯特　字数：10442
　　汪虹回到布拉格的第一件事就是求大姑去给她到罗马尼亚驻捷克大使馆办签证。
　　这时李昌盛已经来了，力劝她不要去罗马尼亚，瓦哈洛娃也不同意，更不用说小郎了。汪虹本是个没主意的人，见大家都反对，也就犹豫了。可郝雨的电话不断打来，说他的集装箱要到了，催她赶快过来。她一横心，硬缠着瓦哈洛娃去了罗马尼亚大使馆。
　　得到了签证，瓦哈洛娃告诫她：“你的捷克往返签证半年有效，无论如何不要丢了捷克身份，半年头儿上一定要回来，哪怕再去呢。”
　　汪虹说：“我明白。”
　　与一脸哀怨满眼泪花的小郎在站台上吻别，汪虹独自登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
　　经过一夜一天的奔驰，列车在深夜抵达布加勒斯特。汪虹随着人流走出破旧不堪的火车站，却不见郝雨来接。车站附近到处是一群一群的酒鬼，衣衫褴褛，东摇西晃。汪虹到处找不到郝雨，急得要哭。正没辙儿呢，听到身后有中国人在焦急地喊：“汪虹！汪虹！”她回头一看，正是郝雨，领着一个中国人在人堆儿里乱跑。汪虹赶紧喊：“郝雨，我在这儿呢！”郝雨听见了，顺着声音一找便看到了汪虹，急忙跑过来，拉着汪虹的手说：“可把我急死了！路上顺利吗？”不等回答，又向汪虹介绍他身边的中国人，“这是老张，我的好朋友。”
　　老张早把手伸了出来，一边握手一边说：“总听郝雨念叨你，说你好家伙一人儿滚大包儿，可能呢！”
　　一口浓重的东北方言。
　　郝雨住在一套公寓里，离老张的家很近。房间里放了好多鸡毛服，臭气冲天。郝雨说他和老张还有焦和平是好朋友，三个人联合发货。小焦不来了，买了个出租车在北京跑呢。老张是一个公派公司的翻译，公司撤了，老张没走。凭着一口流利的罗马尼亚语，当翻译、倒汇、批货啥都干，如鱼得水。
　　第二天早晨就随郝雨去市场卖鸡毛服，生意还真不错。给汪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对罗马尼亚父女，父亲来给女儿买鸡毛服，女儿很漂亮，十二三岁的样子。选了又选，试了好几件，最后选中一件天蓝色的，非常珍惜地包好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汪虹感到很难过——伪劣到极点的东西，他们却当做宝贝一样。
　　汪虹说：“做齐奥塞斯库的子民确实是一件很悲惨的事，城市破旧，农村凋敝，人民穷困不堪。就拿首都布加勒斯特来说吧，跟布拉格比就象乡村小镇似的。许多盖了一半儿的楼房扔在那儿，成了野狗的家园。”
　　不去市场的时候，汪虹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堆了满屋子的鸡毛服。因为是伪劣产品，除了臭不说，无数鸡翎子都穿透布料露在外面，必须把它一根一根地拔掉。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仅要把钻出来的硬鸡毛拔掉，拔完之后还得使劲拍打，把附在衣服上的鸡毛抖落。你想吧，在臭气冲天的屋子里，鸡毛飞舞，汪虹宛若白毛女一般在挥汗如雨地工作。
　　罗马尼亚贫困、破败，但罗马尼亚人使汪虹感到亲切、温馨。在她的感觉里，法国人虽然待人热情，但却盲目的妄自尊大，你用英语询问，他却用法语回答。更可气的是没有英文路标，让不懂法语的人一头雾水。我领教过法国人这种莫名其妙的民族情绪，那是1994年，我和汪虹从巴黎搭便车去布鲁塞尔，走了很长时间，路过了许多城市和乡村。汪虹以为已经进入比利时了，便用英语问那开车的先生。他摇头说不，这里仍然是法兰西。汪虹说天哪，怎么离不开法国了？虽知那先生却板起了脸，颇有些不高兴地说：“法兰西就这么让您急着离开吗？”俄罗斯人友好但是粗鲁，一到傍晚，满街都是醉鬼。甚至连“8。19”政变这样的大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都是在大醉中进行的。捷克人彬彬有礼，但透着冷漠和蔑视。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很像中国大城市的善良人对待乡下来的民工那样——宽容、无奈和怜悯。罗马尼亚人则不一样，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是发自内心的。也许是由于两国政府几十年的友好关系，也许是因为罗马尼亚的贫穷落后，他们给了中国人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得到的尊敬和关怀。罗马尼亚人似乎对中国很熟悉，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中国日用品，从茶杯到牙具，从自行车到书包。郝雨在这里有几个罗马尼亚朋友，他不懂罗马尼亚语也不懂英语，就靠比划便把友谊稳固地发展起来，这真让汪虹吃惊。就拿曼内斯库来说吧，郝雨和他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就这样结成好友。除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之外，不能不说郝雨的比划是十分到位的。曼内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家玻璃店工作，郝雨从国内专门给他带来几把玻璃刀，非常好用，他喜欢极了，视为珍宝一般。曼内斯库的太太在一家食品店当售货员，高高大大，既漂亮又端庄。丈夫老实，妻子贤惠，生活虽不富裕，但安静，快乐。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胖嘟嘟的，才九岁，名字叫安德丽亚。他们经常邀请郝雨和汪虹去作客，做一些罗马尼亚家常菜请他们品尝。小安德丽亚的学校里有英语课，汪虹便用英语和她交谈，她非常高兴，还把她们交谈的内容讲给爸爸妈妈听。后来汪虹就用英语和曼内斯库夫妇谈话，安德丽亚做翻译，竟然没有什么障碍，大家都开心死了。汪虹还认识了一位名叫安达的罗马尼亚女人，她离婚了，独自带着七岁的女儿鲁克桑德拉生活。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