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就离开我

不解风情的，有认为我不近女色是同性恋患者的，有认为我冷漠是因为感情创伤心门已关的。同时也导致了我越来越孤独，我从来不敢把内心的孤独对别人倾诉是因为害怕破坏了别人的好心情感染了我的忧伤。一个人的伤痛一个人承担，内心流离失所。
　　这里的夏天毫不留情地热冬天又毫不留情地冷。树上的叶子几乎掉光，很快就被寒风卷跑，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杈，显得萧条冷清。枯木逢春犹再发，冬天即将过去，春天还会远吗？两件衣服已经不能维持人体正常体温了，每个人都呼出大团大团的白气。大概在这个时候下雨就变成雪了吧！寒风瑟瑟，我不禁一阵哆嗦，感到透骨地冷。
　　哦，我应该再加两件衣服了。
　　2004年的日历还剩下最后几张没有翻完，全厂上下都在准备过春节。赶完了最后一批货，结束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是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公司的宣传黑板上出现了大家最期待也最激动人心的《通知》，通知写道：各位工友，春节愉快！为迎接这举国同欢的新春佳节，本公司经研究决定，全体员工放假十天（腊月二十五至正月初五）。望大家玩得尽兴，玩得开心，高高兴兴回去，平平安安回来。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不酗酒，不打架斗殴，不参与不健康的活动。少在人口拥挤的地方逗留以防扒手。更不应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逗留以防抢劫和绑架。注意防水防火防盗防抢。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行政部公司正式宣布放假，生产车间的门紧锁并打上封条，机器的轰鸣声悄然停止，整个公司前所未有地冷清。该回家的都已经迫不急待地背着行李踏上了回家的列车，不回家的都约好了老乡亲朋一块过年。正是“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啊！
　　而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异乡过春节，这种春节实在不是人过的节！想想就一阵酸楚，一阵孤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难怪古人能写出如此经典而又代表了许多异乡游子思乡之情心声的优美诗句，我想当年王维作诗后心情一定无比舒畅，因为他将思念之情转化成了一首让世人千古传颂的诗。我的悲伤和思恋却无法转化也无法转移，因为在春节期间难免四处走动，又难免触景生情，看着许多老人儿孙满堂，青年成双成对，少年无忧无虑，总觉得是为了用来映衬我的悲凉。
　　悲伤的人总是悲伤，就像一切事物本是平淡无奇的，因看待这件事物的人的欣赏角度不同而变得多样。于是就有了乐观和悲观、积极与消极。我和刘伟最终能走到一起那简直是一个奇迹，如果奇迹会发生，那毫无理由，因为两种思想截然相反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相结合这本身就不太符合逻辑。如果男和女是相反对立的，而异性又相互吸引，假使我和刘伟有朝一日能融合在一起我只能解释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是相互吸引的。
　　为了打发这十五天寂寞空虚无聊的春节假期，也为了避免在这极易想家的时刻经常想家，我决定去逛书市。用阅读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也填补因长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工作而流失的知识养分。
　　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图书的兴起等多种多样的原因让温州的许多书商改行书店减少。据说连教学也发展到网上教学，即节省了印书所需纸张和油墨为国家节约了能源，又快捷便利，为教与学提供了一种新型工具。书店的减少为我寻找书店增加了难度，转悠了整个温州城才找到几家有点规模的书店。在寻找书店的过程中，让我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小书店星罗棋布，主要分布在偏僻的小闹市，以出售盗版、黄色书籍为主；大书市主要集中在市区热闹地段，小书店没有的书都在大书市销售，小书店和大书市形成一种互补关系。
　　逛小书店的多为衣衫褴褛、缩头缩脑之人。小书店的书最大的特点是便宜，分十元一本和十元两本两个大类，以书的厚度来区别，与卖废纸的价格幅度等同，黄色书籍略贵，带图片的黄色书籍更贵。小书店的书倒也品种繁多，有“寒寒”的《四重门》，也有“郭敬民”的《梦里花飞知多少》，还有不明出处的书则是堂而皇之地直接冠上鲁迅、琼瑶等名家的姓名。前者有异曲同工、偷梁换柱之妙，起误导作用，属稍存羞耻之心的人。后者则是大言不惭、面无愧色的厚颜无耻之徒的“杰作”。
　　小书店的书架百分之四十被武侠小说占据，百分之四十被言情小说占据，百分之十的空间用来摆放各类杂志、周刊，还剩下百分之十的书架是用来堆积灰尘和破书屑的，因为这部分书架已经破损不全，承受能力太有限了，灰尘的厚度成为一大奇观，恐怕已经超过了书本的厚度。
　　另一大特色是从书架的一端向另一端放眼望去都是同一种颜色同一位作者同一家出版社相同厚度的书籍，只是书名稍加改动。武侠小说的作者们惊人的想象力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身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中，却要绞尽脑汁地去追溯或虚构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所发生的故事，而且这种臆想似乎还没有止尽，同一书名从最初的上、中、下三部发展到后来的用###数编号导致有朋友发问“你《天龙八部》看到第几部了？”
　　武侠小说中的虚假、臆造、离奇和千篇一律地雷同是我从不涉目的主要原因。雷同在所难免，因专门从事这种臆想的人口众多再加上工作量大难免出现同一种情节反复出现的情况。于是在开头处注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等字样，由于声明在先，于是抄袭者们就有了一个似乎义正辞言的理由。让我费解的是，文章或电影明明虚构，烟盒上明明写着“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着迷于虚无乌有的东西和吞云吐雾自以为动作潇洒地吸食着自己的健康和财物？
　　我只能解释为有些人喜欢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或者他本人就是虚假的，或者只是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各不相同罢了。不能凭他手捧什么样的书便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便分出等级以便瞻仰或歧视。用我们伟大哲人的话说这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所在吧？
　　盗版书既然是盗窃者们的战利品，那么卖书和买书就等同于销赃和购赃了。一般而言，出书者或版权所有者都希望盗版书在市场上绝种，而某一部分想支持正版却没有经济能力支持和品位低下贪图小利的读者或书商则希望盗版书市场繁荣富强。我不买盗版书的原因有三：一来是因为我是一个遵纪守法颇有正义感之人；二是因为我有过出书的打算，我得先站好立场；三是因为盗版书中的错字、错句、漏字甚至漏段实在是需要极丰富的想象力才能理解透彻的，我不具备这种读盗版书的猜测能力。
　　我转悠了大半天，依然没有找到适合我看的书。渐渐地连我也弄不清楚自己想看什么样的书，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太挑剔，那么大一个城市那么多书店居然买不到书？于是我决心降低标准——在下一站书店无论如何不能空手出门。
　　我进入了市区一家装潢独特新潮，内部设施齐全时尚的书店。果然让我眼前一亮，那静雅的氛围、舒缓的轻音乐让我顿生一种读书的欲望，甭说读书，只进入里面就是一种享受。的确，在这个工业发达、人口密集的都市里，处处机器轰鸣、汽车笛鸣、人声嘈杂，已经很难找到一片稍稍宁静可供读书的小天地。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我随手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余秋雨的《行者无疆》，冲着作者的名气和声望，那就买下吧！我相信大众的判断能力，据说余秋雨的书在当今书市是供不应求，一版再版，发行量那是令人瞩目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成名的，那我就到书中去寻求这缘故吧！
　　兴冲冲地拿着刚买的书赶回宿舍。此时天色已晚，李伯承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欢度春节。公司两百多人该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再一次产生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孤寂无法形容。平日里总觉公司机器的轰鸣声吵人无法入睡，而现在突然泠清下来又觉不自在、不习惯了。因食堂伙计也卷铺盖回家过年了，食堂停伙，大门紧锁。而附近低档小饭店也停止营业，高档饭店则不是我们低薪打工族所能消费得起的。看来这十天时间得靠方便面维生了！
　　公司全然没有过年的气氛，而没有气氛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另一种让人难过的气氛，对我来说这会是一个难忘的春节。
　　我们公司对员工待遇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公司，所以颇感欣慰。我所见过的最灭绝人性的一家公司那是广东一家五金厂，工资低劳动强度大且不提，临近春节还将所有员工逐出厂外，任其自生自灭。这一举措给我一种“抛尸野外”的感觉，也严重背离了我儿时对城市的憧憬和幻想，使我对许多人和许多事远不如我心中的那么完美而失落、失望。
　　而那年头的处境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神出鬼没的治安巡逻队经常埋伏在隐蔽了街头拐角处，经常展开“地毯式”大搜查，深更半夜出没于民工出租屋，令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专门逮捕因交不起昂贵的暂住费的无证外来务工者。巡警们执法严正公正到了连“老弱病残”都不放过的程度，认钱不认人。我曾在一次找工作的途中不幸被捕，所幸身上连面值最小的一毛硬币全掏出来才揍够五十元全部缴纳才幸免于难，否则三个月的牢役之灾将不可逃脱。
　　据说，后来因一名某名校大学生在劳教所死于非命，结果其家属能耐十分了得，官司打到了国家的最高法院，惊动了国家领导人，影响力大，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而后广东的暂住制度才被迫整改，暂住证由原来的一百多元降价到十元以内低价出售。这种相差十倍的价格落差让人不得不深思当地政府搜刮民财的肚量。并非我在诋毁国家政策，扭曲政府形象。而我相信事实是这样的，国家顶层政策一片光明，而光明需要通过许多层透明、半透明或根本不透明的介质进行传播，由于传播路途遥远，光亮在中途被扩散、吸收、截留，到达基层已所剩无几。站在黑暗处才能感觉到黑暗带来的恐惧，正如立身于光明处昂首俯望前程一片大好。早在古时的衙门就经常悬挂写有“明镜高悬”的匾额，预示清官明如镜，而在现代这个科技发达时代，这一面镜子的质量应该比古时更为明亮，光源经现代化的镜子传播后应加倍明亮。
　　有关涉及到国家政策、法律、法规、道德、正义等等大问题远非我一个普通庶民百姓所有权有效讨论的。言归正传，我所关心的是眼下这个孤独的新年怎样熬过。
　　李伯承将我引入买彩票的庞大队伍中，又将我的思想引入对大奖的想入非非中，于是日后见面的招呼语改为“中了吗”。
　　李伯承说：“怎么今天一整天都没见到你呢？我以为你彩票中奖了携带巨款衣锦还乡回家过年了呢！”
　　我说：“要是我中奖了，你猜我第一件事干嘛？”
　　李伯承说：“告诉刘伟？”
　　我说：“不！应该告诉她爸妈！”
　　李伯承说：“哦，明白了！刘伟是她爸妈的，要拿走别人的东西需要先经过主人的同意，是吗？”
　　我说：“有你这样比喻的吗？你怎能把刘伟比作东西呢？”
　　李伯承忙更正：“哦，我错了，刘伟不是东西！”
　　我辩护道：“你才不是东西呢！”
　　这是李伯承作为我师傅我对他说的最愤怒的一句话，我不想陷入“刘伟是不是东西”这种只输不赢的荒谬问题的争论。不过李伯承虽用词不当，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女儿是父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自古以来又有谁能违背“生离死别”这样一条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呢？父母恩深、兄弟义重、夫妻白头偕老长相厮守又怎能逃脱生命早已为我们安排好的归宿——离别？
　　李伯承又说：“看来今年大奖与我无缘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明年了，明年再接再厉！”
　　我说：“那我就预祝你来年早中大奖吧！”
　　李伯承说：“可怜我那婚前对老婆的承诺何时才能兑现啊？我答应过老婆买房买车，但随着中奖的推迟就只能往后推了！”
　　可怜我们这些美好的愿望都必须在彩票中奖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可中奖还是那么遥遥无期。如果说买彩票是抱着一种“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作为动力的，那么我完全理解这种“不正当”的发财致富的手段。看看一年年上涨的房价，看看物价一年年提升，看看女孩们的虚荣心一年年增强，再看看我们的工资还在原地不动，再看看报纸上的有关调查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