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１０００篇 (第十一辑)

拧?br /> 　　加加林低声叫道：“是老总吗？”
　　没有回答，于是推拉窗给放了下来，灯也灭了。两个捣乱的人站起身来，严肃地转向对方，扑哧地小声笑了起来。
　　阿克肖诺夫深深吸了一口气，老总则安静而严肃地说：“我准备离开时，加加林说他还有最后两个问题要问我。第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可以将一两样私人物品带到飞船上去，最多大概两百克？可以，我告诉他说，当然可以，也许一张照片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接着，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你知道这个小伙子明天想把什么东西带到轨道上去吗？你想像得出吗？他想带上我的一支笔。”
　　“您给他了吗？”
　　老总的脸抽搐了一下。“睡觉去，阿克肖诺夫。”他说。
　　阿克肖诺夫去了，在他身后，总设计师靠在政府发的轿车上，盯着尤里·加加林卧室那黑乎乎的窗子。

　　六、日出一号。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２日

　　一颗行星向一旁旋转而过，露出一颗恒星，行星又露了出来，好像从里面发着光；云层翻滚着；山上的积雪闪闪发亮；星罗棋布的集体农庄从窗外旋转而过，这是从太空上可以见到的证明，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改变了地球。
　　从卫星轨道上看到的日出是一生中难得一见的奇观，可是宇航员阿克肖诺夫的心思全然不在这里。宇航员阿克肖诺夫觉得自己是颠倒着的。
　　他该说些什么吗？他知道在距地面四百公里处的高空“颠倒”一词毫无意义，但那种感觉挥之不去。即使闭着眼睛他还是感觉得到自己是颠倒着的，好像全部血液正涌向他的头部似的。叶戈罗夫密密麻麻地放置在他身上各个缝隙处的那些传感器肯定会探测到这种感觉吧？有一小会儿，阿克肖诺夫觉得医生一定知道自己头重脚轻的尴尬处境，只不过什么都没说，免得让他难堪罢了。毕竟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重新调整，掉个头，对他们三个机组成员中的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这儿的活动空间甚至比那辆滑稽的意大利车的后座还小。一个月前，阿克肖诺夫就是和这两个人挤坐在那辆车的后座上，深更半夜去了趟秋拉泰姆买伏特加，结果无功而返。即使他能够解开身上的带子飘浮起来，可他挤在中间，蓦地大喊一声“换”就可以随意地调整／翻转过来吗？不能，如果阿克肖诺夫适应不过来，就必须一直那样，一直得等到重返大气层时才行。但如果他不是适应不过来，而只是精神错乱了，那么他就得等更长的时间了，可他尽量不去那样想。
　　“看来好像是盐分平衡稍微有点反常，”叶戈罗夫一边盯着自己的手掌大小的实验箱一边说道。听上去医生对他自己的含盐量很高的血液很是自豪。他自从进入轨道后就在自己身上插满了各式各样的传感器、探针还有电极，但却惋惜地发现自己一切正常——直到最后刺在手指上挤出的这滴血（叶戈罗夫是像弹一颗小小的红色浆果一样把它从手指上弹出去的），最终得出的结果才有些反常，虽然同样乏味。噢，好，医生同志，阿克肖诺夫想说，怎么你那些小测试没有告诉你我们在这两小时里都是头重脚轻？因为要是阿克肖诺夫头重脚轻的话，那么叶戈罗夫和诺维科夫肯定也是头重脚轻。这一想法并没有使他得到安慰。
　　“感觉怎样，阿克肖诺夫同志？”诺维科夫问道。
　　“我很好。”阿克肖诺夫回答说。
　　飞行员以微笑作答，又将注意力转向在他伸出的双手问飘浮的一管密封的黑醋粟汁上。诺维科夫在太空里跟他在地球上一样大惊小怪。还在发射场时，他就曾经因为阿克肖诺夫对哈萨克食品一无所知而大为吃惊。他为很不情愿的工程师准备了羊肉片和面条，他称之为比什·巴麦可，还给他倒了一大杯满是泡沫的发酵过的奶酒。
　　“事先在地球上有更多经历的话，”飞行员说，“就会更喜欢太空。把它喝完。这是马奶，你怕什么？我们还没老呢。喝。”
　　现在诺维科夫的注意力全在这塑料软管上，他先用右手，又用左手拍打着软管，好像是在一个人玩网球，而软管先朝着这边，又朝着那边翻腾着。
　　阿克肖诺夫对软管朝左右两边移动很确定，但“上”和“下”呢？这只不断翻滚着的塑料管子真的颠倒过吗？或者像在它周围环绕的舱里的其他东西一样，一直都正好是斜着的？阿克肖诺夫想吐。
　　“要是你不喝，把它递过来行不行？”快活的医生问道。他可能想试一下，看黑醋粟汁对他血液中的含盐量有什么影响。
　　“拿着。”同样快活的飞行员答道。他抬起右手，让管子从下面飘过去，然后从阿克肖诺夫的胸前经过。
　　医生抓住它，说了声：“谢了。”他用拇指把管子的盖子弹开，挤出一团抖动的黏糊糊的汁液。医生放开管子（手松开时轻轻一推，管子就慢慢地向机舱的另一头飘了回去），腾出两只手来在汁液的中部轻轻地拍打着，把这团东西捣碎，分成两截蜂窝状的胶冻样的东西。医生从座位上抬起头来，好让其中一团胶冻飘进他的嘴里。他舔舔嘴唇说着“呣”，用肘部把另一团朝诺维科夫那儿轻轻一送。它从阿克肖诺夫的胸前飘过去，就像野餐时天空飘过的乌云，也被狼吞虎咽地吃掉了。飞行员像只青蛙似的弹出舌头捉到了它。
　　而他们都是成年人！
　　“你想来点醋粟汁吗，阿克肖诺夫同志？”
　　“不要，谢谢。”他满嘴都是马奶的味道。
　　“喝点水？”
　　“要不来点咖啡？”
　　“橙汁呢？”
　　“也许想吃点苹果？”
　　“谢谢，我不渴。还是谢谢你。”他脑海中出现了和头那么大的一团呕吐物，在机舱里乱撞，而它的三个猎物在下面缩成一团，呜咽着，像是几个小学生被困在了有一只蝙蝠的屋子里。
　　阿克肖诺夫大口大口地吸着氧气罐里的空气，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窗外的“萤火虫”上。
　　“阿克肖诺夫同志患了宇航病。”叶戈罗夫低声说，好像在和诺维科夫说悄悄话。
　　“我没有！”阿克肖诺夫叫了起来。
　　“你已经像条鱼似的在那儿躺了一个小时了，”医生继续说。“脉搏正常，呼吸正常，眼珠动得稍快了点，可除此之外也很正常，我的全部数据读出都证明你很正常。可老实说，你看上去糟透了。”
　　“人人都会得那个病，”诺维科夫说。“蒂托夫、尼古拉耶夫、波波维奇、白科夫斯基、捷列什科娃——都得过，只是程度不同。”
　　“加加林也得过吗？”阿克肖诺夫问。
　　“没有，加加林没得过。”
　　“你得了吗？”
　　“啊，没有，事实上我没得。可是你知道，我当飞行员已经好多年了。受过战机驾驶训练什么的。”
　　“我觉得我有一点儿，”叶戈罗夫说。“就是有点头晕。美国人也有这方面的报道。我们认为这可能和失重对内耳的影响有关。”医生发表过为数不少的有关内耳的重要论文，阿克肖诺夫感到很奇怪，他居然等了那么半天才提起那个值得注意的器官。“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分不清方向，在空间上糊里糊涂的？”
　　“是啊。”阿克肖诺夫叹道，“我觉得自己就像倒立着一样。我的眼睛很难集中在一点上。我想读仪器上的数据时，它们在我眼前有点转。而且我有点想吐。”
　　“你就要吐了吗？”诺维科夫问他。
　　“不！”阿克肖诺夫反驳道，开始感觉好些了。
　　“很有意思。”叶戈罗夫一边说，一边记笔记。“有什么症状必须立刻向我报告。”
　　“我不是在报告，是在抱怨。”阿克肖诺夫说。可是我是世界上第一艘三人乘坐的宇宙飞船上的一名机组成员，所在的轨道是有史以来人类达到的最高的，“对不起，同志们。”
　　即便他这么说，他还是不知该不该将“日出号”称为“三人乘坐的宇宙飞船”。这艘飞船是以原来的老“东方号”的舱体为基础，去掉了备用的降落伞和弹射系统，刚刚留下足够的空间，塞进第三张狭窄的座椅。这个改动是非常冒险的。舱里的空间不允许宇航员穿压力服，所以他们都身穿灰色的连身工作服，纸一样薄的外套，还有旅行鞋。
　　“一次非正式的飞行。”去年夏天，赫鲁晓夫在他坐落在黑海之滨的别墅里向老总提出他的要求时，就是这么称呼这次飞行的。
　　老总回拜克努尔时一路怒火中烧。等他向阿克肖诺夫传达这些命令时，已经陕发狂了。他在设计实验室里一边痛斥赫鲁晓夫，一边来回跺脚，拳头砰砰地砸在工作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停下手头‘联盟号’的活儿，推迟登月方面的一切进展，好让赫鲁晓夫嘲笑美国人，‘哈哈！你们的‘双子星座号’送了两个人上天，而我们的‘日出号’送上去三个人！我们又赢了！’”硕大的拳头落下来，铅笔和尺子震得格格作响。
　　阿克肖诺夫俯身看着面前的草图，摇了摇头。“上这艘飞船的将会是三名勇敢的宇航员。”他说。
　　“根本不是三名宇航员。”老总回答道，“我还没告诉你最糟糕的。‘日出号’将载着一名受过训练的宇航员和两名没受过训练的‘平民’——名医生，一名科学家或者是工程师上天。这样赫鲁晓夫才能到处夸口建成了第一个太空科学实验室。他说，‘如果你不能为我建成这个，如果你不能继续把我们光荣的太空计划发扬光大，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尚达林同志可以做到。’”老总慢慢走回桌旁，对着设计图沉思着，“可是我问你，哪个工程师会那么高尚，那么勇敢，那么傻，还得足够矮，可以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钻进这么个破船里？”
　　就在那时，阿克肖诺夫知道了自己该如何回答。他看到老总提到尚达林名字的时候在发抖。但是阿克肖诺夫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鼓起勇气把他的答案告诉了老总，又花了一两个星期才说服了他。
　　老总态度最终缓和下来的当晚，阿克肖诺夫帮助他写了一封长信：后来由特别信使送到了政治局里最熟悉拜克努尔的成员——前哈萨克斯坦党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手上。信中详述了赫鲁晓夫同志越来越多的干涉，并暗示（但没有很明白地说出来），如果更有理性、更有远见的领导人不插手此事的话，不光彩的灾难性事件就会迫在眉睫。老总辛勤地敲出定稿时（他虽然只用两个指头打字，还是比阿克肖诺夫的速度快），祖国最新出炉的宇航员画了一幅名为《如何把官僚送入轨道》的卡通速写。画面上赫鲁晓夫被人用一根撬棍硬塞进一门大炮中。
　　“看那边。”诺维科夫说。
　　“日出号”的舷窗上，成百上千个小小的亮光闪烁着，每一个亮不到一秒钟。发着微光的冰晶体包围了正在高速飞行的宇宙飞船。
　　“我听说过也读到过有关‘萤火虫’的描写，”阿克肖诺夫说，“却从没想到它们会那么美。”
　　“你还没适应过来吗，同志？”医生问他。
　　阿克肖诺夫笑了：“还没呢，可是如果你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咱们不都一样上下颠倒吗？是不是？”
　　“噢，如果我们不能在回到无线电的有效范围内之前多干点儿活儿的话，”诺维科夫说，“老总准会让我们走路时也来个上下颠倒。我们得把过渡光谱拍摄下来，测量离子流量和外来背景辐射，当然还要准备好向我们在东京的奥林匹克代表团做同步祝贺。叶戈罗夫，或许我来照看这些仪器时，你和你的颠倒的朋友可以把广播稿排练一下。”
　　“马上就来，同志。我记完这些医疗笔记再说……”
　　阿克肖诺夫斜眼瞧着叶戈罗夫正在书写的手。“医生同志，”他说，“这是你经常用来记笔记的那种笔吗？在失重条件下，一般的笔好像容易跳开。”
　　叶戈罗夫停了笔，张开嘴，又闭上了，忸怩地瞥了阿克肖诺夫一眼。“这不是我常用的笔，同志。我是为这次飞行把它借来的。这是老总的笔。”
　　他的同伴看了他几秒钟。接着诺维科夫吃吃地笑了，把手伸到衣兜里。“用不着害臊，医生同志。瞧。我自己也从那个伟大人物那里要来了一块手帕。”
　　顿了一下，飞行员和医生都看着躺在他们中间的工程师。
　　“至于我嘛，”阿克肖诺夫说，“我有一张临发射前他给我的便条。”他从外套里抽出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开始打开。“我看跟你们分享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诺维科夫拍了拍他的手。
　　“不用了，同志，”他说，“这便条是写给你的，不是给我们的。也许在某个时刻我们需要听听上面说了什么，那时候你可以读给我们听，但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现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