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

蟾敲焙途笠露荚谒砩匣位蔚吹础！?br /> 　　押送孙殿英的汽车是刚刚缴获的美国“大四轮”，汽车有四个轮子，一个轮子有一米一二高。把孙司令押上汽车时，姨父带上了孙司令两件护身的宝贝：一件是一块布上画的“太极图”，有五十五厘米长、四十四厘米宽，上下有两根棍子撑着，平时是挂在墙上的；另一件是一把古代的双刃剑，长约四十五厘米、宽二指，剑上布满锈斑，据说是他用炸药炸开慈禧太后陵墓盗得的宝贝。这两样护身符都没有保护他不做解放军的俘虏。在押送他的“大四轮”上，他忽然“呀呀”地惊叫起来。姨父从驾驶室里伸出脑袋，喝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大四轮”碰上了鹅卵石，把孙司令抛起来、又跌下去。一个坐在汽油桶上看守他的士兵也被颠下来，正好砸在他身上，他就苦不堪言地大叫起来。　
　　开车的是一个俘虏兵。他在石头疙瘩路上表现他效力于解放大军的真诚，车开得卖力而且无比的勇猛。姨父就叼起一根烟卷儿，用残臂压着火柴，划火点着了烟卷儿，塞到了只顾开车腾不出手来的俘虏兵的嘴上。俘虏兵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一路小心地开到了目的地。他说那是他当兵以后长官递给他的第一根烟卷儿，而且是“喂”到他嘴上的。孙殿英却享受不到这样的优待。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已经软瘫在汽车上了，押送他的战士把他抬下车来，往地下一放，他一动不动。姨父说，这么大一个俘虏，他没有要一张收到条，便就地交差了。　
　　另一个高级俘虏是康泽。　
　　1948年7月，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部队主力发起襄樊战役，歼敌二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特务头子康泽。这是解放军抓获的第一个上了“战犯名单”的大俘虏。六纵派了一个连，把康泽押送到宝丰刘邓司令部警卫团驻地，交给了姨父。警卫团在村庄里找到一个密闭的小院子，把康泽关押在院子后面的房子里。　
　　康泽与孙殿英大不相同。他白白胖胖、文质彬彬，穿一件美式短袖军衣。有点煞风景的是，光秃秃的脑壳上没有戴帽子，只缠了一条纱布。他见到姨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指着自己的脑袋，忧心忡忡地问：“我头上不要紧吧，是不是找一个医生给我看一下？”姨父叫卫生员给他看伤，只是蹭破了一点表皮，是轻微的“破皮伤”，给他敷了药，重新包扎起来。他又不放心地问：“我这个伤口不要紧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姨父没想到一个特务头子会这样娇气，没好气地说：“不要紧的，用一点点红汞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野战军正在召开高干会。刘伯承、陈毅、李达和纵队司令员陈赓、杨勇、陈载道、王近山等高级将领，在会议之余结伴前来看康泽。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还做过黄埔军校的教官，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问康泽：“你认不认得我？”康泽胆怯地摇摇头。陈赓说：“我是陈赓，当年我当过你的教官。”康泽“啊”了一声，点头哈腰之后，又急忙立正。　
　　姨父记得，陈毅穿皮夹克，戴鸭舌帽，看了康泽，又来到院子里，用四川乡音叮嘱他说：“你负责押送康泽，第一，不准他逃跑；第二，不准他自杀；第三，不准特务把他暗害；第四，不准飞机把他炸死炸伤；第五，不准汽车出事。”　
　　姨父带上一个随身警卫员，又让一个副连长带上一个加强排，找到汽车大队长，选了两部汽车，向石家庄押送康泽。汽车队经常到邯郸拉东西。为了迷惑敌人，姨父要求另外七部车一起行动，以扰乱敌人视线。押送康泽用的是缴获国民党的道奇车。姨父坐在驾驶室里。康泽被警卫战士包围着坐在车上。一路上，这辆车有时走前边；有时走后边，不时变换位置。　
　　第一站到了洛阳。兵站的同志说：“司令部命令你们，不可在洛阳市区逗留，要你们马上离开。”他们当即把汽车开到黄河边上的一个留守处。事后得知，要他们火速离开洛阳，是提防敌特暗害。　
　　第二站到了长治。姨父说，康泽这个老爷嘴馋了，问我们的战士，能不能买一只鸡吃。战士向我请示，我说可以。战士想不通，这是个上了“战犯”名单的大俘虏呀，怎么还让他吃鸡？磨蹭着不肯去买。我就吼了一嗓子说，你只要看好他，不要他调皮捣蛋，不要管他吃不吃鸡。战士这才去买了一只鸡。康泽吃了鸡，有了要说点什么的兴致，又表白自己说，我本来是个穿长衫的呀，在蒋介石那里坐的是冷板凳，早就没有实权了等等。姨父冷冷地不搭腔，他便自觉没趣地不再讲话。　
　　过了第三站——邯郸，汽车被敌人的飞机盯上了，在天上跟着汽车打转转。康泽一看见飞机就胆战心惊，认为飞机是蒋介石派来诛杀他的。姨父趁机让康泽领教了游击战术，一听到飞机哼哼着飞过来，就指挥汽车钻到树林里隐蔽下来；飞机在天上转圈子，找不到目标，就只好飞走了，汽车再钻出树林子猛跑。就这样跑跑停停，一直跑到了石家庄。　　　
　　8。押送康泽兼记孙殿英（2）　　　
　　到了石家庄，又押着康泽上了一列轻便小火车，这是特意为康泽准备的小“专列”，在夜幕笼罩下到了野战军后方社会部看守所，把康泽交给了看守所所长李广祥。李广祥随手找了一张纸，“刷刷刷”写了几个字，就算是收到条，遂把康泽带走了。姨父抱怨说，送去好大一个俘虏呀，他只给了我一张纸！　
　　姨父回来时，还喜滋滋地给两个战友——警卫团团长夏云超、机要室主任黄兴正带回来两个新媳妇。两个新媳妇都是根据地的小学教师。刚刚结婚，新郎官就跟随野战军转移外线作战，新婚别离，红烛落泪。姨父押送康泽出发前，经上级批准，让他捎带着把两个新媳妇带到宝丰驻地来。姨父返回时途经邯郸，就把两个新媳妇接上了汽车。　
　　队伍里陡然出现了两个年轻女子，跟士兵们扎堆坐在汽车上，就成了一道咋看咋不顺眼的风景。士兵们的心态也发生了隐秘、微妙的波动。大多数士兵都没来得及娶媳妇，一旦看见别人的媳妇就暗生嫉羡之心，却又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说起了怪话：他妈的，哪儿来的官太太呀？当官的好幸福哇！吃饭时，当兵的都随身带着瓷碗，像小老虎一样抢着吃饭，故意把新媳妇晾到一边。姨父就呼叫战士，给她们找个碗、找双筷子去。新媳妇害羞，给她们找了碗筷，也不会挤上去吃饭，端着碗，干等着，那羞赧无措的样子又是战士们非常乐意看到的，都假装看不见，在一边看笑话。姨父又喊叫，喂，给她们打饭。在路上过夜时，当兵的集体睡地铺，却要给她俩单独找房子、架铺板，房门外还要派一个站岗的。当兵的心里更加不平衡，心里想入非非，口中却嘟嘟噜噜说，官太太千里寻夫，还得咱当兵的侍候呀！姨父又在吼叫，是谁说怪话，你往后娶不娶媳妇？当兵的又在嘀咕，咱政委吵个啥劲儿，他也是光棍一条嘛！　
　　姨父回到驻地，把两个新媳妇交给了两个苦熬了两年的新郎官。两个老伙计都高兴地跳起来，直伸大拇指，哎呀，你朱汉雄真够朋友！姨父骄傲地告诉我，夏云超眼下的白发老伴，就是我当年给他捎回来的新媳妇。　
　　押送康泽还留下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姨父的警卫员开了小差。警卫员家在河北临城县，那里是根据地，参军时已经分了土地、娶了媳妇。去程中经过临城，他提出能不能回家看看。姨父答应了，说定三天后仍在临城会合。回程时，警卫员按时回来了，又跟着姨父经邯郸、过长治、回宝丰。不知是不是两个新媳妇在邯郸上车以后也让他受了刺激，在高平过夜时，他留下一张字条，趁黑夜开了小差。姨父说，他留下了驳壳枪，公家的东西一样没拿，“规规矩矩”地跑了。这是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经不住“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诱惑而离开队伍的第一个士兵。姨父没有骂他，只怪他过早地娶了媳妇。　　　
　　9。胜利者的婚礼（1）　　　
　　朱汉雄（右）、孟敏（左）新婚纪念照。1950年1月摄于长沙。　
　　姨父给战友带回两个媳妇的时候，才忽然感到，自己也应该有个媳妇了。当他又作为中原军区警卫团团长兼政委，随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进驻古城开封时，已经过了二十八岁生日，有了十年军龄，是团级干部，超过了结婚所必须具备的“二五、八、团”——二十五岁、八年军龄、团级干部的三项指标，结婚指标却被他无所事事地浪费着。　
　　那时候，六姨作为开封女中高三班的学生，在二野创办的中原大学修业期满，恰恰分到警卫团实习。于是，姨父在一天早上看到，一个端庄、靓丽的女兵——据可靠情报，她刚刚过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十八岁生日，只见她穿着过于肥大的军装，跟在男兵队列的尾巴尖尖上气喘吁吁地跑步，姨父就怦然心动，感到已经到了必须动用“指标”的时候。　
　　紧接着，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朱汉雄同志就在战友郭占元的家里，跟女兵孟敏同志“不期而遇”。这次见面被安排成事出偶然的样子，好像完全是月下老人的意思。郭占元夫妇不时提出一个个令人感到亲切、温馨、并能激起谈话兴致的话题。正当大家由谈得自然发展到谈得和谐、继而迅猛发展到谈得热烈的节骨眼儿上，郭占元夫妇都忽然产生了必须离去的理由而相继离去。　
　　姨父说，他们一个个地溜了，只剩下我和你六姨两个人，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们围着一个炭火盆，一边把手放在炭火盆上摸来摸去地取暖，一边磕磕巴巴地说战争怎么样啊，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怎么样啊，开封的胡辣汤和五香花生仁怎么样啊，没话找话，只差没有问她，孟敏同志，你见过老虎吗？就这样烤了半天火，才忽然发现炭火盆里早就没有火了，冰凉冰凉的，这就失去了继续坐在炭火盆旁边烤手的理由。你六姨要走了，我就不老实了，痛下决心了，搂着她就要接吻，给她她不要，我就抱着不放，最后她就要了，投降了，知道我这一条胳膊的厉害了，也把她的给了我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姨父言简意赅，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样子。　
　　我不敢抬头看六姨。　
　　六姨冷冷地打破了寂静，“你说的这些事，我怎么不知道？”　
　　姨父说：“你怎么会不知道？”　
　　六姨脸色微红，稳坐不动，“总之，我毫无记忆。”　
　　姨父说：“哎呀，那怪你记性不好。”　
　　六姨绷着脸说，根本没有单独谈话这件事，在开封，使我有感觉的就是郭占元的爱人张克，她一天到晚说朱汉雄这好那好，简直是天花乱坠。我毕竟年龄太小，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后来我就南下了。六姨又百倍警惕地叫着我的小名，张斑，你姨父胡说了什么，我可不知道！　
　　我说，六姨和姨父对你们第一次见面各执一说，是两个版本。我看，这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留给后人考证好了。　
　　姨父快意地笑着，又说，我们在开封谈上朋友以后，又分别从开封南下，你六姨南下武汉，到四野直属政治部当了干事；我南下长沙，又成了湖南省委警卫团的政委，一度搞不清你六姨的下落，好心焦呀！多亏我路过武汉时找到了黄兴正，通过他，才在四野找到了你六姨。这次见面是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大屋里，没有板凳坐，只有一个没有网子的乒乓球台，屋子外面不时有人探头探脑，我是不可以有任何小动作的，就和你六姨分别站在乒乓球台的两边，像打一场乒乓球友谊赛那样，你把话撂给我、我把话撂给你，往返数十回合，没有比赛结束的意思，可把那些追求你六姨的光棍嫉妒死了！　
　　六姨说，我在宣教科管理图书。一些单身军官又都成了图书爱好者，一个刚走，另一个又来了。我正在读《鲁迅全集》，可他们并不阅读图书，要跟我聊天，打断我的阅读，我心里实在烦透了。有一天，有人又来聊天，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有了。又问，谁呀？我就说，是警卫团的朱汉雄。这样，他们就不来找我了，我才读完了《鲁迅全集》。　
　　我替姨父感到委屈。按照六姨的表述，她之所以选择了姨父，好像只是为了读完《鲁迅全集》。我质疑说，我记得，我在开封打开姥爷的抽屉，偷看过六姨新婚时写给姥爷的家书，在提到新女婿朱汉雄同志的时候，在平实的叙述中也不时跳出滚热发烫、使我这个当外甥的也要怦然心跳的词句，好像跟《鲁迅全集》是没有关系的。　
　　六姨的脸微微发红了。她说，我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