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

去的，属于西洋文化，中国红色革命者对此种文化采取了乐此不疲的开明态度。姨父说，他们被关在窑洞里接受“抢救”的时候，延安就时兴跳舞了。“抢救”松下来以后，他们看到延安礼堂灯一亮，就跑去看人家跳舞。没有电灯，也没有马灯、罩子灯，只有几盏陶制的油灯碗，灌满了灯油，灯油里浸着一根粗大的棉花捻子，高高地吊起来，大家就在扑扑闪闪的油灯下，享受西方文明之乐趣。会拉二胡、板胡、三弦的，凑起来就是乐队。只有鲁艺文工团才能看到长号、小号、小提琴、手风琴这些西洋乐器。而且，那时跳舞已经有了个“四步曲”：“一边站，试试看，一身汗，死了算。”　
　　建国之初，交际舞又大大地发扬光大了。　
　　姨父颇有些自豪地说，别看我是个“土八路”哇，我管的舞会可不是一般的舞会，是毛泽东的舞会、刘少奇的舞会，周恩来、朱德的舞会，陈毅的舞会，还有江青的舞会。我有自己的乐队，有自己的舞厅，有呼之即来的保卫人员，还有政治可靠、舞也跳得很好的舞伴，只要有人说首长要跳舞，我说，好，三下五除二，我一句话就到位了。为了办好舞会，我还跑到很多地方观摩，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的紫光阁，还有北京饭店和外交俱乐部的弹簧舞厅，光北京饭店就有三个跳舞的地方。除了北京，只有上海、天津有弹簧舞厅。上海的弹簧舞厅是鸭蛋形的。这些地方我都进去观摩过。　
　　中共中南局设在武汉的时候，中南各省的省委书记，如湖南的周小舟、广东的赵紫阳、广西的刘建勋，他们来来往往，都喜欢在武汉跳舞。姨父说，有一次，我送毛主席到河南，河南要为毛主席举办舞会。我在大厅里碰到了已经调到河南担任省委书记的刘建勋，他说，朱汉雄同志啊，老中南的交际处长你干了多少年了，你要给河南的舞会提提意见哪！我接过姨父的话题说，是的，我听说，五十年代，毛主席到河南，是冬天，在省委的一个大会议室里为毛主席举办舞会，一位副秘书长亲自操办，在跳舞的地方生了一个大煤火炉。毛主席在这边跳舞，他就在那边攥着一根铁火柱大捅煤火炉，直捅得火星四射、煤灰如蘑菇云腾空而起。姨父说，怪不得刘建勋指着我，对你们的交际处长说，你们要向他学习。　
　　后来，在广东召开中南五省、自治区旅游工作会议，广东省省长陈郁专门搞了一次舞会，是假定毛主席参加的舞会，把陪毛主席跳舞的人都找好了、请来了。除了毛主席没有到会以外，所有的人都到齐了，等于彩排，特意请姨父去提意见。姨父以权威人士的口气说，说真的，他们的演习实在不敢恭维，但我没有提意见，因为我不能提意见，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没有在广州指手画脚的权力。　
　　姨父说，开始举办舞会时，他遇到过一个难题，就是毛主席和江青喜欢的音乐不一样。毛主席喜欢我国的民乐，如他家乡的《浏阳河》；江青却喜欢西洋音乐，伦巴、探戈、华尔兹，都是带洋味或是上海外滩味的音乐。这两种音乐都需要一个演奏水平很高的乐队。武汉交际处虽然有一个很不错的专业乐队，却是旧社会留下的老班底，一些人在解放前的夜总会里干过，不敢起用他们，要用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乐队。武汉人艺的前身是中南军区文工团，是四野留下的老底子，集中了一批政治上可以信赖的艺术人才，比如，在当时的流行程度绝不亚于时下“妹妹你坐船头”或是“抱着妹妹上花轿”的一首歌，名叫《三套黄牛一套马》，就是武汉人艺音乐家的创作。姨父还特意提到一位吹笛子的艺术家，说他真是把《林中鸟》吹到家了，好像有一群小鸟在树林子里唧啾唧啾地乱吵架。我插话说，《林中鸟》好像不是在吵架，只是在谈情说爱的时候耍一点小性子而已。姨父没有兴趣探讨鸟儿发出何种声音的学术性问题，他说反正给毛主席跳舞伴奏的，就是包括这支笛子在内的高级乐队。他们都是政治可靠的、有艺术身份的、经得起审查的、也是好难侍候的、要派车接送的、要请吃夜宵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要为群众演出，群众是买了票的，他们有演出任务的时候，是不能随便叫群众退票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姨父大胆、破例地起用了交际处的乐队。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他们不就是在夜总会里给洋人、给阔人、给达官贵人伴奏过吗？这算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艺术劳动者，为什么不能为人民领袖和中央首长伴奏？　
　　这个乐队一旦受到了信任就表现了不同凡响的聪明，他们拿到了中南海乐队的录音带，就把乐谱全部抄下来了。哪些是毛主席喜欢的舞曲，哪些是江青喜欢的舞曲，哪些是其他中央首长喜欢的舞曲，都分得清清楚楚。谁来跳舞就用谁喜欢的舞曲伴奏。朱老总的舞步很简单，是散步式的，对舞曲没有特别的要求，不要用快步圆舞曲逼着朱老总转圈圈就是了。毛主席跳舞喜欢走大步，从来不按音乐节奏走。这个乐队就学会了让音乐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乐队指挥始终瞪着眼，盯着毛主席的脚。可能因为喜爱的乐曲不一样，毛主席和江青很少在一起跳舞，常常是毛主席走了，江青来了，乐队就马上换曲子。这个乐队成了姨父手下一支不可须臾缺少的“王牌”乐队。　　　
　　2。两套乐谱（2）　　　
　　二十年以后，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姨父从广州出差到了武汉的时候，禁止多年的舞会开禁了，面向社会的营业性舞厅纷纷出现。姨父与一起出差的同事走在江汉路上，同事们拉着他说，走，到璇宫饭店跳舞去。他排队买票时，被饭店里一位老职员看到了，哎呀，你不是朱书记吗？老职员赶快找到经理说，朱书记来了。经理是过去的大堂服务员，票也不让买了，拥着他们就上了电梯、进了舞厅。还是过去的舞厅，却已经变成了只要花钱买票就能通行无阻的地方，不需要进行政治审查就可以进入舞厅的人民大众正在那里跳舞。他看到，过去的乐队队长苏醒仍在指挥乐队。苏醒一眼看到“外办”老书记来了，向乐队作了一个手势，乐曲戛然而止。全场哗然，这是怎么回事？倏尔，乐声又起，是一支欢快、热烈的曲子。姨父听得出，这是过去多次用来迎接中央首长和外国贵宾的《迎宾曲》。他怦然心动，百感交集，静静地等到乐曲结束，急忙走向乐池，向苏醒、向乐队表示他由衷的谢意。　
　　乐队还是他五十年代大胆起用的那个乐队，演奏员都是六十岁上下的人了，又重新穿上了夜总会的演出服，洁白的衬衣领口上打着黑色的蝴蝶结。在他们曾经为之奏乐助兴的领袖人物和不少高级干部已经辞世，曾经为之急管繁弦、迎来送往的胡志明主席和英迪拉·甘地夫人、施特朗和路易·艾黎、蒙哥马利和西园寺公一都已成了古人以后，他们正在为大众服务，并把久置不用的音符送给了一个曾经跟他们一起付出辛苦、并把尊敬和信任交给了他们的“一只手的老八路”。　
　　姨父说，苏醒在解放前也是夜总会的乐手，是拉手风琴的。那天演奏了《迎宾曲》以后，他还小声告诉我，当年给毛主席、给中央首长演奏的舞曲，还有给江青演奏的舞曲，他都小心保存着，一张也没有丢失。　　　
　　3。舞会上的“安全保护”（1）　　　
　　“文化大革命”后，朱汉雄（左）与老首长王震上将（右）相逢于葛洲坝。　
　　姨父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参加舞会的高级干部提供“安全保护”。所谓“安全保护”，就是要提防不三不四的女人进入舞厅，防止个别首长发生罗曼蒂克的越轨行为。　
　　对于经历了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而终于占领了城市的“老红军”、“老八路”来说，必须加以警惕的都市文明的一个诱惑，就是能够在如此豪华的舞厅里、如此绚丽或是如此朦胧的灯光下、如此“哧溜打滑”的木地板上，在翻着乐谱操作的管弦乐加上打击乐的伴奏声中，每周一次的“嘣嚓嚓”或是“嘣嚓嚓嚓”。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舞会上“呼啦”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令人目不暇接、年轻美貌的都市女子，构成了都市文明中一道靓丽、炫目的风景。这就提醒姨父，要时常温习毛主席的教导，要警惕“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不要重演闯王进京的悲剧。　
　　姨父对首长的“安全保护”是从发放舞会入场券开始的。他还在中南公安部先后担任边防科、警卫科科长。他说，我这个科长权力大，先是管辖着靠近香港、澳门边界的两个边防团，后来又使他拥有了对每一个参加舞会的“舞伴”进行政治审查的权力，这就使得跳舞也具有了不可小觑的政治意义。不管你是哪个医院的医生、护士，你是哪个单位的干部，你是哪个企业的职员，你是哪个学校的教师，你的政治表现如何，有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都要一个个地审查清楚，认定没有问题，才能把舞票发给你。你要是歪门邪道、社会关系复杂，对不起，我不把舞票发给你，你来了也要把你挡回去。　
　　有不少喜欢跳舞而没有进入审查范围或是没有通过审查的姑娘，挤在德明饭店门口，等首长来了就一哄而上，请首长把她们带进去。姨父对此早有防范。他手下有一个特别的卫队叫“政治保卫队”，简称“政保队”，是佩带短枪的便衣警卫。有一位首长一下小汽车，就披着大衣走过来，对女孩子招手说，来来来，跟我一起进去。把门的“政保队”员就按照姨父的命令，上前拦住说，有票的准进，没有票的不准进。首长丢了面子，发火说，我不怕你们腰里别的有枪！“政保队”员却毫不让步，不给面子，照旧像门神一样堵着大门。首长没有办法，只好面红耳赤地独自进去了。　
　　姨父说，这是中南局的一位常委呀，是省委书记一级的大干部，照样得遵守跳舞的规矩。姨父为了“我不怕你们腰里别的有枪”这句话耿耿于怀达十年之久。十年以后，那位首长早已离开武汉，从一个省调往另一个省走马上任，路过武汉是姨父接待的。姨父对他说，首长晚上有空吗？我到房间来看你。首长说，好呀，好呀！他找这位首长只是为了清理“旧账”，说明十年以前发生在舞厅门口的事情。首长道歉说，我错了，你们做得对呀！姨父才消了气。　
　　德明饭店楼下是舞厅，楼上是客房。首长们跳了舞，有人还要上楼洗澡，然后坐车回去。姨父发现了漏洞，立即派“政保队”员把守楼梯口，下命令说，首长上去理发、洗澡，或是带着老婆、孩子上去，可以；带着姑娘上去，不行，你们必须给我拦住，不准任何一个姑娘上楼。　姨父说，不要以为我多事呀！建国不久的时候，个别带兵打仗的老爷呀，说实在话，是不大检点的。他们跳了舞，就拉着舞伴，“喂　，小李，跟我上楼，那儿有糖果。”到了楼梯跟前，姑娘就被“政保队”员拦住了，“对不起，首长能上，你不能上。”那些老爷有苦说不出，干瞪眼儿。一楼是舞厅，你跳舞就在舞厅里好好跳嘛，我的舞厅里，茶水、毛巾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要带姑娘上楼干么事？楼上就是旅馆，推开门就是床，你说说笑笑，把姑娘拉到屋里，门一关，谁也看不见，你是不是“周吴郑王”，谁能说得清楚？你要晓得，我是在保护你呀！所以，楼梯口必须把住，保护了官位很高的人，他们的名字我就不点了。　
　　舞会上的“革命秩序”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学会跳舞就成了姨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第一要务。在延安的窑洞里，他曾惊讶地发现，是人都有娱乐自己、宣泄情感的天性。那些受到“抢救”而没有作出结论的人，等到看管稍微松下来，也在窑洞里跳起了交际舞。姨父说，挨整的人中，会吹、拉、弹、唱的人才有的是。还有从河南、陕南来的女学生。他们弹起三弦、吹起口琴，就在窑洞里跳起来了。只有姨父是寂寞的，他少了一只与舞伴相握的左手，只能站在一边，欣赏别人的快乐。　
　　站在德明饭店法国舞池旁边，姨父朱汉雄同志跃跃欲试。他必须为自己设计一种特殊的舞姿，但他遇到的麻烦是，女伴的左手是搭在他右肩上的，但他没有左手，女伴的右手也只好像左手一样地搭在他的肩上了。他大为惶恐说，两只手都放在我的肩上，你想想，那像个什么样子？不仅有碍观瞻，而且容易发生“失控现象”呀！所以，我仅存的右手不能放在女伴的背部或腰部，而是把女伴的左手托起来，女伴的右手也要架在我的残肢上。姨父着重指出，这种特殊姿势的一个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