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

个议员，又是最杰出的辩论家之一。这样的一个任命，加上战时内阁阁员的身分，可以作内阁的发言人，这就把他们所追求而现在又在默默要求的广泛的活动范围交给他了。我同艾德礼先生讨论了这个办法，在这种紧张局面中，他的忠心耿耿是十分宝贵的。我向他建议，他将掌玺大臣和下议院领袖的职位让给克里普斯，他自己主管自治领事务部，并被授副首相的头衔，但在组织上不作变动，这里又是一种形式上的变革，而不是实际上的变革。　
　　艾德礼先生同意了，因此我只得请克兰伯恩勋爵从自治领事务部调到殖民地事务部。我把这个职务同贵族院领袖一职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职位本来是莫因勋爵担任的，他是我所最尊敬的一个人物和朋友。他在政府中的落选对于他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这样对待他是于心不安的。后来经过一连串事件，竟使他的生命断送在开罗一个以色列刺客的手中。　
　　亲爱的沃尔特：　　　　　　　　　　　　1942年2月19日　
　　由于公私方面种种原因，我不得已要对殖民地事务部作一次调动。对此，我深感遗憾。形势和舆论都在要求政府作一次重大的改组，我因此有必要把自治领事务部交给艾德礼，许多人坚决主张这一部门应由一位战时内阁阁员负责。既然如此，我深切盼望克兰伯恩担任你的职务，从我对你的认识看来，从你在这次战争中已有的表现看来，我敢肯定你是一定愿意满足我的愿望和需要的。　
　　在这风暴袭击的时期同你共事，向来使我很感到愉快；为了你行使殖民地事务大臣和下议院领袖的职务时，发挥了高度的才能，又为了你所经常给我的帮助和友谊，我十二分真挚地向你表示感谢。　
　　莫因以一贯的庄严的态度和愉快的心情，同意解除内阁方面的职务。“几乎不必说，”他写道，“我很了解你有改组政府的必要；我只要补充一句话，你给了我在这样有意义的机构服务一年的机会，你又始终对我关怀、体贴，我将永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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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一切正在我们的穷于应付的政府机构的中心动荡的时候，国外的祸难又临到我们的头上。新加坡在2月15日投降了（准备下一章加以叙述）。如我们早先所估计的那样，英帝国有十万名官兵作了日本的俘虏。甚至在这以前，即2月12日，发生了一个插曲，我看虽然是次要的，但在公众中却引起了更大的愤怒和不安。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连同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已从布雷斯特逃脱，闯过英吉利海峡。据公众所知道的或可能听到的，它们虽在多佛的炮台轰击之下，又在我方所有空军和海军部队猛攻之下，竟能完整无损。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头谈这件事。公众对于内阁及其指挥战事的信心发生动摇，的确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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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生产部的成立，由于必须安排带来新的力量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政府内部进行了调动，这简直等于重大的改组。我决心要在同时进行某些其他的变动。马杰森上尉成绩斐然，不再当陆军大臣，我提议委派他的常务次官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继任。格里格是在效率和毅力方面最享有盛名的公务员。我任财政大臣时，他当我主要的私人秘书约有五年之久；他不但在财政部里受到过锻炼，而且曾在印度担任总督行政会议的财政委员，留下良好的成绩。他对于陆军部的全部工作了如指掌，并且获得全体将领和官佐的信任。　
　　他不愿进上议院；对于下议院又没有经验；他不得不物色、在必要时不得不争取一个选区，使自己能适应于一位政治首领所应有的更广泛、更多样化的活动范围以及更灵活的手段。他的毅力、他的无私、他的勇敢，我还得加上一点，他的固执，都是很突出的。把他提升到大臣级，我的确少了一位最能干的文官官员。　
　　在飞机生产部里我也作了调整，以卢埃林上校接替穆尔—布拉巴宗上校；前者在美国搞得极好，我们的全部飞机生产现在同美国打成了一片，后者，遗憾得很，已接受了贵族爵位。　
　　亲爱的穆尔—布拉巴宗：1942年2月21日　
　　我抱着十分遗憾的心情，写信告诉你，我为形势和舆论所迫，负责改组政府，不得不对飞机生产部有所调整。　
　　我知道你在该部是多么努力；你对我一贯地表示亲切，使我十分感激。你知道，在这次激烈的、不顺利的战争中我的处境困难，深望公务上的分离不致影响到我所珍视的友谊。　
　　他的复信显示出他的品德：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21日　
　　我十分谅解。政策上有一两个地方我认为非常重要，本想早跟你谈谈，但是此刻已经无需了。　
　　过去的一切我都感到满意。你给过我信任，十分感激。部务和工作已比当初我来时好得多了。　
　　祝一切顺利。　
　　　　　　　　　　　　　　　　　　　　　　　布拉巴宗　
　　为了减少战时内阁的人数，我不得不请财政大臣不再担任正式阁员。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　　　　　　　1942年2月19日　
　　我觉得有组织新战时内阁的必要，特将名单附上。你会看到我不能把财政大臣列在其内，这样就恢复到当初本政府组成时的原来计划。　
　　对于这点我很抱歉，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涉及到有关你的公务时，你还得劳驾。　
　　最后，在当时重要的更调中，格林伍德先生退出战时内阁，以便减少阁员人数，从而他表现了高度的爱国和无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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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组内阁的过程中，比弗布鲁克勋爵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除了对自己之外，他对各人的事情都能保持冷静客观的看法。例如：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7日　
　　兹送上我在电话中提到的函件。　
　　人民对于自己丧失了信心，他们仰望着政府，要把信心恢复过来。满足这个要求，就是政府的责任。　
　　内阁机构的变更，能作出什么事情来给予人民所需要的东西呢？　
　　1．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加入政府么？但是公众对于克里普斯的愿望是一时的热情。这种热情已经开始减退了。　
　　2．任命一位国防大臣，或是一位国防次官么？但是这一职位，要找一位既能使公众满意、又能在你领导之下使你满意的人，是找不到的。　
　　任命一位能满足目前公众情绪的人，如克里普斯那样，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克里普斯是不会使你满意的。　
　　3．成立一个由少数大臣组成的战时内阁，其中每位都指导几个部，而又不担任各部的具体职责么？应当采取这个计划。　
　　战时内阁应由现内阁中最有能力的贝文、最得人心的阁员艾登和工党领袖艾德礼组成。　
　　内阁中其他阁员都当去掉。他们都是勇士，比较那三十位更为可敬，但是不及前三名。　
　　4．最后，政府中有些人员是被公众看作不中用的大臣。　
　　他们的名字是你所熟悉的。　
　　国防大臣之中，无论如何有一位是同公众格格不入的。可能有两位。　
　　这当然是一封私人信，我本人无意去助长或支持公众的任何激动情绪。　
　　你的永久的朋友马克斯他还引了下面一段修昔底德①的话寄给我，没有写日期；也许他已经把这段话试用在他自己身上而白费了心机。不要再同斯巴达进行会谈。明白地向他们指出，你并没被目前的苦难所压倒。无论他们是国家，还是个人，只有面对苦难而不畏缩，只有进行最强烈的抵抗，才是真正的英雄。　
　　①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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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一切好像都已定局，比弗布鲁克勋爵就辞职了。　
　　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他觉得不能再负起所接受的新的而繁重的责任。我竭力劝他不要辞职，但是他和其他主要大臣当着我面前，进行了冗长而恼人的讨论，使我感到最好不要再去勉强他。因此我同意他退出战时内阁，到美国去担任一些职责不很明确的使命。他在那里能够影响总统周围的人物，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还可以在西印度的一个岛上找到他所急需的休养和安静。有许多不赏识他的品质或者不了解他对战事的贡献的人，还有某些同他吵过架的人，都称了心意。只是我深切地感到若有所失。　
　　几天之后，他写来最后一封信，说明了我们是怎样分手的。　
　　亲爱的温斯顿：　　　　　　　　　　　　1942年2月26日　
　　我今日离开本部，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现在我必须把我二十一个月来的高度冒险的经历告诉你，像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所作的一切工作，一直是依靠你给我的支持。　
　　你担着很大的风险，把我拉进了内阁；你又因把我留在这里，遭到一部分阁员的攻击。　
　　我所给你的，同你所给我的比起来，简直小得可怜。亏了你，我才能够声名显赫。公众的信任，实在出之于你。我的勇气是你鼓起来的。这些恩惠使我有权利在你的助手的名单中得到一席之地，当你拯救我们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这些助手们是替你服务的。　
　　临别在即，我特写这封感激和致敬的信给国家的领袖、人民的救星和自由世界进行抵抗的象征。　
　　你的亲切的马克斯我一向打算在他恢复健康、心绪宁静之后，要他回来，但当时我没有将这一意图告诉同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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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重大责任的生产部，现在又出缺了；要找一位继任人选，我倒并不感到困难。我把奥利弗·利特尔顿看成是一个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又活动能力极大的人，这些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的。我在他童年时在他父亲家里就同他相识。1940年我使他脱离平民生活出任贸易大臣并进入议会。在贸易部时他已经得到了各党派的信任；作为驻开罗国务大臣，因中东军事失利，他首当其冲，将近一年之久。在后方的行政工作上和铁路事业上，他倡议了或者贯彻了许多重要的改革。这些使他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有了最密切的接触，在华盛顿受到了十分的尊重。我还得另外物色一人，接替他去当驻开罗国务大臣。3月18日，澳大利亚驻华盛顿代表R．G．凯西先生，受到继任他的任命。　
　　战时内阁的改组是2月19日宣布的，虽然现在延揽了两位新人，人数却从八位减到了七位。读者自会看到，同舆论的强烈潮流恰恰相反，目前我已充分实现了我的意见，即战时内阁的成员也应该是负责部门的主持者，不仅仅当个空头顾问，除了想想、讲讲、又根据折衷方案或多数意见作出决定以外，就没有事干了。　
旧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掌玺大臣艾德礼先生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先生　
　　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　
　　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新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艾德礼先生　
　　掌玺大臣兼众议院议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当然由此也产生了各种问题。克兰伯恩勋爵觉得，作为上议院议长，他应当是战时内阁的阁员，至少也应经常出席会议。他也急欲加强政府在上议院中的辩论力量；按照惯例——在宪法上虽然不是强制的，上议院至少该有两位国务大臣。在这时候，我想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可以以贵族身分去进行他的新工作。　
　　丘吉尔先生致克兰伯恩勋爵　　　　　　　　1942年2月20日　
　　我认为，把那种“在战时内阁开会时经常出席的绝对权”给与任何一位领导上议院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求小型组织的议论是大家所坚决主张的。上议院和战时内阁之间从前唯一的联系是比弗布鲁克，他是难得来参加会议的，即使参加，也只是讨论他自己的问题。　
　　我也不能保证，必须由上议院任命的各部次官一定是一位有议会经验和地位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各重要部门中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我当然要注意到有没有充足的辩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