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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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我会见我们自治领和印度的代表们，并且出席了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那天晚上，我到巴尔的摩去，我的水上飞机停泊在那儿。总统在白宫热情地和我告别，哈里·霍普金斯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则来送行。那条狭长的而且有遮盖的通到河里的临时跳板，由美国武装警察严密地护卫着。似乎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警官们神态严肃。在我们起飞之前，有人告诉我说，一个值班的便衣人员被逮捕了；这个人手指摸弄着手枪，口中喃喃地说他要“干掉”我，还说了些其他不好听的话。警察向他猛扑过去，将他逮捕了。后来，发现他是个疯子。疯子在公职人员看来特别危险，因为，疯子对叫“走开，走开”是不理会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巴特伍德降落加油，在饱餐一顿新鲜的龙虾之后又起飞了。此后，我在想吃的时候——那就是，在正常两餐之间的时间里——吃了点东西，而且，什么时候能睡就睡。在飞过北爱尔兰之后，黎明时临近克莱德河，那时我就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飞机安全地降落了。我的火车在等着。我的私人秘书之一，佩克也在那儿；还有一大堆箱子和四五天的报纸。一小时内，我们又出发到南部去了。由于在莫尔顿选举中的彻底失败，我们丧失了一个补缺选举的席位。这是托卜鲁克的副产品之一。　
　　这似乎是我的一个倒霉的时期。我躺在铺上，随便翻阅了一会儿公文，然后睡了四五小时，一直睡到伦敦。睡眠是多么幸福啊！战时内阁人员在月台上欢迎我。我很快就回到内阁办公室工作了。　






第二十三章　不信任投票

　　联合政府的力量——一长串军事失利和溃败——6月25日，一项方便的不信任动议——撤回动议的建议遭到拒绝——克里普斯爵士的报告——7月1日，第一天辩论——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动人演说——拙劣的节外生枝——罗杰·凯斯爵士作为附议者——一种矛盾的情况——温特顿勋爵的攻击——霍尔—贝利沙先生的攻击——我结束辩论——议会中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我们的意外的灾难——托卜鲁克出人意外的陷落——美国关于英国情况的歪曲报道——缺乏坦克与战前的根源——奥金莱克和里奇——我要求表决——我为我的国防大臣一职辩护——只有二十五张反对票——我的美国朋友的欣慰——历史的巧合。　
　　充满尖刻文章和刺耳声音的报纸上的议论和批评，在下议院里得到二三十位议员的附和，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员则抱着相当阴郁悲观的态度。在这个时机，一个由一党执政的政府，如果不经过一次投票，就会像1940年5月迫使张伯伦先生交出权力那样，在一阵激烈的议论中被推翻。但是，民族联合政府经过2月份的改组而有了加强，它的团结一致的力量是巨大而有压倒的优势的。所有主要的大臣都团结在我的周围，丝毫也没有不忠诚和不坚定的想法。我似乎已取得所有充分了解情况关心局势演变并且分担责任的人们的信任。　
　　没有一个人动摇不定，也没有阴谋的私议。我们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牢不可破的团体，能够抵制任何外来的政治攻击，能够经受每一种挫折，为共同的事业而坚持不屈。　
　　我们已经遭到一长串的失利和溃败——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奥金莱克在沙漠战役的失败；未曾解释，也难以解释清楚的托卜鲁克战役；沙漠军队的迅速溃退，以及我们在昔兰尼加和利比亚所有占领地的丢失；向埃及边境退却四百哩；五万余人的伤亡和被俘。我们损失了大量的大炮、弹药、车辆和各种储备。我们又回到马特鲁，回到两年前的旧阵地；　
　　但是，这次隆美尔和他的德国军队乘胜利之势，坐在缴自我们的汽车上，用的是我们供应的汽油，大多数时间中发射着我们的弹药，向我方进逼。只要再少许前进一些，再取得一些胜利，墨索里尼与隆美尔就会携手同进开罗或者开罗的废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我们遭到惊人的挫败以后，又面临着正在发生作用的种种未知因素，谁能预言，这种局面如何发展呢？　
　　议会的情势需要立即明朗化。然而，在新加坡沦陷前不久曾经举行过一次信任投票，很难再要求下院举行另一次信任投票。可是，当心怀不满的议员自行决定在议程单上规定投一次不信任票时，那就非常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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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5日，议程单上列着一项动议，措辞如下：　
　　下议院对于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皇家军队的英勇气概和坚忍精神，虽然表示敬意，但是，对于中央有关战争的指挥工作，却不予信任。　
　　列名的是保守党的一位有势力的议员约翰·沃德洛—米尔恩。他是有权力的全党财政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关于行政浪费和缺乏效果等案件的报告，我始终密切注意，予以研究。这个委员会有大量情报可供利用；而且，还同我们战争机构的外围方面，有大量的接触。当宣布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附议这项动议，而且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赞助这项动议时，情势顿时明显起来，一场严重的挑战业已开始。实际上，在某些报纸上，在议会走廊里，已在传播着有决定性的政治危机即将来临等等议论。　
　　我立即说，我们决定给以充分公开辩论的机会，订于7月1日开会。我认为必须发布一项公告。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9日　
　　当我在星期四下午四时左右在不信任投票辩论中说话时，我认为必须宣布，你从6月25日起已接替里奇担任指挥。　
　　埃及的战争危机渐趋恶化，而且，普遍地认为，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很快就要在隆美尔的刀光剑影之下陷落。墨索里尼确已准备飞往隆美尔的总部，打算参加这两个城市，或者其中一个的凯旋入城式。看来我们在议会和沙漠前线都将在同一时间达到困难的顶峰。当我们的责难者了解到，他们将要面对我们团结一致的联合政府，这时，有些人的热忱消失了，而且，动议的提议人提出，如果埃及的严重局势使公开讨论成为不合时宜的话，就建议撤销动议。然而，我们不打算让他们轻易退避。考虑到将近三个星期以来，整个世界，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在焦急地注视着日益高涨的政治和军事的紧张形势，不使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是不行的。　
　　丘吉尔先生致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　
1942年6月30日　
　　今晨我把你6月30日的来信交与战时内阁，他们要我通知你，鉴于这种对政府的能力和权威的挑战在数日以来已传遍全世界，因此有必要将此事交付讨论，立即得出结论，为此，已作好各种安排。　
　　辩论开始以前，海军中校金—霍尔起立要求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把他的动议推迟到当时在利比亚激烈进行的战事结束之时。约翰爵士回答道，假如政府由于国家利益愿意推迟，他将立即勉强同意，但是，政府方面并未提出这种建议。我于是作如下的声明：　
　　我已仔细考虑过这一问题，而且一点也不感迟疑，但是如果有人因局势的紧迫和严重而发出呼吁，辩论或许可以推迟。不过，这种投不信任票提案毕竟已列入议程相当时间了，而且，已经很快地传遍全世界了。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我亲眼见到这个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所造成的强烈的激动情绪，虽说我们在国内的人对于我们制度的稳定性和我们今日政府的力量会有所了解，然而，我们国内的舆论，绝不是在其他国家所能分享与感受到的。现在，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而且一周多以来，这件事已成为世界每个角落的议题，依我看来，推迟决定比立即交付讨论将更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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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把我的发言保留到辩论结束之时，我有机会来考虑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认为我将遭到批评的一些要点。①　
　　①当我开始7月2日的发言时，得到了这份文件。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在下议院和全国，无疑都有着十分庞杂的意见，但是，我们也明白，不信任投票无论如何绝不表示全国对新闻报导的普遍反应。同时，在莫尔顿补缺选举中，政府候选人在总票数约二万张中只得到六千二百二十六张，这种极重要的结果无疑是受到利比亚战局的影响，也显示出选举人的深切不安和缺乏信任。我并不认为选举人的情感在任何意义上是个人反对首相的情感，而是对某件事做错了而产生的一般不满情绪，要求毫不延迟地加以改正。就我所能推测到的而言，责难的情绪集中在下列六个主要问题上：　
　　（1）·从·开·罗·来·的·过·分·乐·观·的·新·闻·报·导——诚然这些电讯绝非官方电讯，但是，这些电讯必然是受到军事当局提供给报纸的消息的影响；而且，这些消息的主要用意在于引导新闻记者作出过分乐观的报导，而官方公报又没有起到纠正作用，来消除这些过分乐观的情绪。一般所产生的印象是，军事当局并没有认识到战局的严重性，而且，军事情报也不准确，常常会使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这种报道的总方针，无疑使托卜鲁克的陷落和向马特鲁退却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震惊。　
　　（2）·指·挥·的·才·干——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如果有较好的指挥才干，隆美尔可能已被击败，特别是在根据奥金莱克将军的说法，当时隆美尔已被打得筋疲力竭，处于危急万分的时机。可取的看法是，缺乏良好的指挥，而且，整个战役在防御战的基础之上考虑得过多，而在危急的时机，却没有必需的反击战的勇气。　
　　这种责难使人们对于总司令或者陆军司令官是否真正掌握现代机械化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产生了怀疑；也使人们想到，是否应当全部更换指挥官，代之以对机械化战争更有经验和才干的人员。　
　　（3）·最·高·指·挥——上述（2）所述的责难反映出对于最高军事指挥当局的广泛怀疑，怀疑他们是否同样也不合时宜，不能掌握对隆美尔及其军队作战的正确方法。与此有关的是，空军与陆军的合作没有达到可能达到的效率，而且，在最高统帅部方面，也还需要共同努力和共同计划。　
　　（4）·武·器——也许最强烈的责难是，在战争几乎进行了三年之后，我们仍然在坦克与防坦克炮等重要武器方面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劣势是造成溃败的主要原因。　
　　（5）·研·究·和·发·明——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虽然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些非常有才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科学家和发明家，但是，在有效的装备竞赛方面，我们总是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且，为了从这个战争的重要部门得到最大的好处，在组织方法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6）·空·军——人们对奥金莱克将军所说，我们在空军方面士气优良，可是却不能阻止敌人前进，不知道如何自圆其说。这导致种种怀疑，如各种精密空军武器的效用等等，而且又一次地引起对俯冲轰炸机的整个怀疑和关于飞机型式的其他疑问。在这一方面，我们非常不安，由于我们对飞机的型式存着过分僵硬的观点，这就使我们即使处于空中优势，也无法像敌人那样有效地进行空中的战斗。　
　　鉴于我们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薄弱，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利用远程飞机？这里又产生了如何阻止敌方在利比亚的获得增援的问题。　
　　我认为，上述各点概括了全面人民中比较认真思考问题的一部分人心目中深感不安的几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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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作了一次动人的演说，提出了主要的问题，开始了辩论。这项动议“并非攻击在战场的军官们，而是明确地攻击在伦敦的中枢机构；而且，我希望指出，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伦敦方面，而绝不是在利比亚或其他地方。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所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让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他详述了集中在这两种职务的主管人身上的“巨大的责任”。“我们必须有一位有力的专职人员担当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我要求一个有魄力而不受任何方面牵制的人来任命陆军将领、海军将领等等。我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人来负责皇家军队三军，……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要求为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武器，……敢于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