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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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令人遗憾的门派分割
我们同内地会各传教士的关系一度非常友好。我妻子理查德夫人经常同科瑞克梅（）女士、霍尼（）女士还有兰克斯特（）女士一起走访中国妇女。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斯格菲尔德先生还不会讲汉语时，我在他的诊疗所给他当翻译。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在我家举行一个祈祷聚会——后来完全成了一种社交聚会；每个礼拜六，也是在我们的房子里，举行一次英语的礼拜仪式，所有的朋友都留下来喝茶；而在礼拜六的晚上，则用中文举行礼拜仪式，完了是合唱赞美诗。礼拜四晚上，我妻子举办一个音乐培训班，教我们那些希望学习读谱的朋友们首调唱法。兰德尔夫妇很有音乐素养，使我们的小团体获益良多。兰德尔夫人是一个虔诚的工作者，尽管去世得早，离开时却怀着成功者的欢欣。 但内地会的戴德生先生，却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和谐。1881年，他命令手下的传教士到另外的地方祈祷，理由是我的做法不合正统。斯格菲尔德和兰德尔先生对此感到非常震惊，立即带着戴德生先生的信来拜访我。他们肯定地告诉我，经常从我的谈话中受到启发；但是，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内地会在太原府有独立的教堂，也开办了独立的学校，这大大违背了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 11月，我决定来回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前往烟台，以个人地身份去拜访戴德生先生，希望能够比较圆满地把问题解决了。最终，我提出可以离开工作了多年的太原府——正是在这里，通过参加赈灾，我确立了浸礼会的优势地位——前往河南省首府——在那里，他的内地会被驱逐出去了。条件是，他不再派任何一个内地会的成员前往该地，而应把这块地盘留给浸礼会。然而，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 面对这种不容商量的态度，我带着一颗忧伤的心回到了山西。我感到，不管怎么说，在同一个城市里，开办不止一所学校，相互对立，相互竞争，对我们而言，是件不光彩的事。内地会的人告诉我，他们打算把他们的学校永久地办下去，于是我建议他们把理查德夫人的那些男孩接受下来，这样，我们可以抽出空来，全身心地去做其它善事。大家认为这是节约财力的最好办法。然而，理查德夫人教了这六十个学生三年了，非常喜欢他们。最早来的那十个孩子，在1880年1月已成为基督教徒。把他们转交出去，理查德夫人的心里颇不是滋味。 从自我辩护的角度，我可能有很多话说，但是，于今而言，一切已为往事。就我当时的态度，我没有后悔可言，尽管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到它的影响。让我感到欣慰的事，太原府再也没有了分裂，浸礼会现在已拥有了整个城市。 29．基督教徒小传 1880至1881年间，我偶然间意识到，中国人可能对那些卓越的基督徒的经历非常感兴趣，这时候，必须向他们讲明，那些伟大灵魂多少个世纪以来在所有国家所做的一切，究竟目的何在。于是，我设法搞到一些有关教会历史以及关于圣徒们的生活事迹——不论是宗教改革以前还是以后的——的最好的书籍，把我认为适合翻译成中文的章节标出来。当把城里的学校移交到内地会手里后，我妻子觉得最好把她的时间用在翻译这些杰出的基督徒的生活传记上来。在我去山东和北京期间，她一直在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直到最后积累成中国人所称的十卷。这些东西于90年代在上海出版。 令人欣慰的是，那位帮助她翻译材料的优秀的中国作者成了基督徒。在山西的基督教会里，没有什么比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高大凌（音译）更耀眼、更能增光添彩了。 30 帮助山西人民的特殊措施 在饥荒期间，狼变得非常大胆放肆，经常从村里把小孩叼走吃掉。想到有一位萨克逊国王曾经使英格兰免于狼患，我便效法他，对捕获的每一只狼，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都给予一笔奖金。不过，送到我这里来的不是很多。 就像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在中国北部，覆盖着一层厚度从几百英尺到数千英尺不等的黄土。大雨在黄土高原上冲刷出了又宽又深的涧谷。年深月久，这些涧谷就发展成无法穿越的巨壑鸿沟。在思考交通运输的最好方式时，鉴于到处都是巨壑深沟，认识到修建铁路面临的巨大困难，我想到飞行机器，如果能够发明出来的话，应该是最好的交通工具，那将是对这个国家的巨大的福利。因之，我花了一些时间研究鸟和昆虫的飞行，记下了它们的体重和翅翼之大小的比例，并且，根据某些昆虫飞行时发出的声音，我计算了它们的翅膀每分钟煽动的次数。我从来没有怀疑人们发明一种飞行器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国人比其它民族对风筝的飞行更感兴趣，我想他们中的某个天才发明一种飞行器是可能的。这是我第一次对飞机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直到现在还没有减弱；但新科学的发展进程已超越了我所能梦想的范围。 一天，当地一所儒学的校长跑来找我，并对我说：“在我们古代的典籍里提到过一种方法，可以阻止身体组织的损坏，使生命活动暂时停止，那是一种类似于生物冬眠的状态。不知道你们西方人是否了解一些这种技术的过程？如果了解的话，能不能把它的秘密教给正遭受饥饿的民众，把他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我回答说，我以前只是从书上读到过一个关于抑制心脏活动的试验 ，在赫胥黎（）的《生理学基础教程》中，但因为我在这方面知识贫乏，不能够冒险去做这样的试验。 在这场严重的旱灾和饥荒过去了一两年之后，全山西境内下了一场大雨。在山西北部与太原相邻的归化城，我问农夫们年成怎样，他们的回答是：“糟透了。因为收成太好。每家每户都获得了丰收，但是没有市场。把粮食运到需要的地区去花费太大，因为劳动力很少，工钱很高。因此农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听任庄稼烂在地里”。这种令人痛惜的状况是我用来呼吁当权者修建铁路的强有力证据：为了以廉价的运输费用，在丰收时把谷物运出去，在需要时运进来。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图）
1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 在汉朝——相当于基督教时代的初期，以及在从7世纪持续到10世纪的唐朝，中国政府欢迎外国人来中国经商、旅游或定居，不论他们是印度人、犹太人、波斯人、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但满清王朝建立不久，政策发生了彻底变化。 下面这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它发生在山东的青州府附近，时间是1875年。一天拂晓，我骑马去一个村子。街道上空荡荡的，只碰到一个人。那人一边走一边把褂子披在身上，算是装束完毕。当我走过他身边时，他以尖锐的目光打量着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从青州府”，我回答。 “但是”，他说，“你不是中国人。你是外国人”。 “是的”。我回答，“我来自英国”。 “英国！”他喊道：“就是那个反叛我们的国家！”（他指的是1837年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 “她永远不会反叛，”我说，“因为她永远不会属于中国”。 “她就是属于中国！”他反驳说，“在她成为中国的进贡国之前就属于中国了”（当年马戛尔尼爵士及其他使节带给中国的礼物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记作向中国的进贡）。“当年英国的叛乱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他在说这些话时义愤填膺，而这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态度。 当睿智的耶稣会神父们，如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到达中国时，受到了明朝的万历帝和清朝康熙帝最热诚的接待。但后来的多明我会士向教廷投诉了耶稣会士采取的传教策略，双方发生了争执。教皇特使多罗（）来中国后，站在多明我会士一边，宣布耶稣会士关于上帝的一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据说康熙帝让陪同特使觐见的一位多明我神父读一读挂在接见大厅墙上的一些中文字，那位神父不认得，皇帝便告诉特使说，他最好把所有那些无知的神父带出中国。康熙皇帝宣称，与那些神父们相比，他更理解自己的语言。他希望耶稣会士们继续留在北京，至于教皇，应该管好自己的臣民，而中国的民众由他本人来管理。 后来，英国征服印度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事件，加上教皇一直将自己看作整个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他已经把东方赏给了葡萄牙，把美洲赏给了西班牙，使得满清政府很担心西方的政治入侵。反过来，他们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天子”是全世界的唯一主宰。当东印度公司到达广州时，清廷向律劳卑（）爵士颁发了一道敕令，命令他恭恭敬敬接受管理。两种同样的心态发生了冲突，正是这种冲突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导致了英国与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再后来，发生了太平天国叛乱，这使一些中国人对宗教宣传产生了恐惧，认为那是危险的政治运动。因而，尽管已经签署了关于宗教宽容的条约，中国政府还是训谕他的官员，不论高级还是低级的，要尽最大努力防止传教士到内地定居，以防他们暗中收买人心。在江苏，有一个人到处打听租房子，官府的人在他身上搜出一封外国人写的信，他就被处死了。租房给“鬼子”的房东将被逮捕并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政策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后来在中国开设的每一个传教基地都伴随着暴乱，而其发起者是官员和士绅。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图）
2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 山西省的灾荒结束后，我开始思考导致灾荒以及民众如此贫困的原因。我感到我必须研究导致人类之苦难的根源，不仅仅研究中国，而且研究全世界的情况。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我认识到，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在遵守上帝给与亚当的指令，去支配世间万事万物。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一样的发明创造。我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去避免饥荒再度发生，去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除了省里的官员和省学里的学生们，我的宣传对象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