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历史

产化。
　　地广人稀的黑土地上，一时取之不尽的开发权，对于内地土地短缺的农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各种传说和消息通过日益普及的广播手段，迅速传递开去，一时间从东南中国开往东北中国的火车人满为患，驶抵海参崴的轮船也一班接一班地增加。
　　人流中富有特色的现象是，还出现了各地妇女组织牵头举办的“出乡团”。尤其以湖南和四川的“湘妹子”和“川妹子”团体结伙“闯关东”、离家万里落地生根的故事最富传奇色彩。
　　结果若干年后，黑龙江流域的饮食口味也流行起“麻辣烫”来……
　　移民垦荒，这个裁军的副产品大大缓解了南方的土地危机，并直接推动了中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合理。
　　到了50年代，黑龙江流域成为中国的富庶地区之一。舟楫之利给丰富的资源提供了便捷通道，肥沃的黑土地成为不折不扣的国家粮仓。
　　……在鲁西南，还出现过这类极端的例子：某些盘剥佃户、心狠手辣的地主，以前成天嚷嚷“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大活人有的是”，如今几天功夫，佃户都走光了——闯关东，或者进城打工去了。害得地主提薪加酬、磕头作揖、自搧耳光，也找不到人来给他扛长活……
（955）
　　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在“经济政策”中有这样的重要条款：
　　“第二十七条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
　　随之两年后，又正式公布了《华夏合众国土地改革法》。
　　※原文。
　　这个过程中，另一件值得提起的是，毛泽东以信函形式，向李宗仁执行总统建议：早日出兵西藏，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
　　李总统认为有道理，随即组织实施。
　　但国军中各个部队却以路途艰难遥远为由，迟迟不肯响应。李宗仁动员本部桂系人马，但也被部下以“广西人不惯高原生活”而再三推诿。
　　后来，祖国进步党推荐了党的副秘书长邓小平，带领张国华纵队和王震纵队8万人先后入藏，从而抑制了那里潜在的分裂主义势力。华北联军不畏劳苦、不避艰险，维护主权的行为，再次赢得了国内舆论界的赞赏。
　　此后，驻藏8年的邓小平，也由于任内开通了青藏、川藏公路，并且治理这个边远的世界屋脊成绩斐然，而名列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候选梯队。
　　（956）
　　原计划6年完成的整军、建军工作，到第4个年头，在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任内，效果已初见端倪。
　　50年代初，整顿后的中国国防军总数为250万人，约占国家人口总数的0。5％；其中正规军140万人，机关、后勤和边防部队60万人。实行了志愿与义务相结合的兵役制。此外还有义务兵役制的准军事化公民卫队50万人。
　　正规军中，陆军105万人，编为10个集团军，60个野战师，9个独立重炮兵旅和若干勤务、医疗部队。
　　其中近半数——28个师实现了50年代水平的摩托化。
　　7个机械化师，各自下属有装甲旅。除若干美式武器装备外，还装备了国产“麒麟3型”主战坦克、“啸天犬4型”步兵战车、“貔貅2型”自行火炮、和“火蜥蜴”自走防空炮。履带车辆总数约5000辆。
　　10个野战集团军分别驻守满洲里、龙江、结雅（外兴安岭南侧）、纳兰、包头、敦煌（前哨为星星峡）、武威、拉萨、百色、鹰潭。
　　　　高原山地师，也开始接受正规的专业化训练。
　　空军23万人，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东南5个军区。共辖有26个航空联队，拥有各类飞机2800余架；其中2个B－29中队和2个F86“佩刀式”喷气战斗机联队引人注目。
　　　　国产制空战斗机“腾雾”和新一代战斗轰炸机“契丹风”也得到批量装备，数量超过四位数。
　　1949年，沈阳黎明飞机厂已能够生产改进型的“鸿雁”（C－47）运输机，并在开发一型四引擎中远程轰炸机，代号为“鸵鸟”，具有改为大型运输机的潜力。
　　空军要地防空部队，编为30个防空营，拥有上千门各型高炮。
　　作为战略机动部队的伞兵集团军，驻守在位置适中的邯郸。
　　海军12万人，分为南、北两大舰队。
　　南洋舰队驻地高雄，负责舟山、琉球群岛和台湾以南各海域的巡逻警戒，并定期派出一支西洋分舰队，维护马六甲海峡到波斯湾的航路安全畅通。
　　北洋舰队驻地海参崴，负责从新唐州（堪察加）、千岛、日本沿海的巡逻警戒，并有一支东洋分舰队常驻横须贺港，替代美国海军对日本承担的义务——因为《对日和约》规定，日本不得发展远洋海军。
　　原有两栖纵队，整编为3个海军陆战队师，分别驻守在新唐州及千岛地区、日本及琉球地区、台湾及南海诸岛地区。
　　1950年，中国海军拥有18艘轻型和重型巡洋舰，50余艘驱护舰和30余艘潜艇；以及一支完整的登陆舰队。
　　美国海军陆续转让了剩余的3艘“独立级”航空母舰。加上佐世保港中舾装完毕的2艘原日本“云龙级”，中国海军一度拥有了6艘“大铁盒子”和超过300架舰载机。很让一些具有“航母情结”的中国军事迷开心了一阵子。
　　舰艇总吨位达到70万吨，一时间，竟虚荣地登上了世界第三海军的宝座。
　　但新一代海军将士的遗憾，是缺少用武之地。如同美国海军一样，他们只能在学习前辈的战史中感受海战，在频繁的出访中体会荣誉了。
　　（957）
　　中苏边境实际控制线停火期间，双方都忙着巩固阵地，把原有的轻型掩体重型化、永久化和要塞化。
　　待到喘息中停下来，向对方阵地瞭望一眼时才发现，对面工事也已大大加固了！谁再发动进攻，都要付出重大代价。
　　中国西北战区继任长官杜聿明上将，两年里熟读兵书，整军经武，打造了一支后勤支撑强大、足以保证前锋在沙漠戈壁驰骋的精兵。官拜上将的他，决心，效法清末大将左宗棠的先例，收复新疆，为国建功。
　　两年准备就绪。
　　1949年7月※，就在他上报了“胡杨树”计划，正摩拳擦掌、窥测时机和突破口、打算以一役而定西北、竟全功之际，苏联在星星峡以西500公里的罗布泊沙漠地带，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史实日期。
　　从此，世界正式进入了核对峙时代。
　　原有的作战观念都必须放在这个新框架里考量了。
（958）
　　选择罗布泊无疑是一种震慑。这次爆炸也震醒了那些休眠的国家。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看不到威胁，军队将领们都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寂寞高手”心态。
　　大量库存积压的武器，一再以半价、四分之一价甚至更便宜的价格处理、出售，或者干脆就地销毁。
　　甚至还发生从英国收回“租借物资”——上百架“海盗式”舰载机时，干脆把船开到公海，从航母甲板上把飞机推下深渊了事——这类财大气粗的例子。
　　对苏联也同样，美国人收回“租借物资”火车机车的时候，也是离岸不远就抛弃海中，弄得岸上俄罗斯工人跺脚、咒骂、伤心、哭泣，痛恨这些败家子。
　　中国略有例外——早期曾有过一轮回收和封存，是为了防止中国内战；后期大部武器，是对于中国赴欧远征的奖励和报答；更后来，则是由中国出钱，或者用贷款购买，因此回收力度不大。
　　1945年到1949年，美国真正是过了一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消闲日子。看不到战争危险的公众，迅速把武装力量的意义和价值遗忘，军队又回到20－30年代那种被人忽略、被拼命克扣军费的日子。
　　　　1949年，国会拨款委员会核定的美国军队总数，不得超过75万。
　　苏联核爆炸，震得多数美国人浑身一机灵。这才想起，自己也曾有过原子弹。连忙检点自己那不到两位数的核武库，竟发现有些武器因保管不善，已经由于元素衰变而失效了。
　　苏联核试验比美国预测提前6年之多，令观察家们大跌眼镜。
　　此时美国外交谋略的主流思路，是通过强化盟国、围堵苏联，以便转移和释放危险。
　　不久，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派出的一个小组到达中国。
　　一年后，一座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在中国江苏秦山开始运转，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邓稼先担任了这个实验室的主任。
　　这一研究机构事实上是个实验室群，除了可以发电的反应堆，还包括钚直线加速器、计算中心、材料科学研究中心和卫生研究实验室等，其中属于敏感和机密的部门，被铁丝网所包围。
　　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紧急拨款，用于研制开发新型的B－52远程战略轰炸机。略感过时的B－29型被前沿部署到欧洲，进入驻德美军空军基地。
　　中国也得到了3个B－29中队，用于早期训练。
　　这让中国飞机设计工程师喜出望外，国产“鸵鸟”研发小组跑到北平南苑机场的B－29驻地，把这些大飞机里外看了个够，巴不得偶尔事故报废一架，以供他们解剖。
　　（959）
　　苏联掌握核武器后，几次向中国严重交涉远东领土问题。
　　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谈判中不动声色，国内则加紧了地面防范和空中巡逻。
　　美国适时地出面干预，主张：在已成立的联合国框架下讨论这一问题。
　　苏联，受到时而死灰复燃的乌克兰和波罗地海三国分裂势力的牵制，终于没有下决心再次向远东大量增兵。因为至少7000公里的运输线，无法支持他们象德国那样使兵力在国内大规模机动。
　　双方虚声恫吓一阵，中苏停火线暂时没有战火重燃。
　　回到总参作战部的什捷缅科上将，甚至私下散布了这个观点：
　　——海参崴实际上很难再回归苏联了。如果敌人是中国的话，那个太平洋港口即使短期内夺回来，也难以长期守住。它的运输补给线太脆弱了，几乎全程暴露在中国威胁之下……
　　后来，苏联又在谈判中提出“以新疆交换远东”的建议。中国政府几经权衡考虑，给予了否定的答复。
　　黑龙江流域的开发给中国带来的实惠太多了，这片富饶之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移民也在几年中达到了5000万人，迁出这批人口的难度，大得无法想象。
　　后来，在60年代初期，南方的大面积自然灾害中，正是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产出的大批粮食，解除了国家饥荒的隐患。
　　中国人，这时才普遍意识到，90年前割让这块土地的重大失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丧权辱国。
（960）
　　由于华北联军收复外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功勋卓著，而南京政府方面却迟迟不能收复新疆，于是，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党之间在1947年达成的协议是：
　　6年过渡期内，在李宗仁担任首届国家总统的前提下，由祖国进步党新任总书记刘少奇，首先出任联合政府首任行政院长。
　　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席位也尽可能合理分配。
　　这一任的三年中，根据蒋介石先生的书面意见，由资历较深的魏德迈将军担任首届国防军总监。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工作，使祖国进步党人尝到了苦头，执政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由于相对缺少行政经验，同在野的国民党和各类封建遗老遗少的争议、摩擦、周旋乃至斗争，损耗了刘少奇相当的精力，刚到50岁便已满头白发。
　　好在李宗仁早年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是个具有进步意识的总统，没有过多地给刘少奇设置障碍。
　　祖国进步党人的执政班子此时也体现出廉洁和效率。
　　没有强势人物的两党联合政府的组合，虽然常常显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且时有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问题，但民主作风倒是不缺乏。
　　　　舆论反映，这是与蒋公执政期间最大的不同。
　　　　言路畅通调动了各界、各阶层的积极性。三年执政期获得的历史评价是：“一个良好的战后恢复阶段”。
　　只有一件事有损刘院长的威信。
　　在农村政策方面，进步党本着一贯思路，认为农业集体化才是尽快发展农业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名誉主席也以书面形式，敦促刘院长早日进行这项试验。
　　于是在进步党当政的辖区、原河北省徐水县（现属涿州保定郡）一带，进步党政府开始了农业合作社试验。
　　村里办起了食堂、托儿所，农民集体劳动，以工分计算报酬。这个新样板初期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