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历史

　　于是在进步党当政的辖区、原河北省徐水县（现属涿州保定郡）一带，进步党政府开始了农业合作社试验。
　　村里办起了食堂、托儿所，农民集体劳动，以工分计算报酬。这个新样板初期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好评连连。周边地区纷纷起而效法。
　　短期效果使进步党内产生某种盲目乐观情绪。成就被不断夸大。刘院长一时也喜不自胜，亲自出马去抓试点。
　　接下来合作形式的迅速升级逐渐显出失控的趋势。各种初级的农业合作社被很快改组为大型的“人民公社”。
　　　　毛泽东名誉主席还用颤抖的字体题写了“人民公社好！”的条幅。
　　但随后的两年间，人民公社没有体现出它是人们期望的那种高效、合理并且人性化的劳动组织，先天不足的种种弊端逐一显露出来。
　　1949年一次不大的旱灾，对其他州郡并无显著影响，却使徐水周边地区出现严重饥荒，村头巷尾甚至出现饿殍。
　　狼狈的社长们无奈只好开出大批介绍信，交给满脸仓惶的社员，供他们带领全家外出讨饭。
　　这些丢脸的举动在言论开放的新中国引起了广泛报导和舆论抨击。试验了三年的人民公社在危机中解体了。
　　　　这是刘院长在执政期间，最遭人诟病的败笔，也给祖国进步党积极肯干的三年执政形象，蒙上一个污点。
　　由于总体损害不大，海内外舆论在评价时还是留有余地。只以操之过急、好大喜功、尚缺乏执政经验作为结论，并未过甚追究。但在野的国民党，则按照政党政治的惯例，在议会里、媒体中和社会上广泛发动攻势，着力夸大刘院长的错误，造成进步党执政无能的印象，以此为自己接替执政作好铺垫。
　　这一轮政坛上的你来我往，议会争斗，也使中国人民见识了两党执政的一场真实演出。
　　一些理智的评论家和政坛资深人士认为，这种体制的好处在于：可以相对及时地纠正施政的弊端，把损害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不象独裁政体那样，使整个国家犯下无可追悔的弥天大错。
　　（961）
　　祖国进步党首轮执政的一份光彩，是成功组团，参加了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
　　1948年7月29日下午4时整，伦敦，温布利体育馆。
　　主席台上，英王乔治六世宣布第十四届奥运会开幕。首相克利门特·艾德礼随后发表了友好演说。
　　这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12年后举行的首届奥运会。
　　尽管在入场式中不见了日本与德国运动员的身影，但是4000多人的运动员队伍中，却出现了许多新的旗帜。
　　中国派出了53名男运动员，在新国旗——“五色金星旗”的导引下入场。
　　原本曾表示要抵制这届奥运会的苏联，在最后时刻还是派出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高举着镰锤旗帜来到伦敦。※
　　※史实上苏联没有参加此次奥运会。
　　7月30日，正式比赛第一天，中国队爆出了本届奥运会的最大冷门——年仅18岁的徐州兴化郡选手张桃芳，在射击比赛中，超过了芬兰选手西蒙·海耶和苏联选手特马洛夫，一举夺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实现“零的突破”的消息传到国内，顿时引发了公众极大的热情。
　　　　张桃芳的哥哥、射击教官张桃园中尉在纳兰山营地的收音机中，听到这个消息，喃喃叹道：
　　“打小俺就没看错这个弟弟。他比俺有福！”
　　……接下来在赛艇比赛中，来自中国洞庭湖畔的一支队伍拿到了银牌。
　　记者好奇询问，为何首次参加国际大赛，就能拿到好名次？
　　领头的厚嘴唇小伙憨憨答到：“算个么事哟？在家乡就划龙舟，每年端午都拿第一唦。”
　　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枚奖牌来自举重。在男子轻量级比赛中，貌不惊人、五短身材的中国梧州选手谌劲开，出人意料地超过了不少白人大力士，最终名列第三，拿到一枚铜牌。
　　中国代表团，一金一银一铜，在奖牌榜中名列第22，排在奥地利和新独立的印度之前。中国传统武术还作为表演项目，成为本节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东方节目。
　　后来观看伦敦奥运会记录影片的中国城乡观众，把这份国际荣誉归功于祖国进步党人、体育部长贺龙的组织效率和人材选拔工作。病中的毛泽东为此，也题写了一幅笔锋略带锯齿的字迹：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另一边，不甘寂寞、又无法用言辞表达思想的蒋委员长，也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提携日本案》，建议：重视中日合作。
（962）
　　进入1950年的苏联，身上带着三处病灶。
　　乌克兰、波罗地海国家、东突厥斯坦（新疆）这几个不稳定地区，象时时发作的疾患，消耗着苏维埃巨人的体力。
　　但核武库的建立，毕竟使它获得了根本性的安定。至少没人敢再象小胡子元首那样，对辽阔的苏联妄动干戈。国民经济的恢复，也渐渐走上轨道。
　　中国，也渡过了停战后第一阶段的恢复期，国内经济结构开始稳定。
　　根据联合政府协议，国民党人宋子文根据党内提名，出任行政院长，开始他的任期三年执政历程。30…40年代就当过两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对这个职位轻车熟路。
　　这三年里，泰勒将军接任中国国防军总监，他的任内，也确立了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
　　上任之初，宋院长娴熟的资金筹措技巧和金融运作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开工或者竣工了——
　　例如海南岛崖州，昌江郡石碌铁矿的开采和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兴建，使中国南方出现一个可以抗衡鞍山的钢铁基地；
　　例如西北兰州到敦煌段的千里铁路开工，和西南成都到宝鸡段千里铁路的竣工，使中国西部有了交通动脉；
　　例如武汉长江大桥得到资金支持后，迅速通车、投入使用，使平汉、粤汉铁路连成一气，火车可以自珠江边的广州出发，一直开到黑龙江边的伯力。
　　比前任具有明显优势的亮点是，宋院长发挥自己英语熟练、具有外交经验的特长，从海外延揽了不少人材。
　　许多外国工程师，来到正在大兴土木、岗位众多的华夏合众国，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中国每年又有数批国家派遣的留学生被送往欧美，学习和深造国内紧缺的专业；而那些学成归国的青年专才，也多得到选拔、择用。
　　宋院长任内，还确立了国家货币——华元的金汇兑本位制。
　　（963）
　　1950年8月的南京。已是流火季节。
　　午后柳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但炎热的天气，与此起彼伏的蝉鸣，都没有分散此刻行政院礼堂内人们的注意力。
　　合众国国家统计署成立大会，成为当天热点新闻。
　　“兄弟我，这么多年来研究经济，深知这统计的重要。”
　　主席台上，国家统计署的第一任署长马寅初，用他习惯的口头语开始了自己的就职演说。
　　“大家都知道，国家没有军队不能存在。兄弟我则说，国家没有数字就没法管理！例如这国家一年能产多少粮食，又有多少人要靠这些粮食吃饭？粮食多了，得建多少个粮仓？粮食少了，又该从外面买回多少？没有数字，国家怎么决策？……”
　　亲临会场的宋院长微微颔首：这曾在陆军学院演讲中公开骂过自己的马老头子，讲得还有些道理。
　　统计署成立大会，引来不少记者，也引起各界关注。台下听众——未来统计署的各级处长、科长和职员们，继续倾听自己未来上司的演讲。
　　“……再说这人口。都说我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可是历经两次抗战，现在人口多了还是少了？里面多少男，多少女？每年能当兵的男子多少？每年出生多少，又死亡多少？还有，我们现在说自己是个民主国家了。既然民主就要选举，那么每个选区有多少人，里面又有多少人能投票？这些数字都关系国家大计，谁说它们不重要？”
　　主席台后排一角，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员不以为然地暗自冷笑，对旁边的同僚窃窃私语：
　　“这个书呆子哦，当年国府让他当财政部长都不愿意，现在却放着北大校长不当，跑来当个统计署长。还满口民主长、民主短的，书生气十足的啦。”
　　“不过听说他可是李总统亲自相邀，才出山的噢，”同僚显然事先打探过一番，“据说还提了条件，说是什么，以前中统、军统的人一个不要。条件被答应，才肯出来当官喏。”
　　窃窃私语被台下又一阵掌声打断。
　　……类似的机构，在这时期有若干建设。
　　但宋院长执政三年间，为人诟病的，是用人方面的裙带之风。
　　这本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政坛上的痼疾。联合政府成立之初，进步党执政三年中，对此进行了扫荡，人们耳目一新，国际上也颇受好评。
　　然而这等顽症阴魂不散，古国文化的千年积淀在时机合适时又沉渣泛起。腐败和贪污现象也重新萌芽，尤其在一些大型公共工程中，揭露出来的事例与日俱增。在野党和民众通过舆论监督，把行政院搞的颇为狼狈，廉政问题被紧迫提上日程。
　　宋院长几次向党内疾呼：
　　“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到我党的执政地位！”
　　但一干官员似乎无动于衷，心里默念着“上行下效”的陈年守则。
　　……这些，终于断送了宋院长和国民党执政的前程。他的竞选连任心愿，由于这些弊政，也由于对手的强大，而没有实现。
（966）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斯大林去世后的莫斯科，党内资格最老、64岁的莫洛托夫同志，接任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
　　在“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苏联”终于成为现实的时候，他接到的第一封贺电来自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这也是他第一个回复的电报。对这位能够影响美国政策和舆论走向的老朋友，他不想、也不能怠慢。
　　在纽约，知名历史预言家斯娄·茂宁拜尔的作品《莫洛托夫总书记之苏联》一经出版，就成为畅销书。不久，作者本人也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座上嘉宾。
　　新总书记微笑地握着这位预言家的手，请他品尝上等伏特加和黑鱼子酱，并与他交流关于“周恩来总理之中国”的可能性，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之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
　　茂宁拜尔先生谦逊地表示：他感兴趣的只有苏联。
　　但酒后，他还是迁就主人，兴致勃勃地推演了一番各国前景。
　　新总书记上任不久，在一次略带血腥的宫廷政变中，干脆利索地解决了“贝利亚反党集团”。一个危及苏联政治稳定的克格勃首领被从肉体上消灭。
　　被废黜6年之久的前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一年后，按照赫鲁晓夫同志建议，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大规模垦荒。不过，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观点是农业应该走集约化的道路，他反对大肆垦荒。但1956年的大丰收，使尼基塔·赫鲁晓夫委员的来势很猛。莫洛托夫感到一种政治挑战。
　　1957年2月，联共23大上，主张“向共产主义道路迅跑”的赫鲁晓夫，获得了第一副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观察家认为，这是权力过渡的开始。
　　另一位年轻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接掌克格勃系统，也使莫洛托夫感到不快。他观察出这个前共青团中央书记有一种铁腕人物的潜质，令他回忆起斯大林时代。
　　军界人物，华西列夫斯基因病退休，朱可夫元帅再度出任国防部长，但1959年又因“波拿巴主义”而被解除职务。
　　外交官出身的莫洛托夫总书记，虽然不擅拉帮结派、处理人事能力较弱，但却十分重视国际关系。
　　在与世界各主要国家修好的同时，与中国——这个既未宣战也未停战的国家，关系如何处理，始终是一块心病。
　　《马赛协定》只是一个临时停战协定。他离任时，与中国不战不和的态势已持续十年了。军事努力通常无法奏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仍然如此。
　　中国在1955年6月，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而且还刻意地把试验地点选在堪察加，以示报复。
　　此前，英国1953年也进行了成功的核试验。
　　核扩散的结果就是，谁都无法轻易使用这种武器。
　　这位总书记感叹地写出一个真理：
　　如此看来，在核时代到来之前，一个国家攫取的地盘，只要守得住的话，就是它的永久财产了。
　　而核时代的降临，使人们用战争手段再度夺取大片领土的梦想彻底破灭，只能琢磨其他非武力的方式……
　　（967）
　　苏中停火线上，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