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眼

大型广告告诫人们要疏散，要采取防空措施。在观察种种迹象时，费伯的洞察力比普通铁路职员要深刻得多。他看到公园里有成群结队的孩子，就知道疏散工作没有做好。石油尽管是定量供给，但是他注意到公路上照样行驶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不仅如此，他还看到汽车制造商做的广告，他们在推销新型汽车。他意识到许多工厂拥进了夜班工人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这些工厂的日班工人还没有足够的活儿可做。尤其重要的是，他密切注意到大量的军队在英国铁路网上调动。所有调动的文件都要从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人们从这类文件中能了解到许多情况。比如今天，他在一批表格上盖着橡皮图章，就知道眼下又有一支远征军正在结集，而且他还挺有把握地了解到：结集的部队大约有10万人，他们要开往芬兰。　
　　　
　　②安德森式的掩体（Anderson　shelter）：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波纹铁防空掩蔽所。因为是当时的内务大臣约翰·安德森所提倡，故名。　

　　有些迹象的确存在，可是都有点可笑。广播节目对战争期间的官方公文加以嘲笑；民众团体的歌声在防空掩体里荡漾；时髦女郎把防毒面具装在服装师设计的袋子里；人们在谈论“令人厌恶的战争”，一会儿富有传奇色彩，一会儿又是平凡琐事，犹如在放电影；凡发出的空袭警报，无一例外地都是假警报。　
　　费伯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　
　　他已经到了阿奇维大路，因为是在上坡，身子便稍稍前倾。他两腿长长的，蹬起自行车来就像火车引擎上的活塞一样，从不疲倦。他谎称39岁，但看上去也挺像39岁的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讲真话，这是为了他的安全。　
　　他骑车登坡，来到海格特时渐渐冒汗了。他住的房子在伦敦属于最高地段，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住处，也正因为它的地势高。那是维多利亚式的砖房，位于六排房子的尽头。这一带的房子很高大，但又狭窄、阴暗，如同居住者的心情，仿佛就是为他们建造的。每幢房子有三层，另外有一层地下室，仆人从那里进出——在19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坚持仆人另有个进出门，即使家中没有仆人也要开出这个通道。费伯对英国人真有点嗤之以鼻。　
　　在六号房居住的是哈罗德·加登先生。他曾经有个小小的公司，经营茶叶和咖啡，不过在大萧条时期①早就破了产。加登先生有个人生准则：负债不能偿还便是弥天大罪。他破了产，别无选择，只有一死。他给妻子留下的惟有这幢房子。这位遗憾迫不得已，只好招租房客。她何尝不乐意做个女房东，但是在她生活的圈子里，那种规矩却要求她装得有点羞于去做那个。费伯有间带老虎窗的房间在楼顶那一层。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就住在那房间里。他对加登太太说，他要到埃里斯去和母亲一起过周末。其实，他在布莱克希思那儿另有一个女房东，那位房东称他为贝克先生，并且认为他是个推销员，为一家文具商推销产品，整个星期都在外面奔波。　
　　　
　　①大萧条时期［the（Great）Depression］：指1929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世界性严重经济萧条。　

　　他推着自行车，上了花园小径，只见高大的前厅那些窗户似乎在皱着眉头，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他把车推进小棚，锁在草坪修剪机上——车子不锁，要以违法论处。小棚四周的箱子里培育的土豆已全部吐芽。加登太太在花园里全都种上了蔬菜，以表示她对战争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费伯走进屋，把帽子挂在衣帽架上，洗过手以后便去吃茶点。　
　　已经在吃茶点的有另外三位房客：一个满脸粉刺的年轻人，来自约克郡，正设法参军；一个头发花白的糖果推销员；另外一个是退役的海军军官，费伯认为此人有点变态。费伯朝大家点头招呼以后便就坐了。　
　　推销员正在说笑话：“中队长就对他说：‘你回来得早啊！’那位驾驶员一转身，答道：‘怎么，我把传单整捆整捆地扔了下来，难道错了吗？’中队长说：‘哎呀天啦！说不定你砸伤人了啊！’”　
　　海军军官咯咯笑了起来，费伯也跟着笑了笑。加登太太托着茶盘走了进来。“晚上好，费伯先生。我们没有等你回来就用茶点了，请你别在意。”　
　　费伯拿起一片全麦面包，涂了一层薄薄的黄油，立刻又拿起一片大香肠，对加登太太说：“你种的土豆要移植了。”　
　　费伯匆匆吃了茶点。那三位房客还在就张伯伦是否应该让位给丘吉尔的问题争论不休。加登太太随时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总要看看费伯，希望他也有所反应。她是个邋遢的女人，身体微胖，年龄与费伯相仿，但却穿着30岁女人的衣装。他估计，她想再找个丈夫。对于他们的争论，他一言不发。　
　　加登太太把收音机打开了，在一阵嘈杂声之后，就听到播音员说：“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国内广播节目。现在向您播送的是《又是他》！”　
　　费伯听过这个节目，是定时播出的，内容与一个名叫芬弗的德国间谍有关。费伯向大家道了别，就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　
　　《又是他》节目播完以后，海军军官和推销员去了小酒店；约克郡的那位小伙子由于是个教徒，便去了祷告会那儿；屋里此刻只剩下加登太太一个人了。她孤单单地坐在客厅里，端着一小杯杜松子酒，对着这光的窗帘发愣，心思便转在费伯先生身上。她希望他别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房间里。她需要有个伴儿，而他正合适。　
　　想到这儿，她心里便感到内疚。为了平衡一下自己的心理，她就想想加登先生。回忆虽然很亲切，但印象却很模糊，好像在放一部陈旧的影片，放映机的齿轮破碎了，声带不清晰。若要想像他此刻和她一起呆在屋子里会是什么情景倒很容易，但是若要想像出他的面孔，他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就眼下的战争新闻做出什么评论，那就有难度了。他生得矮小机灵，做生意全靠运气。顺时财源滚滚，背时一筹莫展。在大众面前他感情从不外露，但在床上却有百般柔情。她非常爱他。这场战争要是老打下去，许多女人就会陷入像她一样的境地。这时她又斟了一杯酒。　
　　费伯先生个性好静——问题也就在这儿。他似乎没有任何不良习气。他不抽烟，她也从来没有闻到过他身上有酒气。一到晚上，他总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听收音机播放的古典音乐。他阅读大量的报纸，喜欢长距离的散步。尽管他职业低微，她仍觉得他非常精明。在餐厅里吃饭时，他也和大家交谈，但他的谈吐总比别人显得更深思熟虑。他要是做些努力，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机遇。　
　　在相貌上也同样如此。他生得仪表堂堂：高个子，长腿儿，臂膀结实，但并不胖。他面孔刚毅，天庭饱满，下巴长长的，还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虽然不能与电影明星媲美，但仍然为女人所喜爱。只是嘴巴——又小又薄，她可以想像到他性格冷酷，而加登先生却没有冷酷的气质。　
　　乍一看，他并不是一个女人看了一眼后还想再看的男人。他穿的裤子很旧，而且从来不熨——她倒是很想替他熨一熨，可是他从来没有那种要求。他总是穿着一件寒酸的雨衣，戴的是码头工人戴的平顶帽。他不蓄胡须，每两个星期理一次发，而且头发剪得很短。他似乎有意要给人以很不起眼的印象。　
　　他少了个女人，这一点无庸置疑。她有点儿纳闷：人们说有的男人男生女相，他是不是那种人呢？但是她很快就打消了这种念头。他需要个妻子，使他潇洒起来，使他富有志向。她需要个男人陪伴她，给她——给她——抚爱。　
　　可是他从来不主动。有时候她很伤心，真想放声叫喊。她肯定自己会讨人喜欢。这时候她又斟了酒，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她面孔娟美，一头金色鬈发，有某种男人想要的东西……想到这儿她不禁咯咯笑出声来。她一定有了几分醉意。　
　　她呷着酒，思考着是不是该由她来采取主动。费伯先生明摆着是害羞——非常羞怯。他不是那种没有性欲的人——他曾有两次看着她，当时她正穿着睡衣，从他那眼神里她能判断出这一点。或许她疯狂一点能使他克服羞怯心理。那么做，她会失去什么呢？她尽量设想最坏的后果，以及在那种情况下自己是什么滋味。假如他拒绝她，那么将是很尴尬——甚至很丢脸的，会打击她的自尊心。可是发生这样的事不会有第三个人知晓。他只会一走了之。　
　　一想到对方会拒绝，她便打消了整个念头。她慢慢站起身来，思忖着：我恰恰不是那种疯狂的女人。就寝的时间到了。她要是上了床，再喝点儿酒，就会入睡了。她带着酒瓶上了楼。　
　　她的卧室就在费伯先生的下面。她解衣上床，听到费伯的收音机传来小提琴演奏的乐曲。她穿上了一件新睡衣，粉红色，上面有绣花领口，可惜无人来欣赏！她斟了最后一杯酒，琢磨着费伯先生脱光了衣服会是什么样子：他的肚子可能很平坦，下面生着毛；由于他很苗条，一定能看到他的肋骨；他的屁股大概很小。她又咯咯地笑起来，心想：我真不要脸。　
　　她把酒带上了床，拿起书来，可是怎么也集中不了精力，一个字也看不下去。再说，对于那种不着边际的浪漫故事她已经有了厌恶情绪。如果你自己与丈夫情投意合，那么阅读冒险偷情的故事当然很妙，但是一个女人所需要的并不止这些。她呷了点儿酒，希望费伯先生关掉收音机。此刻她仿佛置身于茶点舞会上，要想入睡简直不可能。　
　　请他把收音机关掉吧，她当然可以那么做。她看一下床头钟，10点已经过了。她可以把那件与睡衣很相配的晨衣穿起来，稍稍整理一下头发，再穿上拖鞋——那双拖鞋非常精巧，上面还装饰着玫瑰花图案——就这样出其不意地往楼上跑，到了另一个楼梯口，好了，就这么敲他的门。他肯定会开门，说不定他还穿着裤子和背心，然后准会打量着她，那眼神正同他往日看她穿着睡衣去浴室时的一模一样……　
　　“真是个大笨蛋，”她自言自语，“你想到楼上去，不过是找个借口罢了。”　
　　接着，她又感到莫名其妙，她要找借口干什么？她已是成年人，房子是她自己的，10年来她都没遇到合适的男人。管他呢，她需要个强壮的男人抚摩她、压倒她，她要让他一个劲地喘气。因为说不定明天会有德国的毒气弹炸过来，他们都会在呛咳中挣扎，都会中毒死亡，那岂不白白丢失了最后一次机会。　
　　她把杯中酒一饮而尽，纵身下了床，穿上了晨衣，稍稍梳理了头发，套上了拖鞋。为了防止因收音机声音太响，他听不到敲门声，她把那一串钥匙也随身带上。　
　　楼梯口那儿没有人。在黑暗中她摸索着上了台阶。她本想跨越会发出咯吱响声的那一级，没想到一个踉跄，身子沉重地跌倒在松软的地毯上。但是似乎没有人听到，她继续往上走，敲了敲楼顶那扇房门。她敲得很轻。门已经锁了。　
　　收音机声音小了，费伯叫了一声：“是谁？”　
　　他声音很悦耳，不是伦敦方言，也不是外国人的腔调——什么都不是，完全是中性的，听起来令人很愉快。　
　　她答道：“同你说句话好吗？”　
　　他似乎在犹豫，过了一会才答道：“我已经脱了衣服了。”　
　　“我也是呀。”她咯咯笑着说，接着就用自己手中的房门钥匙开了门。　
　　他站在收音机前，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像是螺丝刀。他下身穿着裤子，上身赤条条的。他脸色苍白，像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　
　　她进了屋，随手关上门，一时不知怎么开口。突然间她想起了一部美国影片中的一行诗句，便说道：“请一位孤独的姑娘喝杯酒好吗？”说这种话真够蠢的，因为她明明知道他的卧室里没有酒，她显然也没有穿上要出门的衣装。不过这话听起来有种勾魂的力量。　
　　看来达到了意想的效果。他一声不吭，缓缓地往她那儿走。他果然有那种欲望。她向前移了一步，接着他就把她搂住。她闭着眼睛，仰起了脸。他吻她，她在他怀里微微扭动。突然间，她感到背部一阵可怕的剧痛，她疼痛难忍，张嘴呼叫。　
　　他先前已经听到楼梯上有人跌倒的响声。假如她能稍停片刻，他就来得及把发报机收到箱子里，把密码簿藏进抽屉里，也就没有必要置她于死地。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收藏这些证据，就听到了钥匙开锁的响声。等到她开了门，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