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3·19″枪击现场

　　　　先看子弹。一颗是8厘米的铅弹头，另一颗是8厘米的铜弹头。从表一及底部的工具剪痕，可以看出这两个子弹的形状、大小和设计都相近，可能是由同一人所制造的，也可能是从同一批的改造式玩具手枪所射出的。虽然弹道比对在刑事鉴识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弹头的受损及弹头上的微物迹证也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微物迹证上，找到一颗子弹的历史、跳弹经过及接触物体的表面。　　　　
　　　　单靠一颗弹头破案的案例，在美国屡见不鲜。尤其从2003年我们康州鉴识科学中心新安装了“全国枪弹数据网络整合系统”（NIBINSystem；NationalIntegratedBallisticsInformationNetwork）之后，将弹头比对与计算机人工智能联机后，我的实验室在1年内，就已经侦破了400宗枪击案件。所以我对这两颗弹头抱着极大的希望。我们希望在这两颗弹头上，能够找到下面几个问题的答案：　　　　
　　　　一、弹头是如何设计的？　　　　
　　　　二、弹头是由什么样的枪支射出的？　　　　
　　　　三、弹头上有没有工具痕迹及来复线（膛线）？　　　　
　　　　四、弹头是由怎样的工具制造而成的？　　　　
　　　　五、弹头的微物成分及主要成分是什么？　　　　
　　　　六、弹头上有没有血迹、皮肤或毛发等物证？　　　　
　　　　七、弹头上有没有制式火药的残迹（GSR）、玻璃、油漆　　　　
　　　　或纤维等物证？　　　　
　　　　八、弹头本身有没有受损？　　　　
　　　　九、弹头上有无跳弹痕迹？　　　　
　　　　十、弹头是谁制造的？　　　　
　　　　以上10个问题，前9个都找到答案了。只有第10个问题，我建议侯友宜及程晓桂将过去几年来涉案的所有改造玩具手枪，重新调卷，一件一件比对。同时我也建议侯友宜成立专案小组，找寻私枪和子弹，一件一件比对。我的建议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执行时相当艰巨，等于是大海捞针，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及人力资源。　　　　
　　　　在铅弹头上，我们找到了不少的微物纤维，有些是白色的人造纤维，也有蓝色、白色的棉质纤维。白色的人造纤维与陈水扁当时所穿的内衣质料相同，而蓝色及白色的棉质纤维则与他的衬衫相同。但是我却没找到浅棕色的夹克纤维，所以后来有人质疑：为什么没有找到夹克纤维？我的答案是不知道！鉴识人员只能依据实验事实，报告真相结果，“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另外，我在弹头上面，也找到些许皮肤及血迹，这些检体的DNA分析结果都证明是陈水扁的。这些结果都一再显示这颗弹头确实曾接触过陈水扁的衣服及皮肤，而且这些微物迹证是埋在铅弹头底部的一边，而非在弹头的鼻尖部位找到的。此一现象又说明了，这颗子弹并不是从制式枪支所射出的，应该是从改造玩具手枪所射击的。因为这种改造枪支的枪管并没有标准的来复线，所以子弹一出了枪口，便会开始翻转，结果弹头的底部先接触到他的衣服及皮肤，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至于有没有可能找不到夹克纤维，我要说的是“凡事都有可能”。经检验，铅弹头上蓝色及白色的棉质纤维、皮肤及血液（验了DNA）全都是陈水扁的。这告诉我们，弹头确实打穿了衣服，打伤了皮肤，但是为什么没有夹克的纤维？我也没有答案，只能说没找到夹克的纤维，不能谎称说找到了。科学鉴识只能据实报告。　　　　
　　　　有人说，弹头打穿玻璃总要有受损，岂能像“3·19”枪击案的两颗弹头，完整无缺。事实上，铜弹底部严重毁损，有31％的底部没有了，所以打穿玻璃的那个弹头确实是有毁损的，不是如外传那样没有损伤。弹头底部上沾有白色粉状的东西，经显微镜检视的结果，发现这是碎玻璃。这也告诉我们，弹头是底部先撞击进入玻璃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可能！我们可以推论该枪支可能是没有标准来复线的改造枪管，弹头打出来会在空中翻转，从弹头底部先撞击到玻璃，才造成底部损伤。　　　　
　　　　另外，这两个弹壳也都是土制的（参表二），是民众捡到交给警方的。在哪里捡到的？民众说的地点是不是真的？这些都还有待查证。从弹壳上的工具痕迹，看出是同一个工具所产生的，至于是什么工具，那就是破案的关键之一。紧接着，我们开始检验弹壳，然后马上与程晓桂、李经纬、黄国政等其他鉴识科的专案人员，召开了简要的紧急会议，我们的复验结果与他们原来的鉴定结果大致相符。鉴识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是“不管任何人只要依据标准实验程序，便可重现相同的结论”。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出一个结论：凶枪是用玩具手枪改造，加装土制枪管制成。从弹头的工具痕上看出枪管的设计，这就是侦查破案的关键！我当时看到两颗弹头的情形，就认为铜弹头留下的纹路是制造过程中，使用工具车出来的，而且铅弹头还用砂纸磨过；而铜弹头底部的剪痕最特殊，是铁剪裁剪的痕迹。依照这些发现，我判断很可能是从一个柱状体剪下来的，事后也证实确是如此。另一方面，弹头上并没有一般制式子弹常用的火药成分，反而像制造鞭炮用的火药。　　　　
　　　　接着，我们开始检验陈水扁和吕秀莲的衣物（参表三）。当时有一种说法，指称夹克上面的血迹很多，但我检查，没有很多血，大部分是小护士油膏，小部分才是血。血迹和油渍不同，用多波域光源可以看得出来。衬衫是白色蓝线条，腹部有很多油渍，也有大块的血迹。衬衫总共有6个洞。为什么有6个洞？有待查证，我们只能报告有6个洞。同时，有些孔洞非常小，绝对不是典型的弹孔形状。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孔洞？同样有待查证。其中1个是枪弹打进的孔，该孔洞证明弹孔是由右侧面穿入衬衫。左侧有1个孔洞呈L型撕裂状，方向是由右向左，可能是弹头行进，要穿出衬衫，但能量不足而仅造成撕裂口。至于别的小孔是不是剪刀口？是不是医疗人员在急救时剪破的？这些问题只能交给刑事局继续调查，询问当初的医护人员即可得知。使用油膏（就是台湾俗称的“小护士”），到底是否符合医疗处理的需要？这我也没有解释，只能说明衬衫上是有很多油膏。至于这些洞是不是造假？我不会为他辩解，但我们可以想到：如果要造假，要这么费力气搞6个洞吗？1个洞不是更像真的吗？


重返“3·19”枪击现场不眠不休，紧急动员（4）

　　　　做鉴识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多作没有根据的解释，或为当事人找理由去解释”。很多东西本来就是解释不了的，如果鉴识人员一天到晚找解释，那就不客观了，而且容易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而看不到真实的面貌。所以，不必多管现象的成因是什么，也不需问动机。鉴识工作是不管动机，只查证据。动机是外勤侦查人员的任务。　　　　
　　　　因为衬衫的射入口是直的，有人问，那为什么陈水扁腹部上的伤口是横的？这也是有可能的，衣服高低不平，或者是布的织法的原因，也许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从衣服上黑色污渍的外观近照，可以看出其形态有可能是铅弹头摩擦所致。同时，铅弹头直接接触内衣部位还有翻滚的现象。最后，弹头动能等于零时，就会停在衣服中了。　　　　
　　　　有人怀疑，为什么裤子上竟然没血？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在自己的肚皮上打一枪来检验。以我的经验，我们看过很多同样的伤口，但是看过不表示可能或不可能。没血，是个事实。至于原因、假设可能有很多，有可能没打到肌肉及血管，或许他的血液凝结速度比较快，或者脂肪层较厚，这本来是因人而异的，这是医学上的原因，但表现在事实上，就是没血。这是否可疑呢？也许可疑，但也可能就是事实。还有人质疑说，陈水扁肚皮上的伤口是由美工刀或激光刀划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枪伤就是枪伤。


重返“3·19”枪击现场从两个弹壳重建弹道（1）

　　　　至于吉普车挡风玻璃上的“弹孔”到底是真是假，传闻也很多。有人说是贴上去的，有人说用洋钉打的，还有人说事后补加的。刑事鉴定是要依据科学的，吉普车挡风玻璃上的这种“弹孔”痕迹只有子弹才打得出来，用槌子、尖锐物都打不出来这样的痕迹。　　　　
　　　　吉普车内有碎玻璃粉，这表示子弹是从外面打进，种种迹象均显示吉普车上的弹孔毫无疑问，就是子弹打出来的。　　　　
　　　　至于我在台南，做的是重建现场。严格来说，是做不到绝对的原始现场重建的，因为吉普车上的人及旁观的民众，都不可能再全部找回去，路边也不可能放同样的鞭炮，但是单纯的弹道路径则是可以重建的。我们只有两个线索，一是吉普车上的弹孔，二是吕秀莲膝上的伤口。我们就只能从这两个线索反推回去，判断约是54度角射击。以这个角度分析，枪手可能在这角度范围内射击，我们可以肯定枪手绝不可能从二楼或正前方等别的方向射击。　　　　
　　　　我总是会利用坐飞机的时候来思考问题。在从台北到台南的飞机上，我闭着双眼，有人以为我太累了，在睡觉，其实身体是很累，但我的脑袋正像计算机一样，不停地运转，每分钟都有几十个疑问及推理出现。我在不断反复问自己，下飞机后要做什么？先去看吉普车，确认吉普车挡风玻璃的洞是不是弹孔？还是先到现场去了解情况？或者先到奇美医院调阅医疗记录？最后，我还是决定先去奇美医院，然后再检视玻璃窗弹孔，最后再进行弹道重建；我们将吉普车开到现场，以仿真出最逼近真实的情况，以便决定弹道方向及射击者位置。　　　　
　　　　当飞机抵达台南时，已经是傍晚了，乘专车直奔警察局后，工作人员为我们一行人作了演示文稿，并准备了便当。我们中国人吃卤蛋、炸鱼及小菜配白饭，而外国人则吃牛排。后来回美国后，那几位老美都表示他们很羡慕我们吃中式便当，而不是牛排，尤其用筷子吃全熟的牛排，对他们更是一种考验。　　　　
　　　　任务分配后，我们决定再兵分三路：　　　　
　　　　一部分人员先将现场重建所需的激光装备、仪器、造烟机等器材装置好，且需先经过安全检查，以防意外发生。因为我们所用的激光的能量很强，一不小心可能会伤到眼睛。另一部分人员先去初步检视吉普车，并照相、测量、详细记录，这可以节省一些时间。我与陆受安医师、石台平法医及柯约瑟则先去奇美医院，访谈医院的医护人员，并检视医疗记录及X光片。　　　　
　　　　我们到达奇美医院时，只见人山人海，连警车都开不进去，幸好台南市警察局警备队的警员与柯约瑟等人筑成一道人墙，连推带挤，才把我们送进医院，与院长詹启贤及其他医护人员见面。陆受安及石台平仔细分析每张X光片及相关的医疗记录，他们也都认为陈水扁的腹部伤口确实是枪伤。这与魏契法医所鉴定的结果相同。我也仔细研读每一张医疗照片、X光片及其余医疗记录等资料，我与他们的见解相同。　　　　
　　　　然后，我们这三路人马，再一起到金华路的枪击现场地点会合，检查并讨论现场重建的任务。　　　　
　　　　我们检视红色吉普车的挡风玻璃右上角部位，发现有一个破洞。此一破洞距离地面高约147厘米，呈现椭圆锥体状。其中面向乘客那面挡风玻璃像圆锥形的顶部，开口较大，从它的同心圆及辐射状的裂痕，可判断该破洞为一斜射的弹孔。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仪表板右侧上方与右前座椅上，都有粉状的玻璃碎屑，这类粉状的碎屑通常是由弹头高速贯穿玻璃时所形成的，该碎屑的形态与分布的情形正好说明“弹道的行进方向是由外往内射击的”。　　　　
　　　　接着，大家立即分配各项任务：包括摄影照相、架设激光光源、弹道重建及现场安全维护等。在刑事警察局及台南县市警察局刑警队鉴识组成员的协助下，我们开始进行枪击现场重建的工作，当时金华路的两旁早已是人山人海了，中外电视媒体均争相报道，也都做现场直播的节目，有人说当晚的人潮甚至是3月19日当天扫街拜票的群众的几十倍。　　　　
　　　　我们从晚上9点钟开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在此，我也要特别感谢台南县、市警察局的警员及鉴识组的所有成员。台南县、市消防局及调查站等单位的值勤同仁，谢谢他们的辛劳与协助，没有他们，现场重建是不可能如此圆满成功的。更要感谢台南地区的乡亲朋友的热情与鼓励，还有些热心民众送来茶水慰劳并问候我们的辛劳。更值得一提的是侯友宜、程晓桂及多位鉴识人员特别从台北陪同到台南，彻夜未眠，都在现场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