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3·19″枪击现场

　　　　这份报告一出炉后，社会大众对于鉴识科学的专业性也多了一层的了解，同时也知道培养鉴识人才是迫不及待的任务。　　　　
　　　　最近得知台湾“国科会”在我的建议下，编列了一笔特别预算，针对提升鉴识科学的建设及培养专业人才，予以特别补助款项。另外教育部门也特别在2004年度的公费留学考试中，编列3名刑事鉴识人员的名额，这也是绝无仅有的，都说明了台湾有关当局已经开始重视鉴识科学，并为提升台湾鉴识水准做了准备工作。希望这些培养鉴识人才的计划能持续进行，而不是“亡羊补牢”、“5分钟热度”的权宜办法。　　　　
　　　　2004年11月5日，台湾法院检察署将我们的初稿公布在网络上。其中有几张照片及资料因涉及破案的关键重点，必须暂时保留，不能公开，但也引起一些风波。如果这些照片、资料公布，让嫌犯知道警方所掌握的证据，进而将枪支销毁，那破案也就遥遥无期了。在此份报告中我们特别再度强调“以弹追枪，以枪追人”的原则以及“地毯式搜索”、“大海捞针”的重要性。　　　　
　　　　在做完这些鉴识工作之后，下一步就是交由刑事局想办法破案。破案的关键有二：　　　　
　　　　一、找到制枪弹的工厂，以枪寻人；　　　　
　　　　二、把案发事件当时台南市金华路10号到14号的现场　　　　
　　　　群众，全部找到，逐一清查，也可能发现破案契机。　　　　
　　　　经过我们的研究分析，这些枪、弹设计构造相当复杂，只要找到相同的设计蓝图，那些制枪者、买枪者的身份便可调查出来。我很高兴看到刑事局同意我的看法，也确实朝这个方向去清查。


重返“3·19”枪击现场地毯式搜索，开创刑事办案新页

　　　　当时的专案小组也诚实以告，这种“地毯式搜索”非常困难，毕竟台湾社会形态、治安状况今非昔比，全面查抄地下枪械制造厂难度极高。但是在现场的不确定及物证有限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破案机会。为了掌握关键的破案契机，台湾法院检察署在网站上公布我的鉴识报告中，特别保留了子弹结构和工具痕迹的部分资料。在鉴识报告提出后的4个多月时间中，我很高兴台湾方面接受了我的建议，不但全面查察非法枪支和地下兵工厂，甚至还要求基层办案人员，不论是任何案件，只要抄到枪炮弹药者，一律都得送专案小组做比对检验。　　　　
　　　　可以想像这项工程有多么巨大！根据专案小组的统计，仅是2004年的7月到9月之间，警政署实施自动报缴枪械方案，全台湾就有300多把手枪和子弹自首报缴，其中制式手枪45把，其余都是改造手枪。同时，据报载自“3·19”枪击案发生后至12月份期间，全台湾总共查获改造手枪2800余把，其中制式手枪共360余把。然后，专案小组再从这么多查扣的手枪和子弹中，逐一比对，并从26把8厘米手枪和子弹中，终于比对出“3·19”枪击案的凶枪和子弹制造者唐守义。　　　　
　　　　值得一提的是，听说有一件在“3·19”枪击案发生之前查获的涉案枪弹，这批枪弹在被销毁的前夕被及时追回，而查扣的那批子弹中，恰巧同时含有铅弹头及铜弹头这两种完整子弹。　　　　
　　　　案发后，台湾刑事警察局鉴识科便日夜赶工，加强比对枪支、子弹。程晓桂、侯友宜常与我联系，随时与我讨论枪、弹比对的进展。2004年11月25日那天，我应北京中科院基因研究所及山西省公安厅的邀请，到中国大陆讲学，突然接到程晓桂的来电，说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些具有相同工具痕迹的子弹。我当时建议他们再做一些进一步的比对，以加强结论。他们几个月来的辛劳总算有了些成果，大海捞针总算也找到了“针”。当然，下一步是随着“针”来找“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唐守义。侦查人员也从大圈圈内，找到小圈圈，小圈圈内找到特定目标。刑事警察局给我一些资料、照片和比对结果，并快递到康州，我一下飞机回到康州，立即连夜比对，我完全同意他们的鉴定结果。我马上打电话给程晓桂，嘉勉他们的辛劳与努力。证据总算说话了。　　　　
　　　　从造枪者追枪流向，破案露曙光　　　　
　　　　把制枪人唐守义找到之后，查枪的工作更不能停。从2004年底到2005年3月间，专案小组全面追索唐守义造的8厘米枪弹，总计查获50多枝枪，子弹不计其数，查缉经手的涉案人将近120人，可以想见工作之艰巨。其中还有对枪支流向交代不清楚者，甚至也有已经死亡者。专案小组从唐守义委托加工生产枪管的加工厂记录上，取得一个大概的数量，包括装配过程毁损者，其实流在外的枪支已经不多，但还是有可能遗漏真正的“3·19”枪击案凶枪。为了让所有的枪支都能追回，警方还在“3·19”枪击案周年前夕，增加提供破案线索奖金，以帮助警方清查唐守义涉案枪支。　　　　
　　　　追查进度比想像的慢，却又比想像的快。“3·19枪击案”1周年前夕，台湾政坛又浮动着不安的气息。一方面台湾的政治分分合合，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陈水扁会面谈朝野共生和解之后，值“3·19”枪击案1周年之际，国、亲两党各有不同的盘算和看法。其中，国民党有意再发起群众运动。而对专案小组而言，将近1年的追查，如果还是毫无答案，对专案小组的功绩是一大打击；如果有进展，但进展又是离奇到可能引发更多争议，那又该如何？真是有些进退两难。就办案者的立场而言，其实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开诚布公，办案者只能让证据说话，不能揣度太多的政治效应。政治，不该是专案小组必须思考的，甚至是办案人员最不必思考的。　　　　
　　　　2005年3月7日，“3·19”枪击案专案小组宣布案情有“重大突破”。这一天距离“3·19”枪击案专案小组成立已经355天。在将近1年的时间中，专案小组召开过530多次专案会议，光是清查可疑枪械制造工厂就有570多家，清查枪炮弹药前科对象4300余人，仅仅在台南地区的枪炮前科对象就有650余人，甚至警方查获送验的改造枪弹多达4600多件，这里头与“3·19”枪击案子弹雷同的有52件。包括最关键的制枪者唐守义，其中有数十人遭到起诉。在经过这么漫长且进展有限的历程后，台湾检察总长吴英昭率领专案小组宣布，根据枪支流向、枪击现场、家属供述，及扣案的台历等事证，判定在2004年3月29日已经溺毙的台南市角力协会前主委陈义雄涉嫌重大，其动机则是可能因为不满陈水扁执政。而根据所查的证据显示，全案似乎没有共犯。


重返“3·19”枪击现场死人也能说话

　　　　据了解，早在2004年3月29日，陈义雄浮尸在运河被发现后，专案小组就一直锁定他展开调查，但苦无证据。直到2005年2月17日，他的长子陈冠州打给母亲的一通关键电话说：“警察要到我们家搜了，赶快把东西藏好。”案情才急转直下。其实，在2004年年底专案小组宣布找到造枪人唐守义的同时，陈义雄当时即被列为可疑人，但当时因为事证不足，专案小组对外的说法是，陈义雄暂时排除在“3·19”枪击案可能涉案人之外。当时，还有另外一名唐守义枪支持有者黄宏仁，也在家中饮弹自尽，都属“死无对证”者。这个结果自然使得专案小组的努力，备受外界批评。但是，我当时就说，找到造枪者是针，可沿着针找到线，就算查到后来枪手死了，也不怕死无对证，死人会说话，在死人身上也可以找得到证据！　　　　
　　　　刑事局局长侯友宜承受的压力自然是很大的，我一直鼓励他们，科学办案，凭证据追查。他们的努力，在过去1年中可以看见，他们从未松懈，即使面对外界的讥评，他们并未停止他们该做的事。也就是靠着这份锲而不舍的努力，让这个案件露出破案的曙光。　　　　
　　　　专案小组为什么认为是陈义雄犯下“3·19”枪击案呢？根据刑事局局长侯友宜的说法，其首要证据是在警方追查唐守义制造的枪支时，陈义雄被指向涉案。专案小组根据涉案子弹的鉴识特征，无来复线（膛线）、在“3·19”枪击案以前交货、“3·19”枪击案以后查获、弹底痕与“3·19”枪击案查扣子弹相似等，经由弹道鉴识比对，逐渐筛检，缩小范围，最后追查到帮陈义雄买枪的姐夫黄维藩，证实陈义雄在2004年农历年前后通过黄某取得土造枪弹。事实上，在陈义雄于2004年3月28日溺毙时，黄维藩还和陈妻说，陈义雄最近心神不宁，是否怕被人报复，所以替他买了枪。　　　　
　　　　第二项证据是枪击现场3张录像带影像，证明陈义雄在枪击案发生时，正位于现场“热区”。他在枪击发生后约20余秒，即以跑步方式独自离开现场，且方向与住家相反，形迹可疑。这3张影像，经陈义雄家属及亲友指认，均证实影像中的黄衣秃头男子即陈义雄。　　　　
　　　　笫三项证据是2004年3月26日，警方公布“穿黄夹克秃头男子”影像后，陈义雄即于28日溺毙，且留有遗书交代后事；另据家人及亲友供述指证，均指陈义雄生前曾犯下本枪击案。据陈义雄妻子指证，陈义雄在枪击案后，曾对妻子说谎隐瞒行踪；亡前，性格大变，闷不吭声；警方公布影像后，妻子质问他：“是不是你弄的？”他坦承：“我自己做过的事我自己会处理！”并在客厅将黄夹克剪碎，再拿到4楼在神明厅的金炉烧掉，而且要妻子帮他修短发鬓，有湮灭证据之嫌。　　　　
　　　　第四项证据是警方搜索陈宅，查扣的2004年3月22日至28日的台历，透露出陈义雄犯案的可能动机，应是对现实状况不满。　　　　
　　　　据了解，2005年初，专案小组决定对陈义雄的住宅和儿子电话进行监听。到了2月17日，在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担任守卫的陈义雄儿子陈冠州，突然打一通电话到台南市金华路2段366号，给母亲陈李女士说：“警察要到我们家搜了，赶快把东西藏好。”其母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说：“警察要来我们家搜什么？”儿子说：“爸爸的东西啊！”　　　　
　　　　这卷监听录音带一直到2月底，才从台北取回给专案小组解读。经翻译后，专案小组都吓了一跳，决定紧急搜索。3月4日、5日、6日，紧急搜索台南市金华路2段366号和陈冠州住处，同时也搜出了陈义雄在“3·19”枪击案前夕，在台历上所写的不满陈水扁的文字。专案小组并对陈义雄的妻子、儿子进行测谎，但在专案小组的隔离侦讯中，测出他们都通过“没有看过枪支”及“遗书已撕毁”二项不同的命题。最后，陈义雄的妻子和盘托出陈义雄可能涉案的情节，确认陈义雄曾经留有3封遗书，但是其中两封在2004年警方造访他家人时，即经销毁，第3封也在2005年警方再度搜索前遭到销毁。其中大意是陈水扁执政后经济低迷，他的房产卖不出去，无力为亲戚还债，也无力改变现状，云云。　　　　
　　　　可以想像，这个“重大进展”因为枪手已死、遗书已销毁、凶枪也没找出来，还是陷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漩涡。后来，“3·19”枪击案专案小组公布重大进展记者会的时候，我正在做协助南亚大海啸死难者DNA鉴识计划，我在康州的住处，接到很多电话，都要我评论专案小组的报告。我在电话上很简短地说明，因为我只做到鉴识的工作，侦查方面是由刑事警察局负责，所以要等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报告正式出炉之后，才能发表意见。　　　　
　　　　差不多在台湾时间晚上7点多，侯友宜从台湾打了电话给我，说明专案小组针对枪弹流向追查锁定陈义雄涉案的侦查经过，而非破案经过。再后来，在台湾法院检察署记者会之后，基于台湾人民的关心，我决定出面，以记者会方式表达我的看法。　　　　
　　　　我认为，专案小组查出陈义雄的涉嫌重大，是刑事科学鉴定与刑事侦查通力合作的典范，虽然这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结论，但就案情而言，绝对是重大的进展。同时，我也向侯局长承诺，如果以后寻获“3·19”枪击案的作案凶枪等重要证物，我愿意再返台协助复验鉴识工作，只是目前枪弹全无着落，尚无返台的必要。　　　　
　　　　涉案凶手已死，凶枪也不知下落，“3·19”枪击案能算破案吗？其实，在海外也常常有类似的情形发生，甚至死者尸体没有找到或人犯已死亡，也照样宣布破案；但这是刑事侦查部门及检察官要决定的事，与鉴识工作无关。


重返“3·19”枪击现场台湾人民令人感动

　　　　在协助“3·19”枪击案侦查过程中，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台湾人民的热情却让我十分感动。返台鉴识完全出于义务，没有拿一毛钱，连专案小组为我订的饭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