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5-解读苏东坡

寻无处”、“古今如梦”的慨叹。清人刘体仁读了此词，曾有所感悟地说：“词有与古诗同妙者，如‘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平生少年之篇也④”，便隐约体会出此中所隐藏着的不尽往事。　　　　
　　　　有关《永遇乐》和马盼盼，我们将在“佳人篇”里细谈。　　　　
　　　　在现存的苏轼作品中，还有一首绝句，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探索的空间。这首诗，题为《四十年前元夕，与故人夜游，得此句》：　　　　
　　　　午夜胧胧淡月黄，梦回犹有暗尘香。　　　　
　　　　纵横满地霜槐影，寂寞莲灯半在亡。　　　　
　　　　元夕就是元宵节之夜，又称“元夜”。在宋代，元宵之夜观灯赏月，是相爱着的青年男女最佳的约会时间和场所。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就有这样一首《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花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今天有人把元宵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很大程度上是从此词所描写的内容而来的。苏轼是出名的快口直心之人，早年的友人只要现诸笔端，全都有名有姓（比如在后来邂逅的刘仲达、忆起的费孝先、陈太初），惟有“隐者”和“故人”，始终不愿明言。很显然，诗中所说的与他曾在元夕之夜同游的“故人”不会是亡妻王弗和一般朋友，极有可能是一个不宜明言的女性。　　　　
　　　　仔细品味他那首追记四十六年前往事的诗，便会发现，其中只有第一句“午夜胧胧淡月黄”是当年实景，接着就是“梦回犹有暗尘香”。原来这首诗又起源于他的“梦”境。　　　　
　　　　值得注意的是，“暗尘”这个意象，带有更多的隐幽色彩。《花间词》载有西蜀词人薛道蕴的名作《小重山》，所谓“愁极梦难成，红妆流宿泪，不胜情。手裙带绕阶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就是写男女相思、无由相会的。苏轼诗的第三句“纵横满地槐霜影”，表示地点不在都市内，而在山野之间，结句的“寂寞莲灯”，更准确地道明这位“故人”应在庙里，而且处于“半在亡”的状态，到底是孤灯残火、忽明忽灭，还是人旧情缠绕、惆怅莫名？　　　　
　　　　应是二者兼而有之。让我们分析一下苏轼这首诗，作于何时何地。　　　　
　　　　“元夕”是宋代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在皇城汴京，官家要在元日放百官休假三日，皇上自己也要登上宣德门观灯，与百姓同乐，苏轼门生李格非的女儿——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后曾深情地忆道：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永遇乐》（以下俱见《全宋词》）　　　　
　　　　善写都城繁华的柳永，词中所记的元宵节，也都在都城汴京：　　　　
　　　　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龙凤烛、交光星汉。……向晓色、都人未散。　　　　
　　　　——《倾杯乐》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更阑烛影花灯下，少年人、往往奇遇。　　　　
　　　　——《迎新春》　　　　
　　　　王安石在诗中也曾多次提及皇城元宵夜的盛事：　　　　
　　　　正月端门夜，金舆缥缈中。　　　　
　　　　——《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　　　　
　　　　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　　　　
　　　　——《上元戏呈贡父》　　　　
　　　　《宋史·礼志》也记载：每年元宵时分，“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苏轼自己的诗，元祐年间，苏轼在汴京，曾写过一首《次韵王晋卿上元侍宴端门》，前四句说：　　　　
　　　　月上九门开，　　　　
　　　　星河绕露台。　　　　
　　　　君方枕中梦，　　　　
　　　　我亦化人来。


逃婚篇晚年追忆　寂寞莲灯半在亡（二）

　　　　“化人”之语，出自《列子·周穆王》　：“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居亡几何，谒王同游。”苏轼在诗中，不仅说驸马王晋卿的生活犹如南柯一梦，自己也是流亡之魂，不期而归。在这种心情之下，夜里追忆旧人，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元祐年间苏轼五十多岁，忆旧之诗作于此时，四十年前，当是少年之际、十余岁时的事情。　　　　
　　　　即便那诗作得更晚，也晚不过元祐八年（1093），因为从那以后，他就被贬出京、流落岭南了。元祐八年苏轼五十八岁，“四十年前”仍是他十八岁以前的事情，由此益发证实这位相约于山间寺庙中的异性“故人”，决不会是他十九岁才明媒正娶的王弗。　　　　
　　　　据此，前面列举的《东园丛说》中所谓“苏公少年时，常夜读书，邻家豪右之女……一夕来奔，苏公……岁久访问其所适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词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之说，在苏轼本人的作品里又得到印证；而“一夕来奔”之“夕”，与苏轼诗中、梦中“元夕”，好像也是不无关系。　　　　
　　　　按照《东园丛说》的说法，也许正是十八岁之前的某个“情人节”（元夕），少年苏轼向与他认识良久的“故人”发出告别之语。　　　　
　　　　关于苏轼与那“豪右之女”的离合聚散，与雷简夫之间的恩恩怨怨，如今只能在小说中发挥想像、加以补足了。仅就以上史料而论，苏轼少年拒婚、逃婚既是足以成立的事实，也完全可被今人理解；即便他与那女子有过一段接触，甚至曾有过恋情，也应在意料之中。苏轼那时毕竟是个少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一开始就能洞察父亲挚友雷简夫的言行，倘若住在相邻的雷氏之女真在“一夕”向他表达爱慕，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情窦初开的苏轼一开始就有拒绝的能力和勇气。　　　　
　　　　然而，贪婪之人掩饰得再得体，总有露出肮脏手脚的时候，极为豪侈的生活便是肮脏行为的注脚。苏轼兄弟所接触的雅州其他朋友，尤其是苏轼的道友、山林中的老师，决不会三缄其口，而雷简夫之父雷有邻的乱伦之事，早已不是秘密。也许急于用世的苏洵当时会忽略这些，他甚至认为苏家如能与雷家联姻，那对自己和儿子们都是好事。可是年少聪慧、在母亲影响下极重名节的苏轼，一旦觉察就如蝇在口，难以忍受，所以他才要“逃窜山林”，因为那里有隐者、有他的学道师友。　　　　
　　　　苏洵一开始觉得很没面子，定曾大加光火，要侄子们帮他将苏轼逮回来。所以苏轼才有婚宦过程中“父兄所强”的深刻记忆。“父”之所强的是婚姻，“兄”之所强的是要百般将他从山林中拉回来。　　　　
　　　　爱女八娘因自己所包办的婚姻不幸惨死，是苏洵转变的关键。这一年苏轼正好十八岁（有关此事，笔者将在苏轼的“家世篇”详细解读）。　　　　
　　　　少年苏轼为了逃避婚姻而躲进山林，眉山多处山寺都有他的遗迹便是最好的注脚。起初所逃的地方是处于雅州回眉山途中的连鳌山和三峰山，后来又辗转逃到南面的青神。　　　　
　　　　尽管苏辙那时更小，可“双凤”一词，显然也包括他。苏辙向来都是哥哥的“车辙儿”，但那时他没和兄长一起逃跑。一如陆游等人所言，苏辙对与雷家交往的事终生忌讳，由于他的个性比乃兄严谨，至今尚未露出蛛丝马迹。　　　　
　　　　可有一个更好的注脚，是肇事者雷简夫自己做出的。雷简夫后来遭贬至死，按道理应该安葬在祖籍陕西郃阳，或者是他曾隐居的终南山。恰恰相反，他把自己的墓地选在苏轼少年时读过书、题过字的连鳌山下，并留下遗嘱，非让苏洵给他写墓志铭不可。　　　　
　　　　若用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相比，雷简夫的十指和那位犹太商人一样肮脏，但他爱女儿的心情不仅与威尼斯商人一样真诚，他还进一步痴情地关爱着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爱婿”。雷简夫之所以将墓地选在连鳌山，大概想让苏轼写下的那三个大字伴着他。　　　　
　　　　可叹的是，苏轼的大字如今完好如初，而雷简夫的墓，却没了踪迹。　　　　
　　　　“多情总被无情恼”，苏轼晚年名作中的一个佳句，也许加在雷简夫的身上，更带有几分悲喜剧的色彩？　　　　
　　　　让我们用苏洵《雷简夫墓志铭》中发出的那声长叹结束本篇：　　　　
　　　　“呜呼太简……孔铭孔悲！”


王弗篇爱妻王弗　自主相恋结姻缘

　　　　少年苏轼因为逃婚而深入深山，思想上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这时他曾得到过道人或隐士们的帮助。元丰元年，身在徐州太守任上的苏轼在给章质夫的“思堂”作记时，曾忆起一个难忘片段：　　　　
　　　　少时遇隐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与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隐者指之曰：“是有蚁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蚁漏者。”思虑之贼人也，微而无间。隐者之言，有会于余心，余行之。　　　　
　　　　——《思堂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一个十六七岁少年经历如此大的波折，精神上显然是难以承受的。精神上的极度忧虑，势必带来身体上的严重不适，这成了苏轼比同时代人都要早熟从而也在三十余岁就“早生华发”的因由之一。那些道人、隐士不仅在精神上开导他，而且在帮他调养身体，少年苏轼喜欢阅读医书，也应从这个时候开始。延续到后来，发展为留意医药、搜集良方的嗜好。更重要的是，他从此坚定了“不欲婚宦”的决心，立誓要当道人。　　　　
　　　　正在这个时候，王弗出现在他的面前。　　　　
　　　　纵览三苏诗文便可得知，在苏轼与王弗成亲之前，青神王家与眉山苏家没有丝毫联系。喜欢在诗文中与人称兄道友的苏洵，不仅与同样是当地文人的苏轼岳父王方没有一点笔墨交往，与在雅州做事的王庆源也没有半点交情。就门第而言，王家与苏家也有一段距离，更不能跟堪称“豪右”的雷简夫家相比。　　　　
　　　　相反，苏轼与王庆源的关系却非同一般，从二人后来大量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二人无话不谈，比如提壶籍草、山林之乐，可以说连他弟弟苏辙都不能厕身其中。从当时的情形看，苏轼与王弗之间果真有媒妁的话，那王庆源便是最佳的撮合之人。然而，苏轼只称王庆源为“叔丈”，从没提到“作媒”及“伐柯”。　　　　
　　　　这就是说，苏轼与王弗的婚姻，并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因为他曾读书的地方之一“中岩”、“华藏寺”就在青神王家庄附近，作为乡贡士的王方，至少在中岩一带是有点名气的，苏轼或者是借读，或者是求药，或者是通过王庆源介绍与王方的儿子王愿相识，总而言之，不存在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等关系。　　　　
　　　　《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编校者、《苏轼年谱》撰写者孔凡礼先生支持我的观点，他认为：　　　　
　　　　王方的家，一百年来“孝著闾里”，王弗在“少相弟长，老相慈诲，肃雍无间”（《苏轼文集》卷六十三《祭王君锡文》）的良好环境中成长”的，苏轼对这一点了解甚透；“苏东坡在和夫人王弗结合以前，当有过直接接触”，“东坡和王弗的结合，自主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寻常的。①　　　　
　　　　中国人民大学的朱靖华教授则提供了这样的资料：　　　　
　　　　据民间传说，他们二人结成婚姻，还有一段小小的姻缘：王弗父亲王方，是一位乡贡进士，颇有声望，他要为自己的家乡奇景（山壁下有一自然鱼池，游人拍手，鱼即相聚跳跃而出）命名，同时也想借此暗中择婿，便请来了当地有名的青年才子为奇景题名，许多人都落选了，只有苏轼所题的“唤鱼池”耐人寻味。谁知躲在帘内的王弗亦不约而同地题名为“唤鱼池”，二人从此心心相印，沟通了无言的爱情。王弗之父母因此选中了苏轼为乘龙快婿，婚后形影不离①。　　　　
　　　　这是王弗家乡青神人的版本，也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最有说服力的还有苏轼本人的心语。在充盈着悲与泪的《江城子》里，有句话至今还是被人们一带而过，那就是“小轩窗，正梳妆”。　　　　
　　　　首先，“小轩窗”不是苏家的窗子。作为中、上等人家，苏家有地百亩，家中还有专门的“南轩”作为书房，苏洵不可能将只有一个“小轩窗”的房子给已是长子的轼儿做新房。相反，如果说“小轩窗”是他岳父王方那样小户人家女儿闺房上的装置，那最恰当不过。　　　　
　　　　其次，“小轩窗，正梳妆”，这种场景的形成，观察角度是从外向内的，而且是婚前互相爱慕的男女常见的表达爱慕的方式。若是结婚之后，苏轼自可学习张敞，在窗内给夫人画眉。此时若以窗户为后景，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