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5-解读苏东坡

！　　　?br /> 　　　　后来谪居黄州，闰之的“牛衣老妻”风姿，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闰之篇黄州团聚　只愿人生无别离

　　　　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太皇太后等人的多般解救下，终于获释出狱，被编管在黄州，名义上团练副使，实际为流放罪人。苏轼得到自由后，马上依照原韵，自和前诗二首寄给弟弟，其中仍在关联着寄居南都的老妻：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　　　　
　　　　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之二　　　　
　　　　“彭泽”即是陶渊明，“维摩”指高僧维摩诘。陶渊明弃官归隐，用头巾自己酿酒，维摩诘是和尚，当然没有妻室，他便把诵经说法而得到的喜悦当成妻子所给的安慰。苏轼用这两个典故，表面上在说丢官投荒并不可怕，即便病了，便以诵经说法来补偿老妻不在身边的落魄，此中恰恰透露出，失去了老妻闰之的料理，他的生活将变得一塌糊涂。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与儿子苏迈一道寄居于定惠寺。闰之带着全家，在苏辙的护送下，取道汴水东下，经淮河、运河再入长江，以期与丈夫在黄州相聚。此时苏辙自请以其官职，为兄贷罪，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管酒税。　　　　
　　　　苏轼寓居于黄州定惠寺的一段日子，是其一生最为百无聊赖的时期。生性好动、喜欢友朋宴集的他，对消息十分闭塞的黄州生活极不习惯，他在给闰之弟弟王箴的信中慨叹道：　　　　
　　　　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消息！　　　　
　　　　——《与王元直》　　　　
　　　　抛妻别子、远离乡国的苏轼，为了排遣孤独和郁闷，做出了许多看似荒唐，实则在发泄郁闷情绪之举。请看宋代笔记的记载：　　　　
　　　　子瞻在黄州……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　　　　
　　　　苏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蹻，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乐。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　　　　
　　　　——吕祖谦《卧游录》，见《说郛》卷七十四　　　　
　　　　寂寞难耐之时，缠着路人说鬼，人家的鬼故事讲尽了，还让他“姑妄言之”，自小爱听遗闻趣事的苏轼，终于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最佳方式。后来，他将这些故事编成《志林》和《艾子杂说》，在《世说新语》和《聊斋志异》之间搭起一道桥梁。六百年后的蒲松龄，摆茶于路途之上请人说鬼谈狐，就是沿袭苏轼的路数。　　　　
　　　　当然，并非所有的过路人都愿为他说鬼，有的村夫莽汉，就对这位看上去不太正常的罪人推来搡去，苏轼自己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　　　　
　　　　——《答李端叔书》　　　　
　　　　宋代对被编管之人的行动范围，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未经批准，决不允许擅自出境，吕祖谦说他“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完全是事实。苏轼到黄州不到一个月，就曾跟随友人私自到大江南岸的武昌（今湖北鄂州）游玩，自己还不无炫耀地说：　　　　
　　　　数日前，率然与（杜）道源过江，游寒溪西山，奇胜殆过所闻！　　　　
　　　　——《与陈季常》　　　　
　　　　元丰三年四五月间，终于传来佳音：弟弟子由船至九江，他将自己妻儿老小放在江船里候着，奉送嫂嫂来黄州与哥哥团聚。苏轼接到消息，便在好友帮助下，把江边水驿站临皋亭边上的回车院（就是后来官家招待所外边的停车场管理用房）重新整修，作为全家栖身之所。得知妻子和儿孙即将到来的消息，他的心态马上换了个样子。范镇的侄子范百嘉（也是苏过的未来岳父），此时来信劝子瞻设法返回蜀川，隐归乡里，还说他本人已在家乡置办了新的宅第，望他能照此办理。子瞻在回信中说：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临皋闲题寄范百禄》　　　　
　　　　此时司马光已回到洛阳，集中精力编写《资治通鉴》，他也来信劝道：子瞻你看惯了苏、杭山水，密、徐楼台，黄州乃僻壤穷乡，没有多大意思，你就别再写什么东西了，言多必失。子瞻在回函里，又是毫无穷困偃蹇之态，反而充满诗意：　　　　
　　　　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之上，此幸未始有也！　　　　
　　　　——《与司马温公》　　　　
　　　　远在家乡的叔丈王庆源，对子瞻境遇十分关怀，他想请子瞻回到青神，与他在瑞草桥边一边嗑瓜子儿，一边谈诗。子瞻却说自己不想回去：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无此适（意）！　　　　
　　　　——《与王庆源》　　　　
　　　　夫人和家小到来的消息，让苏轼的生活再度充满阳光，处处彰显诗意。五月底，子由的船只到了磁湖的巴河口（今黄石境内），距黄州尚有四十三里。苏轼再也按耐不住了，为了迎接自己的亲人，他带着苏迈再次违规出境，一家人见面后，悲喜交集。他这时写诗说：　　　　
　　　　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　　　　
　　　　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　　　　
　　　　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　　　　
　　　　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　　　　
　　　　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　　　　
　　　　——《今年正月十四日与子由别于陈州五月　　　　
　　　　子由复到齐安（黄州一带）以诗迎之》　　　　
　　　　痛定思痛，方知家人团聚，来之不易，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闰之到后不久，便是七夕，苏轼写下两首《菩萨蛮》词。其一是：　　　　
　　　　画檐初挂弯弯月，　　　　
　　　　孤光未满先忧缺。　　　　
　　　　还认玉帘钩，　　　　
　　　　天孙梳冼楼。　　　　
　　　　佳人言语好，　　　　
　　　　不愿求新巧。　　　　
　　　　此恨固应知，　　　　
　　　　愿人无别离。　　　　
　　　　七夕本是“乞巧”之日，苏轼不再仰慕天上的鹊桥之会，却更珍爱人间的永无别离之聚。从此他便与闰之厮守在一起，直到老妻病逝，再无睽违。夫妻之情，岂是“平平淡淡”四字就能道得？另一首是：　　　　
　　　　风回仙驭云开扇，更阑月坠星河转。　　　　
　　　　枕上梦魂惊，晓檐疏雨零。　　　　
　　　　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　　　　
　　　　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　　　　
　　　　在第二首词中，苏轼不仅流露了黄州生涯的艰辛，词中也充满对闰之的歉疚之意。由于贬谪开始，低微的薪俸也没有着落，他只好过着“度日如年”的贫困生活。幸亏闰之非常节俭，善于理财，她手里还有一些往日积蓄，能让家人免受饥饿。在她的安排之下，苏轼如此分配他们仅有的钱财：　　　　
　　　　东坡谪齐安（黄州），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云：“此贾耘老法也。”又与李公择书云：“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五　　　　
　　　　贾耘老名叫贾收，是湖州的一名秀才，苏轼在杭州时，就通过老词人张先与他认识，后来苏轼做了湖州太守，还经常对他予以接济。将贾收过穷日子的方法借以度日，恐怕出自闰之的建议，依照苏轼那种有多少花多少的习性，用不了几天就难以为继了。


闰之篇牛衣老妻　躬耕东坡医病牛（一）

　　　　节俭只能省钱，不能生财，长此以往，坐山吃空，仅有的积蓄也会用光。苏轼到黄州的第二年，过去一直随他做“书记”官（秘书）的马梦得，从杞县赶到黄州，通过各种关系，把城东一块闲置的训练军队的营地要了过来，作为苏轼的躬耕之资。苏轼从此像陶渊明一样，过起自耕自种、自食其力的生涯，并想把自己的名号，定为“鏖糟陂里陶靖节”（陶渊明）。他在给好友王巩的信中说：　　　　
　　　　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　　　　
　　　　——《与王定国书》　　　　
　　　　“鏖糟”是湖州人的口语，意思是日子糟透了、过得窝心；“陂里”则是乡巴老的意思，苏轼后来曾用这四个字，笑骂在朝廷处处死守陈规、不知变通的程颐，说他是“鏖糟陂里叔孙通”，结果弄得对方极为恼火。其实这个名号并没多少恶意，苏轼给自己取“鏖糟陂里陶靖节”这个长长的名号时，就充满自嘲之意。无奈程颐是个极要面子的人，他和弟子们只以为“鏖糟陂里”是骂人的话，再加上为刘邦制定礼仪的叔孙通名声不太好，从此二人结下深深的梁子。以苏轼为首的“蜀学”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学”之争，自此开始，以后演变成“蜀党”与“洛党”，可见玩笑不能随便开，更不能不看对象，这些将在《交游篇》里专论。　　　　
　　　　“鏖糟陂里陶靖节”之号太长、太拗口，又不合黄州语境，苏轼的这个名号没有叫开。由于他所耕种的那块地在城东，又是山地，俗称东坡，于是苏轼便以“东坡”为号，从此人称“东坡居士”。　　　　
　　　　然而有关“东坡”两个字的文化内涵，在此需要稍费笔墨。　　　　
　　　　苏轼率领全家开始躬耕后，曾写下著名的组诗《东坡八首》，一如陶渊明弃官躬耕之后写下的《归园田居》。南宋宰相兼诗人周必大，曾在所著《杂志》中这样解道：　　　　
　　　　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白乐天，屡形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盖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苏文忠公诗合注》载宋人施元之注引　　　　
　　　　“文忠”是南宋的孝宗皇帝对苏轼追封的谥号，这个封号既有文采过人之誉，又彰显其“挺挺大节”，只有苏轼的恩师欧阳修等少数人才能荣膺。周必大的话不无道理，苏轼确实对白居易赞赏有加，而白居易在忠州时写的那两首诗，也与此时的苏轼情境类似。周必大所说的《东坡》，实为《步东坡》，白居易在诗中说：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　　　　
　　　　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需要说明的是，白居易在忠州东坡，所种的是树，所爱的也是树。而苏轼在黄州东坡，以种大麦、小麦、水稻等粮食为主，只是偶尔夹杂一点果树、茶树。　　　　
　　　　《种花》全称为《东坡种花》，白居易写道：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　　　　
　　　　白居易身为太守，追求的是观赏价值，这与苏轼在东坡上大种农作物以养家活口，大不相同。后世喜欢苏轼、研读东坡的人大都延用周氏之说，却没深入考证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白居易的东坡仅为地名，而苏轼决意要做“东坡人”、“东坡叟”，他的《东坡》绝句说：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显而易见，白居易在东坡种树种花，展现的是“市人”情趣，苏轼除了籍东坡以生存外，着意追求“野人”的乐趣。在诗歌上，苏轼于前代贤人推崇颇多，对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赞誉都远过白居易，而在文章上，他更将庄子、司马迁和唐代的陆贽奉作楷模，可谓转益多师，方成大家，并非惟白是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氏前缘：唐代的苏极有文名，做过中书舍人、礼部尚书，被封许国公。他在当益州刺史时，曾发现李白“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司马）相如”，唐玄宗称他为苏味道（苏轼先人）的继承者，并与宰相、燕国公张说共称“燕许大手笔①”。苏在一首题为《新昌小园》的诗里，早就这样写道：　　　　
　　　　闲花傍户落，喧鸟逼檐驯。　　　　
　　　　寂寞东坡叟，传呼北里人。　　　　
　　　　在山琴易调，开瓮酒归醇。　　　　
　　　　这里的“东坡叟”就是指人，表达的也正是东坡所追求的“野人”之趣。而比苏晚生百年的白居易，只是将“东坡”作为地名，引入诗中而已。仔细品味便可得知，苏轼以“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