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雷颐

敌行抡Ｊ导噬险馐?898维新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它到这时候，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要大打折扣了，经过义和团事件之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它的统治的威望各方面已经很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提出来要实行新政。实际上它搞得也是非常的缓慢，后来别人认为几乎是一个幌子。　

　　　　这时候实际上，中国的新的社会阶层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主要是工商阶级。中国的工商业一直在发展，发展得还很快。另外新式知识分子在兴起，尽管也还有科举制度的（阻力），但是去外国留学的人啊，新式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多了。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尤其在日本的多数都是革命党或者倾向革命，这个时候就掀起了立宪运动。而立宪运动，它情绪高涨当然有很大的原因，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前注意不够的，就是日俄战争对这个立宪运动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日俄战争，大家知道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东北进行的一场战争。是1904年2月开始打的。这个战争可以说是中国的耻辱，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但是这场战争一开始打的时候，这个中国的立宪派，就是主张立宪的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和那些学生主张立宪的人就断定，都在判断，他们断定日本将胜。但是那些清朝统治者他认为俄国将胜。因为日本进行了君主立宪，而俄国是君主专制。这不是人种和人种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制度之间的战争。一个优秀的制度，总会打败一个落后的制度。到1905年5月最后有分晓，日本战胜了俄国。一下子使人们，噢！看来这不是人种和人种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制度的战争。这也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侵略以来，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人们说为什么能打败？就因为日本的制度比俄国的制度要先进。这时候很多人开始觉得，中国要强大、要进步也要立宪。　

　　　　清政府实际上它的立宪也是一拖再拖，一拖再拖。但是国内的这些立宪派等不及了，就不断地发动和平请愿，发动了立宪运动一次又一次。在这个立宪运动强大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在1911年的5月8号，它出台了一个就是表示它要搞立宪改革。它成立了一个实行内阁制，但是出现了一个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十三个人组成，十三个人中有七名都是皇族的成员，所以人们后来就把这个内阁称之为皇族内阁。它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最基本的原则。实际它一宣布这个名单，别人就知道，清政府还是不愿意，清廷也不愿意放弃一点权利。　

　　　　大家知道就是在1911年秋，它是春天宣布皇族内阁的，1911年的秋天呢，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比如说当时有一个铁路政策，说铁路从前是民营的，民间有很多股份什么的，（清政府）它提出来铁路要收归国有。收归国有，那从前那些民众当然不干，因此在很多地方都发起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在四川那个地方，保路运动搞得更加轰轰烈烈一些，清政府反而镇压。在这种状况之下，它不是安抚反而是镇压，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既“武昌起义”。所以一个小小的这个，一下子清政府垮台，就证明它的基础已经很脆弱很脆弱了。一个导火线就足以使这么一个大王朝轰然倒塌。　

　　　　所以从鸦片战争到它倒塌这七十年我们看到，纵观晚清史的时候，清政府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它总是拒绝变化。而当时机已经消失了，没有机会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迫的变革，结果就总是越来越被动。这个阶段做上个阶段要做的事情，别人还是不满，这个形势还是不能满足。它又拖、拖、拖，拖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又做上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总是被迫的变革，被迫变革就很被动了，最终是垮台。　

　　　　现在有一种观点或者有很多人觉得，清政府不会改良，不会妥协，说中国如果走上改良之路恐怕就很好。问题是我们看晚清史，就好像改革、改良或者妥协，总要有一方做妥协。我们看到清政府在它有力量的时候，它从来不做妥协，并且它对最开始的改革，它总是用最强硬的手段来对待改革者。所以与其说下层太过激，不如说上层太顽固。它拒不变化，所以我们就觉得，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它的这个统治者，它不变，它被动，它不主动变革，它只是被动应付的时候，它能应付与一时，但是最后它要付出总的代价。　

　　　　主持人：谢谢雷教授，紧接着我们看一下网上网友对您的提问。　

　　　　第一位网友叫“永远的电子商务”。他说在整整一百前，清朝进行了一场蔚为壮观的法制大改革，为的是尽快接近现代法制，让西方社会按照承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百年後的今天，我们又在进行基本类似的法律文件大汇查，为的是仍然是要融入国际社会，跻身世界贸易组织。我发现一百年里有许多这样的类似和重复，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百年里在社会制度上一直徘徊不前？这是一个问题。另请雷老师讲一讲，鸦片战争后的所谓“五口通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是不是相当于现在的“经济特区”，属于改革开放的先头兵？　

　　　　雷颐：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历史在某种程度，起码在中国这一段历史好像是在重演。比如说又是从特区，我们知道从八十年代初设立，也是从南方的几个小地方开始设立的。但是它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这次是主动开放，而那一次是被迫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当然了，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就是从49年以后又有一段时间，由于有外在的客观原因，包括帝国主义的封锁，有内在的主观原因，对外国的看法，那种什么阶级斗争呀，什么帝国主义，这种看法，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又有一个几十年的闭关锁国状态。那么现在又要和国际接轨，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都要和国际接轨，起码从形式上可以说有某些类似，但是我觉得有个根本的不同，这次是主动的，那次是被动的。　

　　　　主持人：好，下面的发言机会留给现场观众。　

　　　　观众：您好，老师我知道您对历史积累特别深厚，然后我知道厚积薄发嘛，也非常赞同您今天的所有观点。就是说我想知道你对现实的思考，对将来的判断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对中国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因为我觉得历史，学习历史的话，不可能就是光为了研究历史，扎进头去肯定要拔出头来。　

　　　　雷颐：我觉得学习历史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历史容易培养出来有一种历史感。当你碰到现实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就会有一种触发，也会有一种感想。那么对于中国现在的现实，我觉得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我觉得就是说在社会结构吧，在社会结构上最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是从前这个党、国家、社会高度一体的一个社会，就是没有社会，可以称之为。只有国家、有政府，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这种结构，正在变为一个有市民社会，或者有公民社会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甚至比起具体的政治变革来说，我觉得这个公民社会的建立是更加重要的。或者说公民社会是一个良好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基础。这是一个大的判断上。我觉得随着今后的经济改革，这个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为公民社会提供的一个基础。有可能为未来的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一个，打下了一个根基。但是具体什么改，怎么改？也是各种因素在那儿互动的结果。但是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来看，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矛盾恐怕是越来越明显，它产生的弊病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你是把各种弊病、矛盾积累到很远很远以后，没准有个更大规模的爆发，那时怎么办？还是通过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地消解矛盾、化解矛盾。这个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就是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了，包括人们对反腐败，尤其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腐败，对吧。腐败现象这么严重，实际上跟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如果再没有明确的政治体制上的变革的话，那么整个改革的成果，以后究竟会不会被这种腐败的东西所吞噬掉了，这都很难讲。　

　　　　主持人：好，那这位同学呢，可能他还觉得您没有明确的回答他的意见，他的问题。有一个方法让您做一个选择题，他主要是想问您未来的态度是乐观的呢？还是什么？这样选择您对未来的态度。您带着历史感讲了过去，衡量现在，然后您对历史的态度呢？第一个选择是乐观的。第二是悲观的。第三是喜忧掺半的。　

　　　　雷颐：第三。　

　　　　主持人：我估计是选第三。　

　　　　好，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前您也知道，我们的通例是我问一个问题，您只用一句话回答。不能说第二句。我的问题是：您花了这么长时间给我们讲晚清改革，您是带着历史感给我们讲的，您到底的意图是什么呢？　

　　　　雷颐：到底的意图。我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中国老话其实就是几个字，叫做形势比人强。　

　　　　主持人：形势比人强。您再解释一下，我以为您说是形势逼人。　

　　　　雷颐：形势比人强，比人要强。　

　　　　主持人：是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是吗？　

　　　　雷颐：到时候形势让你，就是你愿意改也得改，不愿意改你就被动地也得改。或者用中国一句老话，叫做形势比人强。用一句古希腊的谚语叫做，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　

　　　　主持人：谢谢您，谢谢，深刻！　

　　　　谢谢雷教授光临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清华大学的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圣凯诺·世纪大讲堂下周同一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再会。　

　　　　来源：凤凰网　/第91期《世纪大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