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既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
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
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

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
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
寻味的，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
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
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1973　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
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
1949　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张东荪的长孙张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说，
他曾写过自传和许多诗，但在“文革”抄家前烧掉了，仅留下70　多首旧体
诗。一代哲人，就这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是1886　年生人，1973　年该是
87　岁，自然年龄是高寿了，但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　年就死了，那时
他也不过63　岁。

吴晗的悲剧

在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闻一多和吴晗的命运特别耐人寻味。闻一
多人们说得很多了，这里我想说吴晗。

说到吴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与《海瑞罢官》的联系，想到他和“三


家村”的命运。

看过许多这方面的资料，深为他的悲惨遭遇而痛心。但痛心之余，我
又常常往别处想，他的悲剧命运固然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又是悲剧承受者
个人的某些弱点，使悲剧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

我眼下正在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课题，吴晗的
命运常常使我陷入困惑，有时我实在不明白，像吴晗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
一下子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出去，变成一个特殊的文人。在1957　年的事
件中，面对自己多年的朋友和前辈，他过去的读书人形象很快消失了。吴晗
不像傅雷，虽然都是读书人，都曾有过努力放弃过去来适应新环境的追求，
但吴晗比傅雷走得远，傅雷是绝望了，而吴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这是他更
深的悲剧。

吴晗出身贫苦，在早年的读书生活中，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进入中
国的最高学府。

在他前半生的学者生涯中，影响他最深的是胡适。吴晗在中国公学读
书的时候，曾给胡适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因《胡应麟年谱》一稿，
得到胡适的赏识，被推荐到清华读书。后来又受胡适的启发，专攻明史，终
于卓有所成。胡适对青年吴晗的评价是：“功力判断都不弱”，在给翁文灏（时
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荐信中，还说吴晗：
“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对吴晗这样的评价，确实
是极高的。青年吴晗和他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是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路，
1950　年他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
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见苏双碧主编《吴
晗自传书信文集》）但吴晗在40　年代初，思想开始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突然
发生变化，有直接的现实原因，也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吴晗是1909　年生人，
40　年代初也不过30　多岁，还在多变的年龄中。另外，在吴晗的思想变化中，
当时中共南方局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华冈的影响也很重要。这一点，吴晗的
变化和闻一多有点类似，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我们先不说他们两人的
个性，闻一多和吴晗的直接生活处境，在同时代大学教授中，是相对艰难的，
这也是他们对现实比其他人更不满的直接原因。具体到吴晗，他是工读出身，
用今天的话说，不是按部就班考入清华的，而是靠自己的才华，因已有的学
术成就才进入的，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受到一些压抑。还有就是吴晗是没
有留过洋的。当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
华当教授不是太容易，才聘他到云大当教授的，吴晗也很痛快地答应了。吴
晗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后来是介入政治较深的，也是官做得比较大的，以学
者和文人身份做到副市长的，这在吴晗的朋友中几乎没有，虽然这并非他的
愿望，但一进入这样的环境，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多次给周恩来、彭真写
信，要求回清华执教，但终于未能如愿，只好下决心做行政工作。

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说过：“从40　年代开始，吴晗的许多
著作是古为今用的。”这是吴晗悲剧的深层原因。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在40
年代的古为今用尚有可取处，因为他的古为今用，是自己从直接的现实生活
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但到了50　年代末期，他的古
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绝境。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959　年4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干部中不敢讲
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有一次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由此想到了海瑞。


毛泽东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写写海瑞的文章，胡
乔木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给吴晗讲了，吴晗很快就写成了《海瑞骂皇帝》。
毛泽东4　月有写写海瑞的意思，吴晗6　月16　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
篇文章，紧接着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
到《海瑞罢官》。《论海瑞》一文的开头就由“生死牌”说起。

吴晗是一介书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性没有了。吴晗写
海瑞，固然与他的专业有关，但似乎也犯不上为写而写，一个读书人，如果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做文章，早晚要出事。吴晗的失误，在于他太迷信了，
太听话了，他要按别人的意图写，把自己的独立性丢了。庐山会议之后，吴
晗把自己这篇《论海瑞》的文章送给一位参加会议的领导看，这位领导把毛
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
的意思给吴晗说了。吴晗在发表这篇文章前就加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结果吴晗还是没能逃出那场悲剧。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50
年代批胡适的时候，多少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
亦难得。吴晗是有才华的明史专家，但由于失去了独立性（且不论这独立性
是怎样失去的），最终酿成了悲剧。

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
吸取点什么。

过去的教授

1995　年3　月间，邵燕祥先生来太原参加一个会议，我前去拜访。记得
邵先生曾和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极少谈起十年以前的事情，邵先生说
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回到家后，我一直没忘邵先生的话，想来想去是过去比
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今天的年轻人，的确容易怀旧，这可能是对现实
的另一种评价，也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
种情感。

我是本世纪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
每每失望。我有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倾注于当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但
很快我就发现，我所了解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与我理想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是
很不同的。在这样的判断下，我终于放弃了研究报告文学，甚至放弃了对当
代文学的研究，就我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兴趣而言，我是想从事一切有关当代
作家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品格和作品的内涵，总让我提不起精
神来。无奈之下，我才选择了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正是在回到过去
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太不是那么一
回事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今日的不少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
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
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封面下方的“撰稿人”中
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都极有个性，都有一
股“士”气。当时我就想，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其精神状态而言，


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敢
说话，敢主持公道。当《观察》研究做完以后，我选择了西南联大，我想进
一步了解那一批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我想从故纸堆中重温他们州日梦。

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做
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
都是民族的楷模，很难想象，在一个大学教授普遍丧失了为社会正义鼓与呼
的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一回事。道理其实极简单，如果在一个
社会里，大学教授不能主持公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靠官员、商人、
工人、农民来主持公道吗！显然不可能。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
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时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
西南联大的教授时，最留意大学教授的自由流动问题，我觉得这是使旧日大
学教授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最佳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大学教授的主动
选择。它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
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
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在过去是得到
实现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　年前100　位教授的自由
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
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已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
有。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
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
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
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
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想，
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
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
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
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
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1926　年，鲁迅辞
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可第二年3　月，中
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请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很快就
离开了，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又
不能随意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因为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
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
流动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当年的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时情况
很少。

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它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
还有一个教授的经济地位，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
授同日而语。我说一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的例子。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
教授的收入为300　至400　元，最高可达500　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
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　至200　元；助教为80　至140　元；一般职员30　至
100　元；工人9　至25　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


是一般工人的20　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
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