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职责(管家眼中的戴安娜)
再见；王妃再见；王妃（3）
快６点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去那个房间。王妃的遗体已经被移到灵柩里去了。大西洋两岸的人都写了很多毫无根据的东西，说她曾经对我说，她希望自己被装在一个有窗户的棺材里，这样人们就可以看到她的脸。她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她的遗体是装在一个有窗户的灰色棺材里，这个棺材又放在一个法国栎木的棺材里，棺盖很坚硬；我被告知棺材上开个窗户是为了符合法国的风俗。
我和查尔斯王子、柯林·特伯特、简夫人，以及萨拉夫人一起登上了女王的座机ＢＡｅ １４６。
我们一起带王妃回家。
我在飞机上坐在王子的助手马克·宝兰德旁边，这是多么讽刺。他当时是王子的代理私人秘书，是一个控制媒体的斯文加利①式的人物。在后来几年里，他在圣詹姆斯宫的指示下采用了煽动性的媒体策略让公众把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当成了查尔斯的搭档。我不知道他在飞机上干什么，我一句话也没和他说。在机舱喝茶的时候，我感到很不舒服，因为我想到王妃被安置在我们下面，沦为了一件珍贵的货物。
飞机降落在伦敦北部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诺托尔特。我们踩着金属舷梯心情沉重地下了飞机，一阵强烈的暖风把我们的头发都吹了起来。晨曦微露，我们在停机坪的边上默默地站成一排。八名空军缓缓地小心翼翼地把灵柩从飞机腹部搬了出来，王室的旗帜盖在它上面。他们慢慢地穿过停机坪向灵车走去。查尔斯王子面朝北方照看着威廉和哈里。两姐妹和管家则负责保证王妃到达她的下一个终点：先是殡仪馆，然后到圣詹姆斯宫的王室小教堂。
三辆车列队驶出机场，开上Ａ４０号双向公路，载着我们向伦敦市中心驶去。一幕最令人惊奇的景象让我从混沌中清醒过来，重新集中了精神。我们在行驶当中，其他的车都减速停下来。每个驾车、坐车的，都在道路的两旁停下车，熄掉引擎，从车里出来，站在车旁低下头。这是通往市中心最繁忙的一条道路。人们在人行天桥上排成排往我们的道路上撒鲜花。我所能想到的正是王妃或许会想的。“他们不要为我停下来。噢，不要！”她会为此感到难堪的。
我们来到伦敦的一个殡仪馆，我见到了王妃的医生彼得·维勒，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表示了慰问。“我现在必须进行验尸，”他说，“这会比较困难。”
“为什么还要再验一次尸？”我问，我知道在巴黎她的尸体已经被检验过一次了。
“在巴黎的那次是在法国的国土上进行的，按照的是法国的法律。为了给我们的政府以满意的交代，必须依样再验一次。”他说，同时还提到一些法律上的调查问题和一些必要的程序。１９９７年进行过一次验尸，但是，直到２００３年英国还是没有展开过调查。王妃的遗体留在殡仪馆过夜。
第二天，我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和往常一样回肯辛顿宫。管家面对着一个没有女主人的家。那个星期一上午８点，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除去门上的封条。我现在回来守护她的世界。除了女佣莉莉以外，我成了８号９号公寓惟一留下来的人。莉莉想留下来做一些清洁工作，但却坐在那里打不起精神。
迈克尔·吉宾斯带着一个棘手的任务过来找我。“保罗，圣詹姆斯宫的人让我来收齐所有的后门钥匙。”我拒绝了，从此就再没人来提起过。
那天晚些的时候，对王妃的仆从冷漠无情的处置显现出来了。我知道了化妆师安吉拉·本杰明的遭遇。王妃十分欣赏她的新鲜方法、随意的举动和她的幽默感。当她像我们其他的人一样回来工作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在未经警察允许的情况下被监管了起来，她被告知去收拾属于她的东西，而且当她从滚筒脱水机里把洗好的衣服拿出来的时候都被人监视着。她自己的悲伤似乎倒并不要紧。她在中午便回了德文郡，连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都不知道。答案很清楚：她是一个热心的性情中人，却处在一个由一帮冷血无情的人控制的机械的世界里。他们随意驱逐你，就像要你对他忠心一样容易。
再见；王妃再见；王妃（4）
那天早晨，我还不知道发生在安吉拉身上的事情。我正在餐具室的桌前，望着窗外的庭院。台历就在我面前翻开着，威廉和哈里的裁缝应该来了，然后是阿玛尼来试衣，我在楼上听到王妃的电话响个不停。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的电话也响起来：王宫两条直线电话的灯都在闪。我一整天都在接电话。我刚把话筒放下，电话铃又响了，又有一个朋友来找我这个最贴近王妃的人——向我倾诉她们的悲伤：知心朋友、名流、非传统医生、占星家、精神治疗术士、健康顾问、发型师、服装设计师、王室成员，名单永无休止。任何人、每个人，只要和王妃有点关系的都在这一天打电话来。
甚至她自己家里人——萨拉夫人、简夫人和她们的母亲，弗朗西丝·尚德·基德夫人——都向我倾诉他们的悲伤，每个人都想宣泄他们的感情，提出他们自己的问题，打听王妃对他们的真实感觉。有些人在追思，有些人在微笑着回忆，有些人感到内疚，需要为自己开脱，我就像个神父，听了一天的告解。
第二天，我已经应付不过来了。迈克尔·吉宾斯和杰姬·艾伦为我着想，决定代我做记录。
那个星期是我生命中最紧张的一段时期，全凭着对工作的责任感才支撑下来。更多比痛苦的家庭政治重要得多的事情占据着我的头脑。一开始，斯潘塞家族的人要我参与每一个决定，他们相信我的判断和我所掌握的情况。我拟了一份建议性的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王妃葬礼的人的名单。我找出王妃的地址簿，把她的家人和朋友都算上。萨拉夫人看了一下，指着几个名人的名字：乔治·迈克尔、克里斯·德·伯格、汤姆·汉克斯、汤姆·克鲁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问他们怎么也算在里面。“他们都是王妃的朋友呀。”我告诉她。我觉得这解释了所有这一切。我只是一个管家，并不是王室中的一员，但我知道谁是王妃真正的朋友。
在老兵营，玛丽亚正试图安慰尚德·基德夫人。尚德·基德夫人不停地抽着烟，喝了很多酒，说她的女儿绝不应该跟法耶德乘坐那艘游艇。她还认为，作为其家人，负责安排的应该是斯潘塞家族而不是温莎家族。她说她的儿子要发表一篇演讲“进行宣扬”。她谈到对于王妃而言，她是一位多么好的母亲。
然而我知道这个家族同王妃的真正关系——这在几年后才浮出水面。如果说王妃曾经有一个真正的母亲的话，那个人就是露西娅·弗莱查·德·利马。毫无疑问，王妃把自己同露西娅·弗莱查·德·利马的关系看做是女儿和母亲的关系。露西娅也把王妃看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在老板困难的时候，她给了老板巨大的帮助。在星期一的上午，我期望看到的一个人就是露西娅，她在女儿比阿特丽斯的陪同下来到王宫，同我呆在一起。
再见；王妃再见；王妃（5）
在那个星期的四个晚上，王妃——躺在一口英国橡木制的、镶着铅边的棺木里——安置在圣詹姆斯宫里的王室小教堂里，教堂的后墙挨着购物商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吊唁者们开始聚在这里，献上鲜花，点起蜡烛。这是公众在为她守夜，肯辛顿宫门外的情形也差不多。
除了露西娅，我想不出我更愿意和谁呆在一起。我们决定一起到礼拜堂去，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我穿着黑色的西装。门吱吱呀呀地开了，我们向礼拜堂中心看去，两侧有一排排的木长椅。在那里，在我们的前面，在那个冰冷灰色而又神圣的地方，躺着那口棺木，放在祭坛前的支架上。这一切是那么荒凉，那么冰冷，那么陌生，我讶然。露西娅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一枝点亮的蜡烛，看不到一枝鲜花。在外面，公众搁置的花束组成了蔚为壮观的纪念花坛，边上闪烁的蜡烛比夜晚天上的繁星还多；里面却是空空荡荡。
露西娅马上找到女王的牧师威利·布什大师，“请你把人们送来的花摆些到这里吧。”她请求道。他说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露西娅来说，这样的回答远远不够。这位大使夫人采用了强硬政策。“我只能说，如果明天我们回来时还看不到一束花，我将出去告诉人们王妃的灵前没有鲜花！”
那个时候，女王还没有从巴尔莫勒尔堡到南部去，人们尖锐地质问温莎家族的人为何从未到过殡葬教堂。露西娅有可能把教堂里的凄冷情形揭露出去，这是麻烦不断的女王要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为了确定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她亲自安排由王妃的花匠约翰·卡特把鲜花拿到教堂里面去。第二天，查尔斯王子送来的一束洁白的百合放在了灵柩上，露西娅带来了更多的鲜花，那是从帕伦波勋爵夫妇的花园里采来的白玫瑰。安娜贝尔·戈德史密斯夫人每天晚上同我通电话，罗莎·蒙克顿是王妃最好的朋友，两人情同姐妹，她同丈夫一起来到白金汉宫和我坐在一起。我们一起追忆往事，一起哭泣，她也来到了教堂。
苏茜·卡塞姆来到灵堂，她带了一枝蜡烛。我们一起踏上台阶，站在一个拐角处。我们站在尼尔森·山克斯所画的王妃的巨型肖像下，苏茜弯下腰，把点着的蜡烛放在地毯上。我们一同跪下祈祷，静静地分享回忆。
王妃圈内朋友的力量环绕着我。她的朋友们，那些最理解她的人聚在一起，确保最后的告别仪式顺利进行。
威廉和哈里与查尔斯王子一起回家。当他们遇上门外的人群，看到那些献给他们母亲的鲜花的时候，我正在内侧走廊里等他们。哈里冲进来抱住我，他的眼泪沾湿了我的衣服。威廉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两个孩子表现出来的勇气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穿着黑色的西装，打着黑色领带看上去仿佛一下子变成熟了。
“我们过来拿点东西，这就上去。”威廉说，然后两兄弟上楼去了他们的起居室。
“你还好吗，保罗？”查尔斯王子说，他很明显不想事态扩大。他说话时礼貌而平静，但看上去很冷漠地在房子里随意走动着，陷入在沉思当中。他走上楼去，没叫我，我就自己跟了上去。在海格洛夫这会被看做是自以为是，但在一个不再属于他的领地，他不能解雇我。他现在是在我的领域范围。不管是作为朋友还是未来的英国国王，他都不会脱离我的视野。我跟着他走进起居室，他走到写字台前，站在那里。他打开最上面的一个抽屉，抬头看了一眼，看到我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便又把它关上了。
威廉的声音打破了尴尬。“你准备好了吗，爸爸？”我们四个人一起下了楼。
在他们都要出门的时候，哈里说：“我们很快会再见到你的，保罗。我们会回来的。”
一个简洁的包裹寄到了肯辛顿宫，似乎是法院寄来的。里面包括奔驰撞上阿尔玛隧道第１３根柱子的时候王妃所穿的衣服。在最悲惨的日子里有露西娅陪着我。我们现在有了一点从巴黎寄来的王妃的东西了：一件黑色上装和一条白色的裤子。我们拿着包裹站在楼梯的最顶端，虽然上面沾了血迹和外科手术时被剪破了，但这都没关系。这是她的。我正在悲伤之中，我不能放手。我把袋子放在一楼的冰箱里以保存好它们。葬礼举行的晚上让王妃在王室小教堂过夜似乎不太合适。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了萨拉·麦克科郭代尔夫人和迈克尔·吉宾斯。肯辛顿宫是王妃的家；她在这里度过了最多的成年时光。似乎只有让王妃回家，在肯辛顿宫过她的最后一个晚上，然后从大门上路前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才是惟一的正确做法。“让我最后再照顾她一个晚上，让她最后一次离开这个大门。”我恳求道。萨拉夫人也想把王妃带回家，女王答应了这个要求。王妃将在一楼内侧走廊的方形室里度过她的最后一晚。那天，我让警察把外面街上的鲜花带进来。我花了两个小时把这些花和朋友们送的花摆在一起——白色百合、白色郁金香和白玫瑰。这些花摆在骨灰瓮边、装饰性的柱脚边、地毯上。我还点亮了房子里的每个烛台，点缀在草木之间。
然后，罗马天主教的牧师托尼·帕森斯神父从卡梅里特教堂赶了过来。我和王妃曾在那儿做过祷告。他带来了两枝象牙做的教堂蜡烛，我把它们安在银制的烛台上，在屋里撒上圣水。他给了我复印好的祈祷文和圣经上约翰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