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职责(管家眼中的戴安娜)

　　　　我坐了下来，紧紧握着玛丽亚的手。简恩忧郁地开口，“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来海格洛夫之前，并不知道要我做什么。不过，刚刚已经宣布，威尔士亲王和王妃殿下决定分手……”　　　　
　　　　这是个注定的结局。不过，听到它被证实，还是令人黯然神伤。简恩继续道：　　　　
　　　　“威尔士王妃殿下希望你们俩能搬到伦敦，照料她的生活。”戴安娜王妃希望我加入她的阵营，与肯辛顿宫现任管家哈罗德·布朗肩并肩为她服务。　　　　
　　　　玛丽亚痛哭失声，喃喃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她的抽泣声中，简恩和我颓然对坐。“我们怎么对孩子们说呢？他们在这里有朋友，有学校，我们的小屋，哦，不，不！”　　　　
　　　　简恩蹲下身子，搂住玛丽亚。“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你。”她说。　　　　
　　　　我的思绪飞驰，不过想的是另一回事。我早就想到一旦宣布离婚，我们的未来必然会与王妃联系在一起。我强烈地预感到，万事必有其因。我惟一的疑惑在于，王妃为何不事先向我们透露这个消息。除此之外，一切均不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走出房间，向厨房走去。玛丽亚悲痛万分，温蒂一眼看到我们，惊讶地奔向玛丽亚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温蒂，我可以和你谈谈吗？”简恩问她。十分钟之后，温蒂走了出来。她被劝退了。幸好她表现得还算镇定：“反正，我也快退休了。”比起自己，她更关心的是我们。　　　　
　　　　简恩走后很久，我们还坐在厨房桌子边，讨论了将近整个下午。我们喝了不少杯杜松子酒加汤力水。帕迪的工作没有改变，他返身回到马厩。两个日间女佣则惊魂未定地回家了。　　　　
　　　　温蒂给玛丽亚点了根烟。“我们在厨房是不许抽烟的，不过，我想现在抽支没啥关系。”她怂恿道。她们俩一口气把一包二十支的香烟都抽完了。回到伦敦，新的工作、新的王室住宅，我们再也不会在海格洛夫看到王妃、威廉或者哈里。　　　　
　　　　那天晚上，王妃从东北回到肯辛顿宫后，给我们的小屋打来电话。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玛丽亚多么不情愿离开小屋——以及她一向梦想过的生活——回到伦敦。“别担心，玛丽亚。”玛丽亚再度失声痛哭，王妃则温言相劝，“你和保罗和我呆在一起，会过得很好的。我知道你不喜欢回伦敦，不过我会照料好你们的。”　　　　
　　　　通完电话，玛丽亚为王妃感到一阵悲从中来。她知道她在肯辛顿宫将是何等孤独，王妃所想要的，无非是让她感到亲近的这家人为她，而不是她的前夫工作。从王室婚姻中走出的王妃将伯勒尔一家包括在她希望保留下来的东西中。　　　　
　　　　同时，王妃还要对付来自家人的打击：它装在另一个来自白金汉宫的信封里，由爱丁堡公爵亲笔写就。双方阵营的律师和顾问开展会晤，讨论分手条款时，菲利普亲王提出自己的意见：王妃搬出她在过去十年里作为主要居住地的肯辛顿宫８号和９号，将它们留给查尔斯王子，作为他在伦敦的驻地。　　　　
　　　　公爵提出，对于两个孩子都上寄宿学校的单身母亲来说，更适宜的住所是肯辛顿宫９号：它正空着，自成一体，从前专供来访的王室远亲居住。王妃认为那里小得像鞋盒，根本住不下两个王子。肯辛顿宫７号可能对爱丁堡公爵更有意义，因为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０日，他曾经在与女王结婚前夕在那里住过一晚。　　　　
　　　　公爵将它称为一套“半独立”住所。不过，我将称之为“雇主”的这位女士坚守阵地，丝毫也不让步。她与公公习惯了彼此坦诚交流，这使她得以坦白地向他陈述想法而不至于冒犯他。她告诉他，无论如何，她决不会为查尔斯王子让路。　　　　
　　　　因此查尔斯王子留在海格洛夫，并在圣詹姆斯宫找到新住所。王妃留在肯辛顿宫８号和９号，我将在那里开始专职为她服务。玛丽亚则担任她的兼职女仆。　　　　　
　　　　


离婚离婚（1）

　　　　查尔斯公开承认了他和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的私情，从那以后，王妃的脑子里就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王妃和女王在白金汉宫单独会面，王妃觉得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几乎可以向女王解开这个疑团，“这是不是意味着查尔斯会再婚？”她问。　　　　
　　　　“我想不大可能。”女王回答说。　　　　
　　　　如果说王妃希望这次会面对方能有所让步的话，女王的保证无疑让她宽慰了许多。　　　　
　　　　那次会面是在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５日上午，王妃来到女王陛下的起居室，查尔斯王子也希望这次会面可以打破僵局。前一天，王妃给已经分居的丈夫寄了一张情人节贺卡，署名是：“爱你的戴安娜”。爱神早已对他们失望，离开他们了，但王妃到最后都还不死心，固执地守着她的婚姻不肯松手，令王室一筹莫展。她一直爱着查尔斯王子，但她觉得现在她不得不放手了，尽管她十分清楚婚姻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但却始终没有意识到离婚在所难免。　　　　
　　　　女王的会面是她——自收到离婚信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开诚布公地和她自己的婆婆说话，而且她不想给任何人任何错觉。“我不想离婚。我仍然爱着查尔斯。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我的错。”王妃说。在那次正式而友好的会面中，她开门见山亮出了自己的立场，谈话非常正式。谈话非常正式是因为女王的临时私人助理罗宾·杰弗林在旁记录。白金汉宫的人很担心，因为“暴食症患者一天就改写了历史”。　　　　
　　　　王妃不希望家庭成员私下交谈的时候有人在旁记录，但他们担心她会把信息透露给媒体的朋友。女王让罗宾·杰弗林在旁记录，王妃则回到肯辛顿宫也让我做了一份记录备案。　　　　
　　　　王妃诉说婚姻的不幸给她带来的痛苦，女王满怀同情地听着。她说她这些年来都一直竭尽全力地维护这段婚姻，就像当年的爱丁堡公爵一样。　　　　
　　　　女王也曾经为此做过很大努力，这一点王妃从来没怀疑过，尽管她的儿子查尔斯从来也没做过什么努力。王妃觉得其他人就盼着她出问题，他们一直眼红她在公众生活中的位置。她在女王面前把多年来的疑虑的感情都倒了出来，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多年来，那些记者和号称“无所不知”的王室“专家”都说王妃和女王不和，或如《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所说，“戴安娜傲慢地拒绝了女王的友谊之手……她们成了仇敌。”这让我对他们感到绝望，因为她们从来都不是仇敌。　　　　
　　　　直到１９９７年王妃去世，女王和王妃还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王室中的两代人同时又都是王室的重要人物，她们十分努力地试图理解对方。在威廉和哈里的问题上，她们两个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在那次会面的时候，女王向王妃保证她不用担心两个年幼王子的利益和监护问题。“不管将来发生什么，这都不会改变你是他们母亲的事实。我担心的是他们在父母离异的环境中长大会受影响。”女王说。　　　　
　　　　会面中，杰弗林先生的笔随时准备记录，王妃最后还是同意了离婚，但她想把自己所受的伤害也说出来。她说，“妈妈，我在圣诞节前，几乎是同一天收到你和查尔斯的信，这对我来说太残忍了。实际上，那是查尔斯第一次向我提出离婚。之后我所收到的那些信都无法弥补我所受的伤害。”　　　　
　　　　女王表示同意。“最近的书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我的立场和圣诞节前是一样的。现在这种情形对谁都没有任何好处，不管是对国家、家庭，还是孩子都没好处。”这位最高统治者以十分圆通的方式坚持要求他们马上离婚。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但她非常理解王妃对于未来的关注。后来，王妃说她表现出了和１９９２年爱丁堡公爵一样的敏感与善良。１９９６年春天和女王的会面让王妃觉得和婆婆谈比和丈夫谈更有建设性。　　　　
　　　　会面中又谈到将来的安置和王妃的封号问题，这个敏感的话题后来几天成为媒体激烈争论的焦点。王妃坚称她没有同意放弃殿下的头衔，因为这对她太重要了。然后白金汉宫又发表了一个声明称：“放弃封号是王妃的主意，而且是她一个人的主意。”　　　　
　　　　她的未来角色的问题确实是王妃首先提出来的。她对女王说：“我为你们辛苦工作了十六年，妈妈。我不想看到我的生活被剥夺，我要保护自己在公众生活中的位置。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她又说：“我十分关心我的将来，而结果如何全都是由你决定的，妈妈。”　　　　
　　　　女王接受了她的话，但她说：“我要和查尔斯商量之后才能做决定，我会和他谈到封号的问题的。”她又说：“私下里，我倒是觉得‘威尔士王妃戴安娜’这个称号会更合适。”　　　　
　　　　在王妃和女王都和查尔斯谈过之前，殿下头衔的去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关于王妃将来称号的问题是女王播下的种子。　　　　
　　　　那一天她们讨论了很多问题：王妃要求在白金汉宫保留一个办公室，但被拒绝了，她还告诉了女王帕特里克·杰斐逊离开的背后原因。在漫长的会面中，王妃说出了她对威廉的担心。她担心其长子和查尔斯王子坐的是同一架飞机：如果发生空难或飞机中途发生故障，他们两个都有可能出事。　　　　
　　　　女王答复说：“这只是节假日里的问题，退一步讲，只是谁去坐公共航班的问题。王室客机很安全。这个问题似乎没什么好担心的。”　　　　
　　　　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女王殷切地告诉王妃她随时可以找她。“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个大难题，但为大家着想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她说。　　　　
　　　　出于自己的责任和国家的利益，女王再次站到了儿子和儿媳的调解人这个尴尬的位置上。女王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王妃接受了这一点。她的善解人意让她难以忘怀。“我只是想要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王妃说，“我不是有意刁难。”　　　　
　　　　


离婚离婚（2）

　　　　我不能想象没有王妃我的生活会怎么样。　　　　
　　　　我被称为“戴安娜的死党”，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有人则大加嘲讽。但是王妃和她的朋友交谈的时候就是这么叫我的，尽管她从来没有当面这么叫过。在肯辛顿宫，王妃说：“你是我的第三只眼，保罗。”“你是我们的舵手。”她和朋友苏茜·卡塞姆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成了“神奇的墨林”①。当然，当我的意见不讨好，当我在她房里不合时宜地摆上鲜花，当我刚好挡了她的路的时候，她也常常会对我说：“你真是个烦人的家伙。”　　　　
　　　　但我知道她什么时候需要有人陪她，和她说话。同样的直觉还会告诉我她什么时候想要一杯咖啡或胡萝卜汁。做一个好仆人的艺术在于预知下一步动作，在主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先想到主人会想要什么。或者正如门房威尔逊先生在电影《高斯福庄园》里所说的：“做一个好仆人意味着失去自己的生活。”玛丽亚或许会认同这个说法。　　　　
　　　　我知道王妃什么时候情绪低落，什么时候心情愉快。那些情况下，我只是让她知道我在：她坐在沙发上，我就在起居室靠在化妆室的门上；她吃东西，我就站在餐厅的餐具柜边；她从卧室冲向起居室，我就倚在二楼的栏杆上。这时候，她常常把我称做她的“情绪调节器”。“我可以回到家把一切都讲给你听，然后便把它们全都抛到脑后。”她说。　　　　
　　　　她外出看望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病的、垂死的、穷困潦倒的人，把那些悲伤、痛苦、困厄和不幸都装在心里带回肯辛顿宫。她对一天的工作感到满意，她给那些不幸的人送去了爱与关怀，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把自己卷入了那些危险、恐惧和麻烦之中，这让她的精神不堪重负。她通常一回到肯辛顿宫就冲上楼去，喊道：“给我五分钟。我有话要和你说——我有话要和你说。”　　　　
　　　　我打开电水壶煮好两杯咖啡，然后和她坐下来聊上一个多小时，或者我听她讲，讲她看到的那些极其悲惨的事情或生病的小孩瞪着眼睛吓人地看着她的场景。王妃回忆起她在医院、安养所或医疗中心那些痛苦的经历，眼中常常涌出泪水。和我说话仿佛成了一种释放感情的方式。之后她会拿起话筒打电话给她的朋友——信仰疗法术士西蒙尼·西蒙斯或巫师丽塔·罗杰斯。　　　　
　　　　威廉慢慢长大以后王妃觉得他们母子之间可以谈一些严肃的话题了。她觉得他是个懂事的小鬼头。她从小就培养她的孩子们，和他们联系感情，使他们成为感觉敏锐、懂得关心别人的人。王妃信任地和威廉谈论她的问题和生活。他渐渐学会安慰她。他小小年纪便分担起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