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我的自由
在吧台上喝热巧克力了。
我生在海边，一生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也都发生在海边。我的第一个舞蹈动作就是从海浪翻腾的韵律中产生的。我是在阿芙洛狄特之星的照耀下降生的，她也生在海上。当阿芙洛狄特之星出现时，我往往就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当这颗星消失时，我常常是坏运连连，灾难接踵而至。现在，占星术已经没有古埃及人或迦勒底人时代那么受重视了，但是我们的心灵却肯定仍然受星座的影响。如果当父母的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肯定会研究星座的秘密，以便能生出更漂亮的宝宝。
我也相信，出生在山里和出生在海边，对一个孩子一生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大海对我有无穷的吸引力。但置身大山中时，我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不适感，总感到自己变成了大地上的一个囚徒。仰望山峰，我不像一般游客那样会产生一种敬慕之情；相反，我总想脱离山巅的羁绊。我的生命和艺术属于大海。
我小时候，妈妈很穷，这我应该感谢上帝。妈妈雇不起用人，也请不起家庭教师。正因如此，我才会有可能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有机会把一个孩子的天性表现出来，而且从没失去过这种机会。母亲是个音乐家，靠教音乐糊口，她在学生家里上课，往往一整天都在外面，晚上很晚才能回来。只要能逃离学校的牢笼，我就完全自由了。这时候，我可以独自在海边漫步，任思绪自由飞翔。那些富家子弟虽然衣着光鲜，却老是由保姆和家庭女教师保护和看管，我真是可怜他们。他们哪有机会去接触真实的生活呢？母亲忙得顾不上考虑她的孩子们会有什么危险，因此我和两个哥哥可以毫无约束地到处闯荡。有时我们会做出些很冒险的事情，这要是让妈妈知道了，非急疯她不可。谢天谢地，她总算对此毫无所知，这真是我的运气。我说是我的运气，是因为我的舞蹈本来就是对自由的表达，而正是童年时代的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的灵感。从来没人对我说“不许干这”、“不许干那”，在我看来，这些没完没了的“不许”，恰恰是孩子生活中的灾难。
我早在五岁的时候就上公立学校了。现在想起来，母亲当时肯定虚报了我的年龄，因为当时必须找个安置我的地方。我认为，一个人长大后能做什么，在童年时期就已表现出来了。我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是一个舞蹈家和革命者了。母亲是受天主教的洗礼并在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里长大的，本来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她发现父亲并不像她心目中期望的那样完美，便与父亲离了婚，独自带着四个孩子闯荡世界。从那时起，她彻底抛弃了天主教信仰，坚定地信仰无神论，并成了鲍勃·英格索尔的信徒。以至后来她经常给我们读英格索尔的著作。
另外，母亲认为所有的矫情做作都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她就给我们讲圣诞老人是怎么回事了。后来在学校过圣诞节，老师给大家分发糖果蛋糕时说：“孩子们，看圣诞老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结果我站起来很庄重地对老师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从来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老师非常生气，说：“糖果只发给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我说：“那我不要你的糖果。”老师听了更加气恼，命我走到前面坐在地板上，以示惩罚。我走到前面，站在那里，转身面对全班同学发表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著名的演讲。我高声说道：“我不相信谎话。妈妈告诉我她太穷了，当不了圣诞老人；只有有钱妈妈才能打扮成圣诞老人送礼物。”
听到我的话，老师一把抓住了我，使劲把我往下按，想强迫我坐在地板上。但我绷直了双腿，就是不肯屈服，结果她只能把我的脚后跟在地板上磕了几下。老师一看“罚坐”这一招不行，就罚我站在墙角。我虽然站在了墙角，但仍然扭过头大声说：“就是没有圣诞老人！就是没有圣诞老人”最后，老师对我毫无办法，只好把我打发回家了事。在路上，我还一直叫喊：“就是没有圣诞老人”对这次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一直耿耿于怀：难道就因为我讲了真话，便不发给我糖果，还要惩罚我吗？我向妈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她：“我说错了吗没有圣诞老人，对不对”她回答说：“没有圣诞老人，也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才能帮助你。”那天晚上，我坐在妈妈脚下的地毯上，她给我们朗读了鲍勃·英格索尔的演讲词。
我认为孩子们在学校接受的那种普通教育毫无用途。我记得我在学校时有时被当成绝顶聪明的好学生在班上名列前茅，有时被看作愚不可及的大笨蛋，在班上倒数第一。学习成绩的好坏全凭死记硬背，就看我是不是乐意去背诵我们学的东西。说实话我真不知道究竟学了些什么。不管是名列前茅还是倒数第一，上课对我来讲都极为乏味。我不时盯着钟表，指针到三点的时候我就自由了。到了晚上，我真正的教育才会开始。这时母亲会给我们演奏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扎特、肖邦的曲子，或者给我们朗读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或彭斯的作品。这时，我们都像着了魔一般。母亲朗诵的诗篇大部分都是她背诵出来的。六岁时，有一次在学校的一个晚会上，我模仿母亲的腔调背诵了威廉·利特尔的《安东尼致克利奥佩特拉》：
啊，埃及，我就要死了，就要去了
生命的红潮，
在飞速地退落
这使听众们大为惊异。
还有一次，老师让每个学生写一写自己的简历。我写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我五岁时，我们家住在二十三号大街的一所小房子里。由于付不起房租，我们就不能再在那里住了，于是就搬到了十七号大街。不久，由于没钱，那里的房东也不让住了，我们又搬到了二十二号大街。在那里我们也过不安生，于是就又搬到了十号大街。”
我的生活简历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搬家，没完没了。当我站起来读时，老师一听就生气了，她认为我是在捣乱，把我带到校长那儿，校长就派人把我母亲找来。可怜的妈妈读了我的作文后，泪水夺眶而出。她发誓说，这篇文章句句都是实话。这就是我们的流浪生活。
我希望现在的学校教育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了。在我的记忆中，公立学校的教育冷酷无情，丝毫不体谅孩子的感受。我记得那时候空着肚子，或者穿着冰冷潮湿的鞋子，还要强迫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硬板凳上，真是活受罪。在我看来，老师就像一个不通人性的凶神恶煞，专门在那里折磨我们。对这些折磨，孩子们却从来不愿意述说。
家里的日子虽然穷困，但我并没感到难过，因为我们过惯了穷日子。只有在学校里，我才感到是受罪。在我的记忆中，公立学校的教育对于像我这样既敏感又骄傲的孩子来说，简直就像监狱一样让人感到耻辱。我一直是学校教育的叛逆者。
大概在我六岁时的某一天，母亲回家后发现我找来了街坊的六七个孩子，他们都小得还不会说话，我让他们坐在我面前的地板上，教他们挥动手臂。母亲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是我办的舞蹈学校。母亲乐了，就坐在钢琴前开始给我伴奏。这所“学校”就继续办了下去，而且很受欢迎，邻居家的小女孩都来了。她们的父母给我一点钱，让我教她们。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很赚钱的职业就是这样开始的。
到我十岁时，来学跳舞的小姑娘越来越多了。我对母亲说，我已经会挣钱了，不想上学了；上学只会浪费时间，我认为挣钱比上学可重要多了。我把头发盘在头顶上，说我已经十六岁了。按年龄来说，我长得算很高的，说十六岁谁听了都会相信。我姐姐伊丽莎白是由祖母带大的，她后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并和我一同教这些孩子的舞蹈。我们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连旧金山的许多有钱人家都请我们去教舞蹈。
第一章我的初恋（1）
当我还在襁褓中时，父母就离了婚，所以我从没见过父亲。有一次我问姨妈我是不是有过爸爸，她回答说：“你爸爸是个大恶魔，他毁了你妈妈的一生。”从那以后我总是把爸爸想象成长着角和尾巴像画册上恶魔的样子。当学校里其他的孩子说起他们的爸爸时，我总是一声不吭。
我七岁时，我们住在三层楼上两间房子里家中徒有四壁。有一天听到前门铃响我跑过客厅去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位头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英俊绅士。他说：
“你知道邓肯太太住在哪儿吗”
“我就是邓肯太太的小女儿。”我答道。
“这就是我的翘鼻子公主这个名字是我小时候他给起的吗”这位陌生人说。
他猛地把我抱在怀里，不停地亲我，脸上满是泪水。我一下子懵了，问他是谁，他泪流满面地说：“我是你爸爸。”
听到这里，我高兴得不得了，忙冲进屋里去告诉家里人。
“来了一个人，他说是我爸爸！”
母亲一下子站起来，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她跑进隔壁房间，随手锁上了门。我的一个哥哥钻到了床下，另一个藏进了碗柜，我姐姐则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叫他滚开！叫他滚开！”他们喊道。
这让我非常吃惊。但我是个懂礼貌的孩子，我走到客厅对他说：“家里人不舒服，今天不会客。”一听这样，陌生人拉起我的手，要我陪他出去走一走。
下了楼来到街上，我快步跟在他身旁，感到困惑不解：眼前这位英俊的先生真是我爸爸吗可他既没有长角也没有长尾巴，与我以前想象的一点也不一样。他带我来到一家小冷饮店，给我买了冰淇淋和蛋糕，让我吃了个够。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时，却发现全家人沮丧万分。
“他很英俊。明天他还要来给我买冰淇淋呢！”我告诉他们。
可家里人都拒绝见他，不久他就回他洛杉矶的家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有好几年没见到父亲，直到他再次突然出现。这一次，母亲很大度地见了他，他送给我们一套漂亮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大的舞蹈室，还有一个网球场、一个仓库和一间磨房。这是在他第四次发财时置下的产业。他以前曾发过三次财，但三次都破了产。他第四次发财最后又破产了，房子和其他家产都没了。可我们毕竟在里面住了好几年，它成了我们躲避惊涛骇浪的港湾。
在父亲破产以前，我常能见到他。我知道他是位诗人，并且很欣赏他的作品。他有一首诗，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我一生事业的预言。
我之所以提到父亲，是因为他给我的童年留下的印象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我那时把伤感的小说作为精神食粮，另一方面在我的眼前是活生生的不幸婚姻的例子。我的整个童年时代，似乎都没走出这位谁也不愿提及的、神秘的父亲的阴影。“离婚”这个可怕的字眼儿，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敏感的心中。由于对这些事情我无法从任何人那里问出个所以然，因此就只好试着自己分析原因。我读的小说中的大多数婚姻都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在这里就没有必要细细列举了。但有些小说，特别是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书中描写了一个女孩未婚而育，结果这位可怜的姑娘遭到了世人的侮辱和唾弃。在这类事情上，妇女总是受到伤害，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我把这些事情和父母的婚姻悲剧联系在一起思考时，我立即决定要与不公正的婚姻作斗争，反对结婚，争取妇女解放，争取每一位妇女都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要几个孩子，而不受社会的歧视和伤害。这些想法产生于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的头脑中，说来似乎很奇怪，但是当时的生活环境的确让我早熟。我研究过婚姻法，了解到妇女奴隶般的地位，这使我更加义愤填膺。我开始用探询的目光去观察母亲的已婚女友们的脸，我感到每张脸上都有魔鬼的影子和奴隶的痕迹。那时我就发誓，永远不要把自己降低到如此卑贱的地步。我终生恪守这个誓言，为了这个誓言我甚至不惜与母亲闹别扭，遭受世人的误解。苏联政府的善举之一便是废除了旧的婚姻制度，两个自愿结合的人只要在一本小册子上签上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