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书事 作者: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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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尴尬二十四》和《Y先生语录》之前,已对笑话有如此高妙的见地,因而流沙河后来创作的笑话,在谐谑、嗤嘲及与人为善方面类似淳于、东方朔;在“烧腐朽,烛黑暗,笑声点燃一把火”方面则相同于果戈理、谢德林;既有卓别林、侯宝林亦庄亦谐、有泪有笑,亦有吾蜀前辈文人刘师亮的辛辣。刘氏系成都二三十年代的文人,善谐联谑文,出过《师亮随刊》,著有《师亮谐稿》。如他讽刺军阀杨森强奸民意,强行拆民房修路的对联,就极尽讽刺唾骂、诙谑双关之能事:“马路已捶成,问督理,何时才‘滚’?民房将拆尽,愿将军,早日开‘车’!”总之,“根本是人道主义也”。而且《序〈高级笑话〉》一文最后更是以排比之势,迭出其笑料,固有洒脱与超然,亦深蕴沧桑与无奈:“继往开来,便是正路,不管你反对不反对也。笑愚哂妄,便是启蒙,不管你小看不小看也。文人有聊,便是君子,不管你尊重不尊重也。笑话高级,便是文学,不管你承不承认也。读者嘉纳,便是金奖,不管你来不来钱也。”他其实在笑世的同时,更是少不了救世之心,尽管他深感自己的渺小。
  “好笑”的黄永玉先生说,讲笑话最怕碰到老实听众。自然像我这样对流沙河先生的笑话刨根究底的人,也可称得上迂阔之老实听众,偏要将那生动活泼的笑话说出个严肃的道道来,即便不是佛头著粪,也算不得个会心的解人。倘若真要怪罪的话,还是要怪沙河先生自己,因为他的笑话实在是“笑可笑,非常笑”。“恐怖”的黄永玉先生又说:“听笑话最怕老实人讲听过的老笑话。……老汉我心里十分十分之着急和难过,不知道他讲完这个笑话之后老汉我如何笑法才好?老汉我实在笑不出来,但不能不笑……我多么希望到时候能笑得前仰后合,但怕不能。”(《吴世茫论坛》)《Y先生语录》里更多的固然是使我“笑得好”,而且让我“笑倒”的笑话。但偶亦有类似“老实人讲听过的老笑话”,小子不慧,笑不出来。好在这是面对书本,而非当面聆听,小子笑不笑得出,沙河先生也不知道,没有幽默得“恐怖”的“黄老汉”尴尬。
说说《务虚笔记》
  梁卫星发帖时间:2002112518∶24∶00
  《务虚笔记》为我们展现了本世纪以来汉文化语境中三代人的悲剧人生,小说以知青这一代人(C、Z、W、F、O、L)的悲剧命运为主线,以他们的上代人(王蒙、张贤亮这一代人)以及更上一代革命者的悲剧命运为旁支彻底演绎出20世纪几代知识者的理想、追求与失落。然而,史铁生并不追求所谓的史诗效应,20世纪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在小说中无非只是一个背景,但这并不是说史铁生回避政治,恰恰“政治”就是所有悲剧人生的总根源。问题在于史铁生着重于对人的心灵苦难的抒写,显形政治运动的消退突出了“政治”本身,“政治”作为一种精神内核利用其意识形态奴仆与思维方式、语言载体化为“无物之阵”干净利落地吞噬着几代人的青春与生命。这样,史铁生就达到了抒写整个民族历史而不是仅仅只是20世纪现代史的目的。换言之,《务虚笔记》中三代人的悲剧命运恰恰就是整个民族几千年的悲剧命运。
  三代人的悲剧从本质上说是爱情悲剧。O整整一生对爱情的无望追求是小说的内核。O的一生不仅与他的同代人均息息相关,而且还牵引出了上两代人的可悲人生。最重要的是人物的悲剧命运仅仅是小说的一部分,更重要的一部分则是思考——人物的思考,作者本人的思考。而爱情,爱情之于命运的关系又是思考的焦点。所以,在史铁生看来,这个民族的大悲剧实质上就是一出爱情悲剧,或者说是因爱情的失落而导致的命运悲剧。
  引人注目的是:史铁生的思考始终集中在这几个词语上面:革命、理想、正义、差别、偏见、叛徒……这种思考实质上就是置疑,置疑的根源是爱情的失落。换言之,史铁生抓住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彻底揭开了民族文化传统之根的终极奥妙。下面,我将扣住几个史铁生式的词语与小说中的几个人物进行印象式的点评。
  几个名词
  羽毛:关于羽毛的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反复出现,伴随着的还有白色大楼房,所有主要人物各自独特的人生都起步于这里。Z、L、W甚至C、F都在这里获取了史铁生式的生日,而O这个一生都追求爱情的女人却正是这里的主人。由此可见,史铁生认为爱情创造了世界。白色大楼房从本质上就是伊甸园,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羽毛意象均是暖色调的。在Z眼中,羽毛甚至对他的肉体与灵魂都造成了沉重的挤压。史铁生是不是在说,在以“势”为终极追求的文化语境中,爱神必然沦落尘世,而由于缺乏爱的感应承受能力,爱对人反倒成为了一种伤害?尤其是对Z,因为Z就是权势的化身。爱情与权势如何并存呢?权势怎可容忍爱情危及其终极地位?
  生日:对于史铁生来说,人的自然意义上的生日不具备任何意义。在他笔下,人物的生日必须被推迟到他们获得意识的那一天。而且,人的意识的初次显现往往是突如其来,是源于某一深深切合人物内在独特性的生活场景的启示。而且,史铁生还认为,人在受到启谕那一刻归根结底是痛楚的,即使是狂喜与幸福,也是痛楚的狂喜与幸福。因为启谕那一刻是爱神的显现,同时又是以“势”为终极追求的异已世俗的显现。所以,从人诞生那一刻起,人就必须承受爱神与“势”对峙的痛苦。《务虚笔记》中,C、Z、L、W、F都是这样。
  差别:差别是一把利器,导致了人灵魂的残缺,所以史铁生苦苦追问差别的合理性。O正是死于无法超越差别的绝望之中,而Z、W却无意于用带血的头颅去撞这一堵坚不可摧的墙,而是顺着差别所规定的人生之路走下去,他们其实希望差别长存,这是世俗人生追求的根本驱动力。但O死了,爱神虽沦落尘世,但爱神只能属于彼岸世界,她怎么不死。O的死能不能让我们认识到“差别”正是“势”成为终极目的根本保证呢?
  叛徒:对“叛徒”赖以生存的语境的反思总是令史铁生痛苦不安,特别是当“叛徒”意味着爱情的永远失落时,这种痛苦往往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这种力量还来自于思想本身的魅力,因为要想保存人间真性灵人间真亲情人间真情爱,势必要颠覆“叛徒”一贯以来的明确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又意味着质问革命、正义、真理的先验性与绝对神圣性。天平上一边是人的真性灵真亲情真爱情,一边则是曾经为之献出一切的追求,这种取舍本身就是痛苦。然而史铁生义无反顾地追问下去了,这种追问使我们看到了某些神圣字眼的“势”之意识形态保护色的本质,看到了某些神圣字眼的专制性。
  偏见:对偏见的控诉仍旧是对“势”之意识形态保护色的控诉,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偏见深入于人的日常生活,即偏见是意识形态的世俗化,揭示了只有世俗化的意识形态才可牢牢控制人的肉体与灵魂——你在这样的汉文化语境中,你无路可逃。
  家庭/亲情:史铁生笔下的家庭总是残缺的(W、Z、L、C),这或许是“残疾”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更意味深长的是,史铁生总是让父亲们死亡或者失踪。即使偶有父亲的家庭,这父亲也一定是继任的,而且猥琐卑劣。而且,父亲的缺失总为孩子营造了一方精神宝地。在精神宝地中,父亲是孩子们的神祇。很显然,由于爱被“势”所害,导致了亲情的残缺。进一步的思考是,父亲是权势的化身,有父亲的家庭(F)其实更少亲情,而无父亲的家庭中那种思念更感人肺腑——圣武精神就是这样通过控制每一个家庭而摧残了一切人间美好的感情。史铁生内心深处一定有一种弑父情结,这种情结源于对文化之根的洞悉。
  南方/北方:南方似乎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家园,尤其是母亲们的精神家园,而北方却总是令人生厌。这是因为北方在汉文化语境中实在是圣武精神的发源地,最高统治者总是座北朝南,这样,南方就只能是在江南这一具有诗性文化意蕴的人文概念基础上的充分艺术化、象征化,对南方的向往实际上是史铁生希望通过艺术超越世俗权势的努力。到了晚年,母亲们都孤身回到南方去了,她们将长眠在那里。或许只有长眠在那里,才能回到爱的怀抱。而且,那个写天书的老人也终于到了南方,在南方写天书的老人会完成他的夙愿吗?
  宗教:史铁生其实并不信任何宗教。他很清楚任何宗教都可能意识形态化。史铁生信奉的是一种更为本真的东西——宗教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人文理想,是良知的栖息地。史铁生或许认为惟有持守内心的真诚善良与悲天悯人,惟有对所有人的平等尊重,像著名的异端神学家拉·薇依所做的那样,才可以与世俗的专制相抗衡,乃至进行有效的救赎。
  宿命:这是史铁生无法超越的地方,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命定。当然,他并不甘心,所以他又认为人可以超越宿命进入他所不知道的“第四维度”。然而,这却又陷入了“神秘”的深渊。正是这种思维上的矛盾与痛苦意味着史铁生在达到对传统文化“重审”所应有的高度后,企图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理想。这种矛盾和痛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几个人物
  O。首先,必须说O,O的悲剧命运与所有其他人物均息息相关。事实上,《务虚笔记》就是O一生悲剧命运的展现与她的悲剧命运之于其他人关系的艺术思考。而在O的悲剧命运的讨论与思考中又插进了上两代人的悲剧命运。这样,将历史与现实交织起来,使O的悲剧命运有了民族整体命运的隐喻功能。
  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以字母命名的,这并不表明人物的命运具有不确定性更不意味着这些人物仅仅是一种理念的符号。既然史铁生认为人的独特命运源于人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分离,那么O之所以为O而不是其他就是因为O是她自己。O的一生是极富感性活力的一生,而正是这鲜活滋润的感性生命的死亡恰恰在最大程度上揭示了汉文化语境的终极奥妙,即越是鲜活滋润的感性生命越能负载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思考与追问。所以,无论是O还是Z、W、L、C、F等均是感性生命与理性思考的和谐统一。
  因此,O的悲剧命运就是注定了的,因为她实质上就是“爱神”的化身。O总是不计一切地追求绝对纯净绝对平等的爱情。在O眼中,世俗的一切黯淡无光,在O身上,氤氲着浓郁的无视功利价值的超理精神和自由意志。然而“势”是人们的终极追求,差别是神意的体现,O怎么不死。而大有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