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杂文集

　　戏。　

　　我先从洪炎秋先生的文章开始。　

　　台大中文系教授兼国语日报社长兼坐自用叁轮车的洪炎秋先生，在我的文章发表後二十

　　八天，写出了「一个教授的自觉」（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副刊」），他首先宣告，在他死後，他不但要把　体捐给「医学院去解剖」，并且在千刀万剐之後　，还要把剩下的白骨皑皑「移交农学院当肥料」。这种粉身碎骨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不过，洪炎秋先生做这一宣告的目的，除了表现这种精神以外，似乎还有一个主要的作　

　　用，那就是明示或暗示给人们：不要以为我们老不中用呵！我们死了，还会「人尽其才」呢！　

　　於是，这位中文系的教授，用他教授的中文，勾起读者的恻隐之心，在泪眼汪汪之下，

　　对教授们的叔度汪汪，自然狂投信任票了。於是，洪炎秋先生展开了他「诉诸怜悯」的宣传术。我们看他的话：　

　　近两年来，咒骂老人，成了时髦的风气，简直是匹夫无罪，年老其罪，……被咒骂的老

　　人当中，尤以老一辈的大学教授，更成众矢之的，所以我们这批被骂得一文不值的老教授，应该起来做个自觉运动，表示我们「姜桂之性，到老愈辣」，最低限度，还有勇气拿自己的身体去供解剖、做肥料，一直到死，仍希冀有所贡献於人群，并不是「破棺材占冢」，只会当青年人的绊脚石。　

　　接着，他开始用「自辩」来代替「自觉」了：　

　　不过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教授所被检举的罪状，大都很有辩解的馀地，没有什麽极恶大罪，不能接受片面的严酷的缺席判决。关於个人的私事，由当事人自己去申辩，至於对於一般的指摘，我是一般中的一分子，自然要出来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我们被指摘的，最动人的有两点：一点是死抓棒子，不肯移交；一点是不能追随「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写paper」。　

　　对这两点「动人的」指摘，他的主要辩护意旨如下：

　　一、「死抓棒子，不肯移交，阻碍青年的进路，虽然也可构成罪状，却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棒子代表「饭碗」，所以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後已」了，不能死前退休，盖即使名教授董作宾先生的退休金也不过是「十一万五千元」，「经过叁两年後，这十一万五千元就要坐食山崩了，将来怎麽再活下去呢？所以逼迫老年人交出棒子，等於谋财害命，还是恳求高抬贵手，刀下留情吧。」　

　　二、「第一回合刚刚应付过去，青年人的第二个指摘接着来了。你们既然死抓着棒子不放，那就得装龙像龙、装凤像凤，为什麽不去追随『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写paper』？」对这一点　，「情有可原」的理由是美国的教授待遇好，所以，「能够专心一意，埋头钻研」；中国的教授则「不能不东奔西跑　，　其口於四方，　所以大都是『救死唯恐不赡，奚暇写paper哉？』」　乍看起来，洪炎秋先生这两点辩解好像合情合理，其实全是犯了逻辑上「不相干的结论」（irrelevant　conclusion）。我所以说他犯了这个毛病，因为他的两点理由，　完全是针对「养老院」　或　「救济院」的理由，并不是对大学里「学院」的理由。如果我们讨论的范畴是　「养老院或救济院的一面怪现状」，那麽洪炎秋先生的两点辩解，可以说是很好的挡箭牌。可是我要不客气的指出：大学的「学院」，是研究的、进取的、有朝气的「学术」之「院」，并不是「任老子婆娑风月」的「养老」之「院」或「救济」之「院」，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基准。换句话说，面对一个「学院」，我们关切的和要求的，是这个「学院」的研究状况、进

　　取情形和是否有朝气，……　这是构成一个「学院」的标准。所以，对一个落伍的腐败的「学院」，我们要用一个起码的「学院」标准来检讨它，而不该用一个「养老院」或「救济院」的标准来检讨它。这点浅显的逻辑知识，我想，在北京大学「学院」里出身的洪炎秋先生，是不应该忘记的。　

　　＊　＊　＊　

　　洪炎秋先生的文章出现後第叁天　，何凡先生在　「棒子问题」（十一月叁十日「联合副

　　刊」）里，特别称赞这种「委婉解说」的态度；又过了两天，东海大学的梁容若教授也写一篇「天国之路」（十二月二日「中央副刊」），也「略说一点感想」做为呼应。　

　　对洪炎秋先生的文章，我向来是佩服的，我在初中二年级就读他的那本「闲人闲话」，就觉得他那一支笔，有维护真理或颠倒是非的能力。七八年前，有一次我跟帮过我大忙的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聊天　，我就特别称赞他们系中的洪（炎秋）教授，并且庆幸洪教授的「笔」，都是朝「维护真理」一条路上走。　

　　可是这一回，我觉得洪炎秋先生走错了路了。他没摸清什麽是「真理」，就开始「维护」起来了。所以我不得不走出来，细细批评他一番：　

　　洪炎秋先生的第一个错误是他既承认「死抓棒子」的「罪状」、承认「不肯移交」的

　　「罪状」，也承认「阻碍青年进路」的「罪状」，但是却说这些「罪状」是「情有可原」的、是「没有什麽极恶大罪」的。所以要喊一声「冤枉」。这不是很有趣的矛盾吗？　

　　洪炎秋先生说「棒子」是「饭碗」，不能交，交了只剩下「十一万五千元」，两叁年就

　　光，「等於谋财害命」。这是很不公平的话。　

　　一、我已指出这是拿「养老院」或「救济院」的标准来看「学院」。这是不对的。「学

　　院」的重点是促进学术，教授的生活是「个人的私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学院」，有负担一个教授由壮到老、由老到死的义务。　

　　叁、世界上没有任何老不长进的教授，可以厚颜「啃」一个「学院」，一直「啃」到死的权利。　

　　四、「学院」要求的是促进学术，凡是不能达成这个要求的人，一概不必再「鞠躬尽瘁」了，只要「鞠躬下台」就行了。　

　　五、这种「鞠躬下台」，是新陈代谢，并非「谋财害命」。　

　　六、新陈代谢是替国家学术培养生机，在这种「理」下，没有什麽「情」可言，所以不必喊「冤」，也不必喊什麽「刀下留情」或「情有可原」，　我们不能因为「情」，就

　　断送了「理」，不能因为「颐养」一些老不长进的「天年」，就断送了学术上新陈代

　　谢的命脉！　

　　七、「十一万五千元」上下的退休金，放利息每月可有两千元，并不比现职的教授待遇少多少，并且退休的人并不是废人，还可以「东奔西跑，　其口於四方」。　

　　八、　老不长进的人不退休，在「人事冻结」的紧箍咒下，新陈代谢的作用完全被勒死了。当年他们得一个硕士学位，就可以当教授；可是现在呢？一位才华卓越的青年学人

　　得了硕士回来，只能得到一个助教名额！这位学人能当教授却没有机会，许多青年

　　学人能当教授、讲师或助教，也没有机会，这种「老年人堵在前面，青年人推在外

　　面」的现状，岂是中国学术教育之福？　

　　九、青年人走投无路，可曾有老先生们替他们讲一讲话？他们没有「十一万五千元」，也没有机会，他们是否也要「恳求高抬贵手」，有混一个「饭碗」的权利？在宪法第十

　　五条、第一百五十二条里，明定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国家应予以适当

　　之工作机会」，可是，青年人要问，「适当之工作机会」在那里？他们肯研究、肯进

　　取、有朝气，肯为一千元就出卖自己一个月的廉价劳力，可是，老先生们为什麽不问

　　问，像这样的青年，失业的还有多少？「十一万五千元」的保障，每月两千元的利息，　

　　就要大喊「谋财害命」，试问那些没有「十一万五千元」，每月连一千元的职业都找

　　不到的青年人，该怎麽活法？对这一点，老先生们为什麽装聋作哑不说话？　

　　十、所以，在「学院」里占着房子、领着薪俸、拿着实物、分着津贴的老教授们，实在没有理由再喊「冤」、再喊「谋财害命」，因为早该属於青年人的「财」，已被他们「

　　谋」掉了！早该属於青年人的「命」脉，已被他们戕「害」了。他们把「学院」变成

　　了「养老院」和「救济院」，还不能接受年轻人的批评，还要「委婉解说」，还要用　

　　文章、书信、演说来反击、来诡辩，他们好意思吗？他们的「恻隐之心」呢？「羞恶

　　之心」呢？「是非之心」呢？他们既非漫无心肝的人，在这叁种「心」中，总该有一

　　种罢？　

　　＊　＊　＊　

　　洪炎秋先生的第二个错误是他的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论。对这种怪论，因为他口口声声呼吁「愿人人都做肥料」，所以，我用一个粗浅的「肥料」的比喻来答覆他：　

　　比如说，一个人提着裤子上毛房，蹲在毛坑上，占着毛坑，当然要拉屎，不管是乾屎稀屎黄屎黑屎，他总该拉。他头脑没用处，思想已臭，但是大便有用处，并且愈臭愈好。大便可以做肥料。可是他占着毛坑，蹲在坑上，却居然死皮赖脸，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说了一大堆，推托什麽没吃饱、闹胃病、生痔疮或便秘之类，其实都不能成为赖着不拉的理由，更不能以他死後乐捐体供作解剖或肥料的巧计，做他生前霸占毛坑自己不拉也不让别人拉的藉口。这根本是两码事。诗意一点说，他死後「化做春泥更护花」的伟大，并不能抵消他生前「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罪过。　

　　这样说来，装龙的，一定要像龙；装凤的，一定要像凤；蹲毛坑的，一定要拉屎；做大学教授的，怎麽能够不研究？没paper？光在讲台上鬼混一阵就算了事？　

　　何况，「待遇菲薄」的理由，洪炎秋先生自己就把自己驳倒了，他说：　

　　话得说回来，就在这样的中国，仍旧很有些实行着忠臣不事二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天关在研究室中工作的教授。我所服务的台湾大学，任何一个学院，都不难找出这类的书呆子。就连被骂得狗血喷头的文学院，一天到晚，孜孜於书斋中的，也大有人在，哲学系的陈康教授、史学系的劳　教授、中文系的王叔岷教授等人，都是有目共赏的好例。　

　　这不是奇事吗？这些「书呆子」为什麽有paper呢？他们为什麽能在讲课、　口之外，还能写paper呢？这不是证明了「待遇菲薄」并不是老不长进的护符吗？　

　　十二月一日，梁实秋先生在「整顿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文星」七十四期）的後记里，就指出：　

　　我们处在目前的情形之中不愿有任何怨言，因为待遇最微薄的还不是教师。　

　　我尤愿指出，待遇最微薄的，尤其不是教师中的大学教授，大学教授不但待遇不算最微薄，并且研究的环境与时间，比一般公教人员都来得多。但是试看他们有几个在「孜孜　」的努力工　作？他们只是鬼混而已，无怪乎蒋匀田先生要在「如何矫正高等教育的怪状」（「文星」七十四期）里说：　

　　假使用「焚膏油以继晷」的时间「去搓麻将」，则李敖先生所说的那些怪象，我虽不希望其有，却不敢断其为无了！　

　　十二月二日，乔龄先生在「人才之叹」（「大华晚报」）里也认为：　

　　实际上就有他（李敖）所指责的现状存在，那就是「把持」，……今天不但某国立学府如此，政界亦复如此。　

　　「把持」的现象并没什麽不得了，甚至是人之常情，不过「把持」要「把持」出个体统，不能太使人看不过去。以台大文学院为例，至少十四年的「把持」局面总该有点明显的改进，总该多出几个陈康先生、劳　先生或王叔岷先生，总该把学风的招魂幡「文史哲学报」愈出愈厚，总该培养几个不靠色相和马屁而当讲师助教的青年学人，……可是这一切改进　起码的改进，在沈刚伯先生的领导之下，都毫无成绩可言，所以我说，沈刚伯先生不好再干下去了！他实在应该「引咎辞职」。「引咎辞职」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它表示自己干不好，放开手，让出机会来给别人干，这是西方人的态度；我们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经常是自己干不好，也不让别人干，自己硬要说什麽「既往不咎」，「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过去的不算，再来一次」，硬要再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