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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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语言的哲理化和通俗化的结合。徐 之所以被人称为“通俗的现代派”，不仅在于他善于以生动、传奇的故事演绎现代主义的主题情绪，而且更在于他能以清新、优美、通俗的文学语言阐述对形而上和现代主义情绪的思考。徐 的诗歌在这方面算得上是杰出的代表。进入徐 诗歌的语言世界，我们首先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他诗歌的主题意识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现代派情绪，表现了对现代派艺术和人生哲学的认同，而他的诗歌语言形态却表现出对现代派语言方式的拒绝和抛弃。他不但不求现代派诗歌的晦涩、朦胧、模糊的艺术效果，反而提倡一种清新、自然、朴素的风格。他的诗歌不但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而且更具有一种通俗化色彩。他的小说语言就更是如此。徐 的小说文体呈现出新鲜清丽的优美风格。他的“文笔极秀丽，有一种清新之趣”，而且“笔清如水，诗意洋溢” ① 。他的小说语言明显地烙上了诗歌语言方式的烙印，词语清新朴实、活泼明快，同时又善于抒发生存的哲理，但这种哲理不是以现代派式的深奥艰涩呈现，而是以诗性的哲语、美丽的色彩画面渲染传达出来。因此，他的小说虽然具有强烈的哲学化倾向，在《彼岸》、《时与光》等小说中几乎通篇贯穿着对宇宙、时间、生存、意义等哲学问题的思考，但文字上读来却流畅明快，毫无沉重滞涩之感，这是因为徐 已经把现代主义的思想情绪用通俗化的语言之网进行了美学过滤。这使读者在通俗性文本的阅读中迅速地获得的是现代主义的哲学体悟，徐 使现代主义通俗化的良苦用心大概也正在于此。
结 语
徐 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具有不可替代性成就与风格的作家，他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对于徐 的解释视角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但即使如此地以“第三只眼”看徐 ，徐 也仍然呈现出了他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我个人认为，徐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下述几个层面：
其一，对比于五六十年代大陆文学创作的单一模式和“空白”景象，徐 等移民作家在香港的创作无疑是同时代中国当代文学最有成就最值得珍视的部分，它们对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修补和充实。我们要感谢徐 这样的作家在那个贫乏的文学时代以他们不同的“声音”为中国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
其二，徐 香港时期的创作完成了他个人创作的新发展与高潮，这与同时代大陆作家的“创作断层”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这对研究中国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文学生命力无疑极其有益。二十世纪许多中国作家的文学历程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一条“向下滑行”的文学轨迹，这其实也是许多西方学者否定中国作家文学水平的一个原因，他们认为一个作家不能持续向前发展提高而是在某个创作高峰之后迅速呈现“下降”趋向，这只能表明这个作家还不具备一个大作家的真正素质。而徐 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证，他的经验值得珍视。
其三，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完整线索看，徐 等移民作家较好地在当代文学阶段延续了国统区和五四文学精神传统，而同时代的大陆文学则基本上割断了与五四文学的血缘联系只是片面地延展了延安文学的传统。如果我们要完整梳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线索，要完整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徐 这样的移民作家的参照价值是无以替代的。其四，徐 在香港时期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被称为“香港第一作家”，还一度有人提名让他竞争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艺术探索上的功力当然是相当深厚的。但徐 同时又是一个极受欢迎的“畅销作家”，徐 把现代主义浪漫化、大众化的努力应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值得珍视和总结的一条艺术经验。他真正为我们拆除了“雅”、“俗”对峙的樊篱，其“雅俗共赏”的成功经验甚至对我们八十年代以来的那些先锋派作家如何走出困扰中国文学数十年的所谓“曲高和寡”的艺术怪圈也有着有益的启示。
其五，在纷繁混乱的二十世纪，我们的作家为历史、现实、政治等等而付出了沉重的文学代价。徐 的成功为中国作家如何保持艺术上的纯洁性、创作风格的独立性和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提供了异常宝贵的经验。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1期）
第三章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1）
———论陈染
我早已惯于在生活之外，倾听我总是听到你，听到你，从我沉实静寂的骨中闪过。一个斜穿心脏的声音消逝了，在双重的哭泣的门里。只有悒郁的阳光独步，于平台花园之上和死者交谈。 ———陈染《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陈染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确实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言说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她所呈现的与九十年代的总体文化语境大相径庭的一部部小说文本之中，而且更直接的从她卓尔不群的小说写作姿态上标示出来。陈染对于小说实验性、先锋性和新潮性的偏执与坚守，使她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带上了某种极端的意味，并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文化潮头所无法回避的一种尖锐存在。而对我来说，陈染在九十年代的无限风光则无疑坚定了我对于中国当代新潮文学的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判断。我不同意评论界不绝于耳的那种关于新潮小说在八十年代末就早已死亡和终结的断语，而是认为新潮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正进入一个新的复兴发展阶段。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新生代新潮小说作家的涌现，陈染、鲁羊、韩东、朱文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我看来，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在商业主义的全面围困中依然能够取得超越八十年代的巨大成就，本质上讲就正得力于这些新生代作家的风格独具的个人化创作。离开了新生代作家的写作，九十年代的文学本文不仅必然的会黯然失色，而且简直就无法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研究和评判注定了就不能回避对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群的审视和阐释。而具体到作家个体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