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恐斗争与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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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我们可以说实际上恐怖主义活动，和一般所说的这种恐怖活动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诉求。那么我们知道政治诉求中间，一定要争取很多人的同情，和很多人对它的政策和主张的一种拥护，但是国际恐怖主义恰恰采取了相反的这种战略，他是以大规模的、大量的针对平民进行杀伤，来吸引全球对他们的关注，或者吸引这种眼球，这种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绝望的一种心理的表现，您觉得这样一种，走到这种绝望的地步，这个其中有没有某些就是我们撇出他的手段的残忍性以外，这个其中的诉求中间有没有合理的东西和正义的东西呢？
陆忠伟：9·11以后，我曾经提出过这么一种说法，有人说是口号，叫做“三反”运动，所谓三反运动就是指反恐怖，反扩散，反萧条。那么我想反恐怖、反扩散大家都好理解，反萧条呢就是指当时的时代，2001年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经济是很不景气的，当时的情况日本在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以后，没有出现反弹的迹象，而美国在持续了十年的经济繁荣之后受到了9·11的打击，当时我想如果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世界头号和第二号的经济大国出现了问题，他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我认为这个大国之间，应该提出反萧条的这么一个任务，这是一种说法叫三反。
但有的时候呢，我也谈“四反”运动，这第四反可能就是能回答主持人你的问题，我说还包括反贫困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这就是解决，或者说部分地回答恐怖主义产生的一个原因，反贫困这个提法说了以后呢，大多数人是赞成的，但是像包括美国的一些非常有名的政要他是不同意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本·拉登他是富豪，他不是贫民，但是我跟他们讲，我说他富豪是利用了贫困的这么一种人群，他就产生了恐怖主义所谓绝望的这么一种心态。那么我就提出来“反贫困”这个四反，从现在来看，大多数的人都是认为恐怖主义不仅要去消灭它，但是同时还要去铲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这里面实际上根源也不仅是贫穷一种方面，它包括地区秩序的不公，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不正常，或者说民族矛盾冲突的激化等等。
那么在分析这个从19世纪末到现在的恐怖主义形成的这里面，我一直讲三个要素：一个要素是讲条件，就是恐怖主义所产生的一个气侯；第二个是讲土壤，就是当时产生这些恐怖组织、恐怖活动的土壤；第三个就是讲种子，是哪一种人容易变为心态绝望，而转到恐怖组织那一方去。那么从现在来看呢，19世纪末有19世纪末的气侯，20世纪的60年代有当时的气侯，那么现阶段的气侯，很多人都讲到了一个方面，就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那么反全球化的那些人群、组合、团体里头实际上跟这个恐怖组织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王鲁湘：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一句话叫做“东方无战事，祸水往西流”。那么现在国际上到处爆炸事实不断，好像我们中国这一边，东方这一边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相安无事，也有一点让人想起好像“东方无恐事，祸水往西流”的这种感觉，那么你觉得我们中国的反恐局势严峻吗或者有没有反恐局势？
陆忠伟：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呢，跟你上一个提问是有关联的，我刚才也没有来得及回答。关于恐怖活动活跃，或者说有些人产生绝望心理，它里面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有一个叫矛盾激化的因素，我们以前讲人民内部矛盾，比方说这个族际冲突、宗教歧见、利害冲突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可以在内部通过法律，通过其它的一种手段加以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引诱，没有外部力量的施加影响，那么这些因素它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外部去诱导它了，去影响它，这就变成了“人民外部的矛盾”。那么为什么讲就是回答你这个问题，中国之所以现在的恐怖活动不是那么猖獗，这就是中国的政府，对这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是比较注意的。我们一直讲关心弱势群体，构筑社会的爱心网络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我们中国人也讲，对恐怖活动也好，对犯罪也好，我们都讲一个综合治理，而他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是我们中国人讲综合治理，所以我想中国人的“医术”，反映在他的施政方面，对防止或者预防恐怖活动的猖獗（管用）。
王鲁湘：辩证施政。
陆忠伟：他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不能讲中国已经太平无事啦，我们说居安思危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实际上中国的周边有很多恐怖活动的高发地带，从大的方面来看，高加索、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这是一条恐怖活动高发的弧形地带。从中国的周边来讲，有三个恐怖活动的据点，一个是克什米尔，中国和克什米尔边界线很长，中国边境的外面就是有很多重兵把守，经常发生恐怖活动的地方。第二个是阿富汗，我想美巴联军侵剿部落地区，实际上那个地区呢，边境地区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是很弱的，恐怖分子有可能在那儿产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费尔干纳盆地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的一个地区，那个地区和中国的南疆是正面相对的。大家可能也熟悉，中国古代传说的汉血马就是产生于这个费尔干纳盆地，费尔干纳盆地还生产另外一种特殊的东西，叫做“政治土匪”，按照乌兹别克斯坦语来讲叫“马斯巴奇”，三五成群的政治土匪，最近或者联想再往前说十几年，整个中亚地区的动荡，它的策源地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从中国的周边来看，中国所面临的恐怖袭击的风险还是不能轻视的，所以我感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把恐怖问题，防御在国门之外，国内加强综合治理。
王鲁湘：好，下面请同学们向陆先生提问。
观 众：陆先生您好，从9·11到3·11，我们都可以看到恐怖主义的活动对象，恐怖主义的伤害对象，已经开始转向平民，已经开始平民化，而中国北大、清华的爆炸事件也向我们证明，恐怖主义事件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身边，那请问您，是否认为中国应该建立起像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或是像英国军情五处，这样的反恐机制，或是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谢谢。
陆忠伟：从9·11到3·11确实恐怖主义滥杀无辜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同时它也促进了各国在反恐政策上的落实。我想这是第一个应该讲的。第二个就是中国实际上从9·11开始，我想已经赋予了军队反恐怖的职能，去年实际上在中国的西北，已经举行了全军的反恐大演习，我也很有幸被邀请到那次演习去做恐怖问题的演讲，同时大家是不是还注意到，去年年末的时候，中国举行了代号为“长城2003”的反恐演习。此外像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地有地铁的城市，也进行了关于反恐和危机管理的演习，这是第二个回答。关于中国是不是应该建立类似美国的CIA，或者英国的情报局的这个机制，我想各个国家作为它的政权机器的一部分都有他的情报部门，这是第一个。不仅是9·11之后，9·11以前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那么在9·11之后，可能是这些国家的所谓的情报部门，它开始把反恐作为一个重要的业务内容，我想美国是如此，英国是如此。其它国家也是如此，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日本最近组建了反恐特殊部队，修改了反恐的法律等等，但是有一个方面也是需要大家认识到的，反恐它在某些方面较之与刑事犯罪还是不一样，北大的这个案件犯罪，包括石家庄的靳如超连环爆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是算恐怖活动，我个人感觉它是一种刑事犯罪，比较恶性的刑事犯罪，因为我和有些专家在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讲这可能属于刑事犯罪，还不能算是恐怖活动。
王鲁湘：好，那位同学。
观 众：陆老师您好，我是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学生，我想就国际反恐的主导权的问题，向您请教一下。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我国政府所提出的，反恐应该是国际加强国际合作，由联合国来主导，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在当前的形势下，特别是对于恐怖的定义，各国都众说纷纭，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标准。另外，联合国在反恐的运行机制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三个就是各国对于恐怖的危害性认识也不一。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由美国来主导反恐的话，更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那么就您作为一个学者观点，您认为是由联合国来主导反恐，还是由美国来主导反恐，更具有效性，或者如果没有美国的那种主导，由联合国来承担这个反恐的重任，您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合适吗？谢谢。
陆忠伟： 9·11以后美国是因为它本身本土受到了巨大的损害，所以再加上它的许多盟国，包括它的北约盟国都是铁杆地支持美国的反恐，同时，美国也提出一种政策思路也好，口号也好，叫做在反恐问题上“非友即敌”，所以那个思想，再加上美国军事上的先发制人的思想，实际上美国在9·11以后，到第二个月的10月7号，发动阿富汗战争清剿塔利班，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主导了整个国际上的反恐活动，那么当阿富汗的战事告一段落，这个时候各国之间以前的，那些被9·11事件所一直掩盖的一些矛盾就显现出来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围绕着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在美国人看来，这是反恐战线的延长，它也是一场反恐战争，但是很多国家是不同意的。那么我想德国、法国、俄罗斯等等和美国围绕着谁主导反恐，实际上是出现了歧见的，这也是我刚才讲过的，大西洋更宽了的一个根由，围绕着联合国主导还是美国主导。那么从现在来看，很多的意见，包括欧洲国家内在内，包括俄罗斯在内，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内，都是积极地声张要由联合国来主导，但是实际上现实呢，表面上还是美国在那儿主导，大国关系也是以反恐为基础的，但是我也像您一样一直在提这么个疑问，反恐这个筐还能装多少东西，反恐这块布还能遮羞遮多久，这个是值得我和你们一块研究的。
王鲁湘：好。那么在今天结束演讲时候，我想请陆先生用一句话，来概括您今天的演讲的内容，一句话。
陆忠伟：恐情严峻，但是我们要居安思危，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要有信心。
王鲁湘：好，感谢陆忠伟先生精彩的演讲，和今天在座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