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涅磐

谋湮锢淼哪芰浚窬龆ㄎ镏实恼苎е辽僭谡饫镉幸欢ǖ囊庖濉！　　　?br /> 　　　　买房仍是一个梦，但已经不急迫了。我想，当我告别这处租来的居室时，一定也将有所留恋。　　　　
　　　　写这文字的时候忽发奇想，也许北京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它打定主意让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没有自己的房子。它要通过房子完成一次考验，看你是不是一个真正中国化的文人，能否在恶劣的物理场中建立自己的心理场。如果你连这都无法做到，是否留在这座城市便也无关紧要了，因为你没有通过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文人必备的某种素质的考核。　　　　
　　　　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耗尽一生在寻觅的，不过是一间心灵的居室。　　　　
　　　　


第二编　生命私家车的诱惑

　　　　在北京，如果你有幸被划入中等偏高收入阶层而未拥有自己的汽车，会被看作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你再于远郊购置了公寓，而仍无私车，便更不可理喻了。　　　　
　　　　这是一个崇尚汽车的城市。　　　　
　　　　到北京一年后，我终于在昌平县的小汤山买下了一套公寓，那以后，几乎每个人再见我，第一句话便是：“你的车呢？”　　　　
　　　　如果我说，我一直存有一份拒绝汽车的心，则很可能让人觉得造作。　　　　
　　　　其实，拒绝汽车与拒绝电视不同。后者在维护作为一个文人的理想，而前者仅基于经济的考虑。　　　　
　　　　原本是一个最笨拙于计算的人，却算了一笔自认为精彩的好账：一辆中档卧车，购车款以20万元计，如存在银行或股市，每年应该有2万元的收入。买了车，不仅少了2万元，每年养路费、保险费、汽油费等等，至少还要花8000元，更何况，汽车本身还在耗损，以使用20年计算，平均每年又损失1万元。而如果不购车，一年节省三万八千元，对于主要在家中工作的我来讲，只需要一个零头便可以在一年间随意“打的”了。既省心，又方便。　　　　
　　　　于是声称自己一生都将不买汽车。　　　　
　　　　这决心开始动摇是搭了几次往返京津的便车之后，出这边的家门，进那边的家门，省了汽车、火车几次三番的倒换，肉体舒坦许多。但更多的还是精神上与往不同的感觉，很轻松，很自由。　　　　
　　　　我便紧紧抓住这种感觉，沿着它的触角伸展我的思想。于是，自觉悟出了一点人们崇尚汽车的潜意识根源。　　　　
　　　　这是一个自我意识增长的时代，私人空间的概念也不断强化着。人心的隔阂又与此相互滋长。只有处于私人空间，我们才感到最舒适、最安全。传统意义上的私人空间只能是居室，所以我们渴望拥有更大更宽敞的居室，而如今，汽车将我们的居室延伸了，是我们活动着的私人空间。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能够处于家中。　　　　
　　　　我们将车窗贴上黑色的罩膜，正是保护我们的私人空间不受窥探。我们在汽车里放置漂亮的座垫，舒适的靠垫，各种可爱的小玩具，甚至洒上几滴香水，正是在增加家的感觉。再优越一些，我们还会添置汽车电视、车载电话，乃至小的冰箱和酒柜，表面的舒适与享受后面，不正是对居家的模仿吗？　　　　
　　　　家，永远是人的最后港湾。　　　　
　　　　我又想自己何以急着倾家荡产地购房，而不愿租房居住。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租房显然更合算。但租来的房子总不是自己的，总难以培养出一种家的亲近感。同样，“打的”虽然比买自己的汽车合算，但交通的便捷仍无法把人从对家的渴望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方便、经济和实用，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安抚。　　　　
　　　　经济、方便、实用是农业社会的消费标准，身处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需要的是舒适、隐秘、享受。一旦我们经济上有望满足自己的希求，我们便不由自主地对其孜孜以求。　　　　
　　　　有意思的是，不久前看到一则售房广告，将宽大的居室称作“人本住宅”。住宅从产生之日起便应该是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而今天如此堂而皇之地被标识于广告，是因为我们真的已处于一个人本的时代呢，还是人本仍是我们远不可及的理想，需要通过住宅的布局来自我安慰？　　　　
　　　　进住新房，经济上略宽松一些后，我自己竟也真的动了存钱买车的心思。仿佛不需要什么理由，仅仅因为事物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便要面对该阶段的问题。连自己也觉得，如果不考虑买车，是不自然的事情。这是一个汽车时代。　　　　
　　　　于是忍不住又胡思乱想了，除了需要汽车提供一个私人空间的亲近感外，我们是否也在受着某种趋势的操纵呢？　　　　
　　　　对物质的欲求与消费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场，这个场控制着我们生活于其间的整个社会，个体的人，许多时候是想逃也逃不脱的。当我们与现代消费距离遥远时，可以持一种清高的自识，一旦我们接近它，便不由自主地蠢蠢欲动了。一位学者曾对我说，现代社会中，不是需求决定了生产，而是生产左右着需求与消费。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社会的组成，共同使这个社会成为注重消费的社会。　　　　
　　　　当社会被一种运行规则左右之时，我们个人的精神世界又怎么可能不被一种规范左右呢？我于是忽发奇想：谁说这是一个不再有公共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更为顽强、公正的理想与道德，这便是——消费。　　　　
　　　　不知道是我们在使用着金钱，还是金钱将我们作为载体，通过“使用”我们，控制着这个世界？人的位置，已经让给了金钱。我们对汽车作为私人空间的渴望，不也正说明，我们的精神已经流离失所了吗？　　　　
　　　　人的精神，竟需要在自造的铁容器里滋养，我不知该做何种评判。　　　　
　　　　很多年前看到一则西方寓言。一位远道来考察的外星人向自己的星球发回电报：“这个蓝色星球上生活着一种叫汽车的动物，里面有一种叫人的寄生虫。”只有当我们自己进入汽车社会之后，才能真正理解这寓言的悲壮。　　　　
　　　　我个人更大的悲哀则在于：我能够看清这一切，却仍然无法摆脱汽车的诱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哀。　　　　
　　　　我无法摆脱诱惑，但是又无法满足这诱惑。除了银行里的钞票尚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是很严重的色盲，一生都不可能被允许开车。　　　　
　　　　文章写到这里，便像是一段黑色的幽默了。　　　　
　　　　人类的思考之所以引得上帝发笑，很可能便是基于这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矛盾。我们注定生活在形而下的世界，却思考着形而上的问题，怎么能不让他老人家觉得滑稽呢？　　　　
　　　　至少我的精神家园，无法从汽车的铁门后面得到。　　　　
　　　　（北京话题之五）拒绝电视　　　　
　　　　由天津迁居北京后，忽然不断有上电视的机会找来。　　　　
　　　　先是受邀做一个关于艾滋病的节目，对艾滋病知道不多的制片人认准我是“专家”，又是会舞文弄墨的文化人，而且有过讲解员的履历，便恨不能将编、导、主持集我一身了。　　　　
　　　　我只应下了撰稿。　　　　
　　　　很快，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青年节目的主持人又费尽周折找到我，想请我作为嘉宾参与一次关于艾滋病的座谈。主持人在电话里说：“去年我便找您，没有找到。今年终于找到了。”我应下了。放下电话后，立即清醒，便后悔了，忙呼那主持人，声称自己不能去了。急中生智，编出个理由：“我有急事，要回天津。”这谎言连自己也觉得心虚。那主持人自然百般坚持，我也一口咬定无法参加，理由不充分，也不可能让人家真的理解和信服，主持人最后很有些不高兴，说了句：“随你便吧！”便摔了电话。　　　　
　　　　我心里更不是滋味，觉得给人家的工作添了麻烦，更拂了一片看重我的美意。也许会留下一个“这小子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的印象？那更是我不愿意的。　　　　
　　　　类似的拒绝还有几次。　　　　
　　　　一再地拒绝电视，有浅、中、深三层原因。“浅”的原因是最初的考虑，曾有一些自己极喜爱的作爱，心存敬仰，后来看了他们在电视里的表现，便很失望，甚至连他们的书也不再读了。电视将一个真实的人完全暴露无遗，而肉体凡胎的人是经不起暴露的。作家从事着一种以文字来表达思想的职业，而电视在以语言和形象传递着信息。作家上电视，就像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舞弄大刀。陈染说，作家惟一与读者交流的方式应该是作品。　　　　
　　　　“中”层的考虑，在两三年前埋下了根基。二十七岁那年，年轻气盛，第一次出书便是四本一套，被出版社拉着几个大城市跑了一圈，又是新闻发布会，又是签名售书，电视和电台自然上得更多了。以那样未谙世事的年龄，是经不起如此地“炒作”的，我便很有些昏头，真的把自己当成“优秀作家”了。于是飘飘然起来，说话办事少了固有的准则。今天回想，当时的自己绝对是商品社会一个叫卖的小丑。后来便经了许多磨难和曲折，感谢那一盆盆泼下来的冷水，使我复归孤冷的书斋。　　　　
　　　　那以后，对于可能带来“名声”的一切，第一个反应便是恐惧。于是一度拒绝采访，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专栏。我担心一切或大或小的声誉都是陷阱，最终使我再度飘起来，再度迷失。人生有过一次那样的忘乎所以便足够了，再来一次，这辈子便真要毁掉了。　　　　
　　　　我能够想像，在这个电视传媒统领一切的时代，如果我今天在电视上露面，明天便可能接到一些人的电话：“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想一想也是毛骨悚然的。　　　　
　　　　拒绝电视，其实是害怕自己贪图于电视所可能带来的一切。　　　　
　　　　最“深”一层的考虑，也许是一个著书立说的文化人反抗非阅读媒体的本能。　　　　
　　　　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崇尚书籍的。真正可以称之为书的书传递着人类思想的精华，扩展着我们的思维与智慧，引发我们的思考。这便是电视与书籍最大的不同：前者将一切都暴露给我们，侵占我们的思想空间，剥夺我们的思维能力；而后者总是给我们相当大的余地，引导着我们的思想向更深广的世界扩展。电视文化下长大的一代，将远离思想而注重实用。在这个电视的时代里，书籍早已被挤压成附属和调剂。每一个真正关心人类未来的知识分子，又怎么能够不心存悲怜呢？　　　　
　　　　中国一项特别的悲哀还在于：我们尚未及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便已经被以电视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左右着了。我因此对未来一百年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难持乐观。　　　　
　　　　虽然有着种种拒绝电视的理由，一次更大的诱惑还是来了。中央电视台另一个很“火”的栏目编导，看了我在一家刊物上的专栏，便想请我去做一组两性话题的节目。自然仍是拒绝。那编导着实厉害，只一句话便将我击倒了，她问：“您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为了读者的幸福，您为什么拒绝通过电视帮助更多的读者呢？”　　　　
　　　　我真的傻了。　　　　
　　　　这几年，自己确实是极关注对公众精神的影响的，并将其视为一生的工作。如果我不是更关注自己的损失，而是关心读者的利益，我确实没有理由拒绝电视。　　　　
　　　　但还是再次急中生智，找个托辞将这事搁置下了。　　　　
　　　　事后，又是一番胡思乱想，又是一番自我检省。　　　　
　　　　我发现，与其说我在拒绝电视，不如说我在抵御电视。　　　　
　　　　抵御本身正说明诱惑的存在，所以要找出浅、中、深的各种理由作为武器。正因为我感受着它的侵扰，所以才会有所谓抗拒或抵御这种绝对需要付出体力与精神的行为。为什么我不能仅仅将其视作一顿换口味的饭菜，吃西餐不至于成为“假洋鬼子”，吃料理不至于成为东洋人。而且，吃过不久便排掉了。　　　　
　　　　道理其实也是明摆着的，一个真正成熟了的文化人，对于这个浮躁的世界，应该以一种很淡然的态度或进或出，而不使自己的精神受到任何影响。他和这个世界很近亦很远，表面上他可能被看作这个世界的一员，隔阂却藏在心灵的深处。　　　　
　　　　我所敬重的20世纪的思想者，如罗素·如萨特，如马尔库塞，如爱因兰德，乃至杜威和爱默生，似乎从来都是不拒绝电视，甚至是极投入于政治的。如果像康德那样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又怎么可能对所处的时代构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毕竟，古典文人的世界已经彻底丧失了。这是一个信息时代，电视是最好的信息手段。我所敬重的思想者们，驾驭大众传媒，却不为其所奴役，这也许是关心公众福旨的学者在这个技术时代惟一的出路。　　　　
　　　　这是一种极高远的境界，我确信自己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