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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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军情六处的第一次尝试。他们在一年前就试图测量“奥尔忠尼启则号”的船身，当时这艘舰停在苏联的港口内。他们使用的是军情六处的一艘藏在斯托克斯湾的“X　”型袖珍潜艇，这种潜艇有供潜水员进出的干船舱，加之潜艇的体积小，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入内河水域活动。一名海军潜水员想方设法进入了港口，但终因对方的安全防御工作严密而告失败。　

　　在朴茨茅斯港进行的第二次尝试也以灾难而告终。克拉布身体笨重，年纪也太大了。他一去便不复返。后来一具无头死尸被冲上岸来，初步辨认就是他。军情六处伦敦分站的技术官员约翰·亨利在此之前就通知过我，说六处在筹措克拉布行动。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卡明。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行动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这是军情六处冒险主义的典型例子，设想拙劣，执行情况更糟。我们大家都交叉着手指，祈祷着化险为夷。两天以后，约翰·亨利慌慌张张地来到卡明的办公室，告诉我们克拉布失踪了。　

　　“我告诉尼古拉不要用‘巨型炸弹’，他患有心脏病。”他一再说。　

　　我们对这种所谓的心脏病的解释表示怀疑，但也没有时间去仔细思索，军情六处这种好高骛远的秘密行动此时正面临着尴尬地公诸外界的风险。克拉布和他在军情六处的助手曾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在当地的一家旅馆住过。　

　　“如果这事传出去，会发生可怕的骚动，”卡明气冲冲地吼道，“我们都要被拖出去游街示众。”　

　　卡明急急忙忙地跑到狄克·怀特的办公室去，要求立即见到他。我们大家成群结队地跑上楼。狄克正端坐在他的桌子旁边，脸上看不到一丝表示欢迎的微笑。他那多年担任学校校长所受的训练又表现出来了，原有的魅力却消失得干干净净。　

　　“俄国人刚刚问过海军部有关潜水员的事，他们只得矢口否认与此事有丝毫关系。我想，恐怕盖子不久就会揭开。”他简单扼要地说。　

　　“约翰，你是怎么卷进这场混乱的？”他突然气呼呼地问。　

　　亨利挨了骂，但仍然解释说，海军几个月来一直在逼着他们搞到“奥尔忠尼启则号”螺旋桨的详细资料。　

　　“你知道艾登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抱怨说，“一分钟之前他说你可以做某件事，一分钟以后他又会说你不可以做某件事。我们以前认为这场冒险是可行的。”　

　　怀特对他的话似乎并不信服。他揉了揉太阳穴，翻着文件。屋角的时钟节奏有致地走着，房间里到处都有恐慌的迹象。　

　　“当然，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他终于打破了这可怕的沉默，“今天晚上我去见首相，看看我能否设法不让事态扩大。同时，马尔科姆会让A　处二科归你调遣。”　

　　亨利表示感谢，走出了房间。卡明给朴茨茅斯港的海关情报处打了电话，让他们去把旅馆登记簿上那两个人的名字抹掉。温特博恩和亨利赶到朴茨茅斯去收拾残局，但这些努力不能避免发生丑闻。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对潜水员的事提出公开的抗议，艾登为此丢尽了脸，被迫在下院作了声明。　

　　伦敦的情报界仿佛像某郡的一个小村庄，大多数上层人物彼此都非常熟悉，以至于可以聚在一个俱乐部里喝酒。克拉布事件发生后的好几个星期里，这个村庄里的村民们仍在窃窃私语，期待着那不可避免的、人人都知道的命运的到来。我是军情五处内部事先知道克拉布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遵从亨利的劝告，对此一直保持着缄默。　

　　“到处都有破绽，”亨利在克拉布出事不久私下里告诉我，“我们让爱德华·布里奇斯到这里收拾场面。”　

　　此后不久，有一天早上卡明踱进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不高兴的神情。　

　　“狄克要走了，”他喃喃自语，“他们要他去接管六处的工作。”　

　　我认为，让狄克出任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决定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军情五处在他的领导下，正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踉踉跄跄地迈着步子，虽然这样的征象在五十年代中期还不明显。他既懂得需要改革，又尊重正统的那一套，这恰好能帮助他在不受阻挠的情况下实现他的目标。首先，他是一个反间谍官员，几乎可以称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反间谍官员，是个训练有素的局长料子。他了解自己的部下，了解存在的问题，他抱有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反间谍组织的理想。然而，他才刚刚起步，便被某个头脑发热的政客调到一个他不熟悉的机构去，而且那里的人对他的前往怀着敌意。他无论到哪里，永远也不会像在军情五处那样富有成就。　

　　然而，这不单是军情五处的损失。战后英国情报部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各个情报机构的相互作用缺乏一个明确的设想。在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里，英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内情报组织。很简单，军情六处是次要的，尤其是在政府通讯总部成立之后更是如此。但是，把狄克·怀特调到军情六处这一做法却抬高了它的地位，从而阻碍了一个合理化的情报机构的成长。他离开军情五处以后，军情五处被人全然忽视达十年之久。如果他留在军情五处，那么军情五处就能够治愈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创伤，在更好的条件下去迎接八十年代的挑战。　

　　怀特的离去实在匆忙。同事们纷纷凑钱买了一套陈旧的英国银餐具送给他，并在军情五处的餐厅里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一个依依惜别的场面。我当时与狄克还不熟，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对是否应去军情六处感到犹豫不决，或许他已意识到，这一去便是永远离开了他一生尚未起步的事业。狄克在致告别辞时，声泪俱下。他谈到了战前那段时光，谈到在那时结下的友谊。他感谢卡明鼓励他加入军情五处，他骄傲地谈到在战时取得的成果。他祝愿我们大家一切如愿以偿。最后他赠辞说：　

　　“今天下午我见到了首相，他向我保证，说要把军情五处的工作时刻铭记在心上。我高兴地宣布，首相已任命我的副手罗杰·霍利斯接替我的职务，这证实了他对军情五处充满着信心。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意见，军情五处找不到比他更为可靠的继任者了。”　

　　那位身材瘦长、微微驼背的穿着细条纹西服的人走上前去同狄克·怀特握手，那美妙而现代化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第七章




　　罗杰·霍利斯在军情五处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威望的人。他固执而又缺乏朝气，摆出一副指手画脚的权威架子。我得承认，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就连那些倾向于他的人也怀疑他是否适合担任这种最高职务。同卡明一样，他是在战前那些日子里和狄克·怀特结下亲密友谊的。狄克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却喜欢让一些能力较差的人在他周围工作。我认为这是一种潜伏着的危机，或许他是想用这种反差来烘托出他的才能。霍利斯远比卡明聪明能干，尤其是在官僚艺术方面。可我怀疑狄克或许会认为他是一个富有远见和理想的人。　

　　霍利斯认为，军情五处只能是一个小规模的辅助安全工作的机构，收集档案，并进行一些有效的审查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而不可把手伸得太远，插手到像反间谍工作这样的领域里。反间谍工作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才能取得结果，还要面临一些抉择，并且容易犯错误。我从来没有听到霍利斯要军情五处执行重大决策而发表意见，他也不考虑怎样才能使军情五处跟上日益加快的情报战的步伐。他不是一个具有这种思想方式的人，他只有一个终身执着追求的简单目的——让军情五处和他自己迎合白厅。这就得保证不出差错，还得付出一事无成的这种代价。　

　　霍利斯生长在萨默塞郡，其父是汤顿教区的主教。他在念完克利夫公学和牛津大学后，曾到中国的许多地方去旅行过，之后在三十年代末加入军情五处。战争期间，他任F　处的副处长，专门分管共产党事务。西利托出任安全局局长时，霍利斯被提升为C　处的处长，负责各种形式的审查和安全保卫工作，如文件分类以及在所有的政府建筑物里安装安全系统。由于他在C　处呆过，后来他当了局长后对C　处的工作颇为关注。　

　　一九五三年，狄克·怀特继西利托当上局长后，任命霍利斯为他的副手。从表面看来，这是一项无可非议的任命，狄克动脑筋，订计划，霍利斯施展狄克所不具有的实际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所知，他在担任副局长的这段时期里，从未让我感到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已高升到他所没有期望的位置，他一辈子甘当怀特的下手和密友。这个极端神秘的人有一件要闻已为众所周知，那就是他和他的女秘书长期眉来眼去，暗送秋波。那位姑娘野心勃勃，在怀特突然被调到军情六处后，她就迫不及待地搬进了局长办公室，那股过分的热情使霍利斯望尘莫及。我猜想，霍利斯始终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一旦当上局长，便会以严厉地行使权势来遮盖这些局限性，其结果是不可避兔地要使人们失去对他上台初期时所抱的一点好感。　

　　霍利斯上任之际，正是英国各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濒临解体之时，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从最初的年代以来，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关系一直很紧张。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两个情报部门，以及新成立的政府通讯总部（负责各种形式的通讯和信号情报）在一个协调的情报官僚政治活动中首次成为伙伴（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的《秘密机构》一书）。可是不到十年，这种密切有效的关系便几乎土崩瓦解了。军情六处对五处怀着敌对情绪，认为军情五处插手菲尔比案件是毫无道理的举动，而且整个军情六处都认为，艾登任命狄克·怀特接替辛克莱的职务是个奇耻大辱。　

　　毫无疑问，军情五处与政府通讯总部最缺乏联系。战争期间，军情五处有一个自己的信号情报组织——无线电安全处。在双重间谍制度的合作上，军情五处和这个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无线电安全处主要截听并破译德国情报部门——Abwehr的密码，使军情五处能够在德国间谍一踏上英国的国土时就把他们抓获。后来军情六处为五处代管了无线电安全处。B　处当时负责监督甄别这些间谍，那些愿意和英国合作的人转过头去开始向德国人传递假的无线电报告；那些拒绝合作的人则被处决。但是，使用假情报能否成功取决于监听敌人对假情报接受的程度。通过无线电安全处的无线电截听和破译德国军事密码之谜，负责双重间谍活动的“英里格马”二十人委员会便会准确地知道，他们的骗招对德国军事政策究竟有多少影响。　

　　战后军情五处失去了他们在战时的知识分子的精华，对维持与信号情报部门的联系已经失去了兴趣。早在战争初期，他们把对无线电安全处的控制让给了军情六处。可是最大的障碍是政府通讯总部，他们心胸狭窄，死死地封锁着一切形式的信号和通讯情报。一九五五年，我正式加入军情五处时，与政府通讯总部之间的联系仅限于让一个官员同通讯总部的一个较高级的官员每六个月进行一次会晤。一九五六年二月，我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会晤。这个经验是不成功的。双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一方面，通讯总部在冷战中帮助军情五处执行反间谍的主要任务方面可以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军情五处在技术方面的进步，它也有可能帮助通讯总部。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中之一就是设法检查俄国人是否监听了我们的无线电监视通讯。可是通讯总部代表比尔·柯林斯对这种委员会工作的积极探索表示出了轻描淡写的态度。　

　　“对这样的问题我得请示一下，”他会这样说，或者说，“我确实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干那种事。”　

　　我向卡明抱怨，可他似乎以不感兴趣。　

　　“那是他们的职权范围，最好让他们去管。”　

　　负责同通讯总部保持联系的军情五处的官员是弗雷迪·比思，此人是D　处的反间谍专家，精力非常充沛。他的父亲是威尔士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因此他非常偏爱橄榄球，并且具有多变的拉丁民族的性格特征。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战时曾参与过双重间谍系统的工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负责双重间谍。他与通讯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