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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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底，我针对调查蒂斯勒揭发的全部情况写了一篇长长的报告，并把它交给了霍利斯。我把蒂斯勒从他那碎嘴的朋友普里比尔上校那里听来的一切情况，—一做了研究，并就俄国人如何得到这些情况，向霍利斯谈了我的想法。　

　　我在报告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谈“筏夫”技术。毫无疑问，我们是通过它来知道俄国人对我们的监视通讯进行了监听，这成了他们获取军情五处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多年。俄国人的这种举动清楚地解释了所谓普里比尔“驾驶考测”的故事，同时又肯定了俄国人是怎样知道“覆盖点”行动的原因。尽管我们的通讯分析专家们怀疑，俄国人是不是单单依靠监听我们的通讯就能如此迅速地分析出我们是在泰晤士河大桥上开始跟踪他们的。可是，普里比尔未去与林尼接头，俄国发现我们监视队的新频率之迅速以及卢拉柯夫一莫罗事件等都可以对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我们权衡了各种可能，结论是，俄国人除了通过监听我们监视队的通讯来获取情报以外，并没有两条腿的人这种情报源，可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排除。　

　　在我把报告呈上去一两天以后，霍利斯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进到他的屋子里去的时候，他弓着背正在看一份档案，并用一支自来水钢笔在上面写画。他并没有抬起头来看我，继续写他的东西。我站在那里仿佛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学童似的。这间办公室在狄克·怀特搬走以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墙上又多了一副前任局长的肖像。霍利斯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张他儿子的照片，旁边有三部电话，分别接通内阁办公室、国防部和军情六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表现个性的任何痕迹。　

　　“谢谢你的报告，彼得。”霍利斯说。他仍然没有抬头看我。他同当年早些时候把蒂斯勒档案交给我看的时候相比，完全判若两人。危机已明显地过去了，他又重新眼睛向上了。他还在继续写。　

　　“我给胡佛写了一封信，扼要地对蒂斯勒材料中关于军情五处有间谍的说法进行一次解释，”他接着说，“如果你能走一趟，向他们的技术人员报告一下这起案子的背景情况，如‘筏夫’一类的事，我想这一定很不错。好好地利用这次旅行，好吗？到处走走，交交朋友。”　

　　他抬起头来，突然笑了。　

　　“我很高兴这次我们抢在他们前面了，干得棒。”　

　　他回头又去忙那档案了，这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简单会晤已经结束。我转身离开屋子。　

　　“哦，彼得，”当我走到门口时，他又说，“你就只讲技术上的发现，好吗？我想我们不应该给胡佛留下一个印象，认为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解决。”　

　　“当然不能，先生，我完全明白。”　

　　实际上在那时我并不明白，可我们已经首发命中了。　

　　
　　　
第八章




　　美国国会大厦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粉红色的花朵，蔚蓝色的天空，白色的大理石，大厦的圆顶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我一直很喜欢访问华盛顿，尤其是在春天，伦敦太单调乏味了。军情五处重视出身门第，手里的钱也摸得紧，我和许多比较年轻的、在战后加入秘密情报工作的人一样，感到美国才是伟大的希望，是西方情报工作的中坚。我举双臂欢迎美国来占据优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美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在五十年代后期处于战后的最低潮。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合作差不多全部瓦解了。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不仅仅是在中东问题上，而且在远东和非洲问题上也是如此。军情六处的许多老资格的人发现，在战争时期，他们在英美情报关系中占着控制地位，可现在却退居到一个低下的位置上，这个事实委实令人难以接受。　

　　由于不同的原因，军情五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也有不快。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新机构，在世界舞台上显示着它的实力。它的目标是收集情报，在没有得到军情五处的通知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得在伦敦采取行动。霍利斯和怀特都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上破坏了这个默契。　

　　在所有的困难背后，还存在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事件以及公开为菲尔比洗刷罪名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人们再也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军情六处，特别是有许多高级官员与菲尔比有着亲密的关系，而军情五处对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事先都没有觉察出来，这在美国人的眼里完全是一种犯罪的无能表现。过去那种亲密的战时英美情报关系遭到了一股浊浪的冲击，政府通讯总部相对来说受到的冲击要少一些。根据一九四八年英国和美国的协议条款，通讯总部与美国同行国家安全局曾订有一个正式的合作章程。　

　　霍利斯当了局长以后，果断地设法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改善关系。胡佛的反英情绪是有了名的，这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那时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纽约成立，由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领导，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无畏之人”。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美国从事反德国的活动，可胡佛却竭力反对任何组织有权在美国国土上收集情报这种设想，对外国控制的机构更是不加理睬。多年来，他始终拒绝与斯蒂芬森手下的人接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更加深化了胡佛的偏见，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准军情六处的官员到联邦调查局去，不许军情五处接触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抱着改善关系的意图拜访了胡佛，并说服他把军情五处列入情报分布范围的名单里。非常奇怪，霍利斯和胡佛相处得很好，但两人对侵犯各自利益的事都非常敏感。霍利斯本质上比较软弱，这使他在粗暴易怒的胡佛面前只能充当一个唯唯诺诺的角色。胡佛与其他许多靠个人奋斗发迹的美国人一样，有着强烈的势利气。当霍利斯这样一个英国上层阶级的间谍大师竟端着礼帽向他乞讨时，他那盛气凌人的傲慢多少也受到了一点震动。　

　　我成了一个重要的和平使者。霍利斯声称，任命我为军情五处的首席科学家，是他致力于实现情报工作现代化以及加紧反苏联间谍斗争的一个佐证。在霍利斯访问美国后，胡佛邀请我到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去参观，看看他们的技术装备的规模。我对这次访问很感兴趣。我从加入军情五处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如果要取得长期的成就，其关键在于与美国恢复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他们的技术资源。可是我的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市场。帝国的幻想顽固地占据着莱肯菲尔德大楼，譬如，卡明虽然是军情五处技术处处长，却从来没有对美国进行过一次访问，他也不明白要这样做的道理。　

　　联邦调查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的规模，它完全超过了军情五处所能想像的。虽然他们很富有，可我禁不住感到他们没有好好地把这一切利用起来。他们主要依靠在市场上买仪器，自己却不进行研制。尽管他们有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微波无线电网络把各分站联系起来，可他们的无线电都是标准的摩托罗拉设备，是用在警车和出租车上的。在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工作中，惟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是他们使用指纹方法来搞间谍工作。军情五处的档案室里没有指纹记录。我认为这是联邦调查局的半警察局的身份所赋予的一个优势。　

　　迪克·米伦是联邦调查局里负责技术研究的官员。他是个律师，而不是一个科学家，这限制了他的工作效果。可他也搞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他们带我来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地下室射击场，为我表演了手枪射击。米伦骄傲地告诉我，连“老头子自己”，即胡佛，也常常练习他的这套出色的射击技术。我还参观了马里兰州海边联邦调查局的训练基地，一个年迈的美国印第安人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传授高级枪法。他向我们露了几手绝技，例如对着镜子射击身后的目标，反手过肩击落放在喷水池顶端的乒乓球。这是粗旷而充满美国味的情报人员的必修课。联邦调查局是在三十年代美国那个无法无天的时期扎下根基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可我怀疑这种绝技与现代化的反间谍工作是否有关系。　

　　我并不乐意向联邦调查局通报蒂斯勒案件。从胡佛处理这个案子的方法中，我可以看到不止一个的暗示。他希望我们无法解决军情五处是否藏有间谍的问题，以便他可以借此向总统建议停止与英国交换情报。我希望霍利斯和我过去对美国的访问能为我的道路扫除障碍。　

　　我由哈里·斯通陪同着参观，他是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哈里这样亲切友好的人，他曾是爱尔兰国际橄榄球运动员，和霍利斯一样，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并且还差不多是一个职业障碍跑运动员。人人都喜欢哈里，这主要是因为他把他的工作基本上视为一种社交活动。五十年代末期是卫星和计算机情报在华盛顿崭露头角的现代气息时代，哈里的气质和知识已跟不上这种时代的步伐了。　

　　哈里憎恨和胡佛见面，如果对立是无法避免的，他就采取一种简单的对策。　

　　“听我说，彼得，老朋友。让他谈，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打断他。在他讲完后你记住对他说，非常感谢你，胡佛先生，……我已经为午餐订了一个桌位，我们会需要的。”　

　　联邦调查局像一个雄伟的凯旋门式的陵墓，我们穿过它前面的拱道，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艾尔·贝尔蒙特以及他的副手比尔·沙利文。沙利文负责处理共产党事务。（七十年代中期，沙利文是在新英格兰打野鸭时丧命的，当时被认为是遭暗杀。）贝尔蒙特是一个彪悍的老式“枪手”，过去联邦调查局的人都知道这个绰号。从该局成立之日起，他就在里面。沙利文是四肢发达（但并非头脑简单）的贝尔蒙特的军师，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匕首胜于说教。贝尔蒙特树敌很多，但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和我一样，有过一个灾难深重的童年经历。他的父亲在一次街头殴斗中遭人枪杀，他母亲日夜操劳，攒钱供他念完了法学院。他凭借着在工作上的勤奋和对“老头子”的无限忠诚，被提拔到联邦调查局的最上层。　

　　这两个人在表面上虽然刚硬，在局里的地位也很高，可在胡佛面前却十分懦弱。我感到，这种无限忠诚有些不自然。当然，他们是钦佩胡佛的。这是因为他早年成功地把一个腐败无能的组织建成了一个有效的、令人生畏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机构。可是人人都知道胡佛受着难于启齿的隐疾的折磨，他们却从来不承认这个事实，就连私下地默认也没有，我感到很奇怪。　

　　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同这两个人讨论了蒂斯勒案件和“筏夫”的技术意义，直到与胡佛会晤的时刻到来。我们穿过迷宫般的走廊，看到了许多年青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他们整洁、健康，穿戴得体，梳着短发，一脸正经的神情。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使我想起了医疗卫生诊所，到处可见抗菌的白色瓷砖在闪着亮光。工人们整天忙乎着，经常重新刷油漆，打扫卫生，上地板蜡。如此洁痹，令人怀疑其灵魂是否阴暗。　

　　胡佛的房间在一套四间相连的屋子中的最后一间。贝尔蒙特敲了敲门，走了进去。胡佛站在他办公桌的后面，身穿一件耀眼的蓝色西服，看上去比照片里高瘦一些。起褶的肌肉从他那皱纹丛生的小脸上搭拉下来。他坚实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但并没有欣慰的感觉。　

　　贝尔蒙特开始向他介绍我来访的原因，可胡佛却尖锐地打断了他。　

　　“我看过报告了，艾尔。我要听赖特先生给我谈。”　

　　胡佛用他那墨黑的眼睛盯着我，我开始简略地谈到“筏夫”发现的经过，他几乎立即打断我。　

　　“我想你们对我们的捷克情报源提供的情报感到满意了吧……！”　

　　我开始回答时，他又把我岔开。　

　　“你们的安全组织从华盛顿这里捞到了不少好处，赖特先生。”　

　　他声音里暗示着不止一点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