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悬崖

就没事儿了……”警车飞越了一个土坡，重重地落下去之后，他接着说，“现在的任务是去救人，要知道，那个人已经一个多星期没东西吃了……”
　　　　“不不，不是那么回事儿，”老人争辩着，“您的话我已经全听懂了，是您现在不明白……没错儿……我是跟那个小伙子说起过那个洞……可我并不知道它在哪儿呀？”
　　　　“怎么会不知道？”我大声地反驳道，“您不是还带他去看过吗？”
　　　　“什么？……这是那小伙子说的？”
　　　　“是呀！”
　　　　“我的老天爷，我今天整个儿让你们弄糊涂了！”老人大声地嚷嚷着，“我简直都晕了……这，这怎么可能呀！”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爷子？”年轻警察问。
　　　　“……是这么回事儿，那小伙子的确让我带他去来着，可我当时并没能满足他的要求──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咳！我都不敢担保真有那个洞……那只是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讲的一个传说……”
　　　　关于那个洞实际上并不存在，我是5天后在家中的阳台上向文茂说明的。那时他已经退了烧，正坐在轮椅上望着墙上一只一动不动的小壁虎苦思冥想。
　　　　说话的时候，我非常小心，婉转地告诉他不光是那个洞不存在，而且也没有发生那些事──那些关于他没有把立刚送上火车，而后一同前往凤凰岭的事。至于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他从那个老头嘴里听来的一个古老的故事──清朝某年或者明朝某年，一个赶考归来的秀才发现自己的好友跟妻子有了私情，于是便把好友骗到了山上，并趁其不备将他推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洞。我重复这些的目的，是想暗示他──显然他把听来的故事当作了现实，并且安在了自己身上。
　　　　“照你这么说……”当那只小壁虎终于忍受不了文茂的注视，飞快地爬走了的一刻，他转过身，诧异地问我，“我现在……岂不是精神失常啦？”
　　　　文茂的话，我当时没有回答。那段时间，他时不时就对此提出疑问。我是慢慢地告诉他这一点的，并一直耐心地做着他的工作，以说服他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开始时，他根本不愿意采纳我的建议，但后来还是同意了，不过却提出了要求，说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山上，以便亲自证实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
　　　　四个半月之后，文茂的脚基本恢复了正常。那个星期六，我、他母亲、他继父三个人一同陪着一瘸一拐的他上了凤凰岭。
　　　　在文茂的带领下，我们到达了那座石崖底下。在浅浅的春草中，我发现了被他丢弃的大衣、棉被及一袋袋早已腐烂的食品，（为这个，我事后给那个探长打过电话，他承认那个地方他们没有找到）不过文茂并没有看见，他当时正谨慎地站在光秃秃的石壁面前，一边用手拨开假想中的常春藤，一边愧疚地告诉他的妈妈和继父，他就是在那儿把立刚给推下去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文茂一直住在温泉的一所精神病医院。那儿的条件非常好，按文茂自己的说法，和他父亲相比，简直是一天一地，完全可以称之为是疗养院。
　　　　关于他的生病原因，他母亲说这全都因为他的父亲，是遗传。但文茂坚决否认这一点，每当他清醒的时候，他总是说跟遗传没关系，绝对是因为我。因为我，他才生出谋害立刚的念头，从打认识我的第一天起，这种念头便邪恶地缠绕着他，最终令他认为自己真的那么干了……
　　　　经过五年的治疗，文茂已经大有好转。但医生认为还不能出院。上个星期四，我去看他，之后见了文茂的主治医生。在一间阳光灿烂的办公室，那个满头白发的大夫说：
　　　　“以他的情况，还需要住上一段时间，至于多久，我无法确切地答复你。”
　　　　“大概呢？”我问道。
　　　　“真的很难说，也许还需要三年五年，也许更长，也可能十年，也可能二十年，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这一点文茂心里十分清楚，并且也称得上通情达理，说但凡不是万不得已，他绝不给我添麻烦。上个星期六，当我问他是否愿意和我回家过年时，他立刻便摇头。不过，听到窗外传来的鞭炮声，他还是受到了不小的诱惑。
　　　　“就……全由你决定，”他起身走到装有白色铁栅栏的窗前，望着医院墙外的一群正在放炮仗的孩子们说，“你看吧，我怎么都成，如果你觉得……”
　　　　我真的很为难，几天来始终拿不定主意，到底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



女窃贼
乌黑的眼睛
　　　　从礼士路，我骑车去月坛北街，到了那儿拐进洪茂沟，在一座老旧的红楼门口下了车。锁上车，我拿起车筐里的一只尺寸很大的黑色公文包，大步流星地进了单元。
　　　　我匆匆地上着楼，像个男人似的一步三个台阶儿。楼道里很暗，楼梯也很残破。才上到二层，中门就开了，一个十八九岁、浓眉大眼、头发染成黄色的男孩儿从里边出来。跟我一照面儿，不由自主他就下意识地往后一退──不用说，这小子肯定进去过，起码是有案底儿，要不绝不会一见着警察就想跑，即使他看见的是一个女警察。
　　　　哦，我恐怕得做个说明，一般来讲，我平时并不穿警服，像今天这种情况可谓是绝无仅有。因为工作特殊，我常常需要装扮成各种女人，比如……衣着朴素的女教师，或者那种总是煞有介事地裹着一身丝质套裙、天天打车去外企上班的白领丽人，再或者是那种无时无刻都挂着一张笑脸的女保险推销员。
　　　　另外一些时候，我还会穿着缝着一溜儿小红边儿的灰布衣裳、足蹬一双平绒面儿的一字襻儿黑布鞋，扮成一个在四星饭店擦玻璃的外地女工。不过，每到这一刻，我总是有些担心──我这又高又壮的身材实在不像一个初来北京的四川或者安徽小妹妹。
　　　　当然了，绝大部分人其实说不清北京人或者具体地说北京女人长得到底与外地女人有什么不同，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现在正傍着一个有奥迪车的大款的小英却总是说有，她一口咬定：“别逗了！就你？一看就是老北京儿，而且……还是在崇文区生的……”
　　　　岂有此理！说能看出我是北京人就够夸张的了，怎么还会知道我生在崇文区？鬼才信呢！好在──像我这样的岁数，不少北京女人都下岗了，所以每当我拿着一块抹布穿行于某某饭店的大堂或走廊时，倒也没太引起他人的关注。
　　　　瞟了一眼那孩子耳朵上的耳环，我继续上楼，转眼来到四层。怎么说呢，简而言之……出于工作上的需要，我刚刚在这儿租了套房子。
　　　　打开锁，我进了屋。不知是天生的，还是职业的缘故，我的听觉极其敏锐──才一关门，就判断出那微小声音是从卫生间里发出来的。
　　　　推开那扇带花玻璃的门时，她正徒劳地掰着窗上的铁栅栏。我真不明白──即使你的力气比一条壮汉大十倍，能把它掰开，你又能怎么样？难道你想钻出去，从四层楼上跳下去吗？
　　　　看见我，她先是极度的惊慌，而后瞬间就绝了望。或许知道但凡是警察，必定连男带女个个儿都是铁石心肠，她没有跪地求饶，就那么手足无措、微微颤抖地站在加装了防盗栅栏的窗户底下。
　　　　她长得很清秀，一张标准的瓜子脸，一双乌黑的眼睛，只是此时充满了惊恐。她的个子很矮，看样子也就1。5米。就算如此，这会儿她也无法把自己藏起来──屋子里的家具太少了，卧室里有张折叠床，可没有被褥，一眼就能看到床底下。床边的一排开放式的方格子书架上摆满了书，只不过已经被她翻得一片狼藉。客厅里一样空空如也，除了一只带台灯的小桌和两把椅子，再没有任何东西。
　　　　她的身上没有溜门撬锁的工具，只有一串钥匙──她用其中的一把打开了我的房门。
　　　　显然是慑于我男人般的拳头，加上我身上的这张皮，她一点儿也没反抗，乖乖地蹲在了屋角儿。当然了，不是她不想跑，门已经让我给锁上，想跑也跑不了。就在我正要给派出所打电话的时候，她忽然崩溃了，坐在地上就哭起来。她的哭声很大，一边哭，还一边问我，能否给她一点时间解释。
　　　　“好了好了。”我心烦地合上手机，坐在小桌旁后，指了指小桌对面的椅子，我掏出了香烟，“不妨听听你能编出什么令人伤心的故事，可你得先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行……您问吧！”她一骨碌爬起来，哽咽着坐在了椅子上。
　　　　“叫什么？”点上烟，我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一时，空旷的客厅变成了临时的审讯室。
　　　　“兰红霞。”
　　　　“哼，名字还挺好听，”我忍不住说道，“多大年龄？”
　　　　“今年21。”
　　　　“21？”我怀疑地朝她的脸望去，“我怎么觉得，你至少……也有30了？”
　　　　“没有，我只是显老，其实到下个月我才21，我的身份证丢了，要不给您一看您就相信了……”
　　　　“籍贯？”
　　　　“嗯？”
　　　　“我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噢……夏邑。”
　　　　我一时有点儿茫然：“哪个省？”
　　　　“河南。”
　　　　“河南？……有前科吗？”我接着问。
　　　　“没有。”
　　　　“嗬，回答得倒挺利落，我看不像。”说话间，我又掏出手机，“叫……兰红霞对吧？得落实一下……”
　　　　“您别打电话了，”她连忙摆手，“我真的没犯过什么罪，只是18岁那年把村长家的电视机偷走卖了。就因为这个，派出所的所长赵大叔要关我15天……”
　　　　“哼！”我点了点头，“果然不出所料，一看你就不是初犯……老实交待，什么时候到的北京，来了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听了我的话，她忽然伤心起来，一边抽泣着一边说：“我是……5号的夜里……搭一辆运煤车从黑瓦窑……来的……”
　　　　“等一下，”我打断了她，“‘黑瓦窑’在哪儿？”
　　　　“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清，反正离张家口不远，我是在那儿下的火车……”
　　　　“哎？不是从河南来的吗，怎么又跑到河北啦？”
　　　　“不是跑去的，”她继而解释，“说来话长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在派出所呆到第七天的工夫儿我就跑了，先是去了武汉，后来又去了长沙……前年的腊月十六，我来北京找工作，在厂桥的高台阶上被人贩子给卖了。”
　　　　“卖了？”
　　　　“是卖了，这中间被卖了三次，先是江西，后是贵州，跟着是河北……和您说吧，我都数着呢，先先后后一共有16个男人……唉，您知道吗，大虎已经……”
　　　　“等等，大虎是谁？”
　　　　“噢，是我儿子，已经一岁了，可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爹……唉，我也不想当小偷儿，可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多亏了遇上老根儿哥……”
　　　　“慢点儿慢点儿，”我再次打断她，“这个老根儿哥又是谁？”
　　　　“老根儿哥就是袁伟根，永城人，离我家八十里，在西直门火车站南边儿烤白薯。他真是个好人，让我睡在他那儿，可连摸都没摸我一下。要不是他，我就只能要饭了。他也没钱，可我想弄点儿路费回家，这才又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没想到才一下手，就栽在了您的手里……”
　　　　她说得声泪俱下，有那么一会儿几乎都让我信以为真。可想起自己的职责，我又继续问着问题：
　　　　“怎么进来的？”
　　　　“用钥匙。”
　　　　“钥匙？你是说……你有我房间里的钥匙？”我惊诧地问。
　　　　“嗯。”说着，她摸了摸裤兜，掏出一把栓了红绳儿的钥匙递了过来。
　　　　我拿眼一瞟，上面的齿牙很新，显然是刚刚配出来的。
　　　　“说吧，哪儿来的？”我追问。
　　　　这一刻，她显得有些犹豫，两只手绞在了一起。
　　　　“我……捡的。”

九千多美元
　　　　“撒谎！”我勃然大怒，“你怎么知道捡来的钥匙能开谁家的门呢？”见她耷拉着脑袋，我猛地一拍桌子，“说！”
　　　　“是……于姐给的。”她害了怕，慌忙回答。
　　　　“于姐？谁又是于姐？”
　　　　“上星期认识的，住在站前西边儿的旅馆里，老去老根儿哥那儿买白薯。”
　　　　“那么，这个于姐怎么会有我屋子的钥匙呢？”
　　　　“我不知道，于姐没说。她可能也不知道您是警察，不然怎么会打您的注意呢？她还说您出差了，肯定不会出事儿，让我找找屋里有没有存折儿，如果找到了，她把上面的钱分我一半儿……”
　　　　“嗯……说说这个于姐吧，她多大岁数，有什么特征。”
　　　　“她……40多岁，挺胖的，老爱拿着一把芭蕉扇，穿着一双红拖鞋……对了，她的眼有点儿斜……”
　　　　“等等，慢点儿说──是两只眼都斜呢……还是一只眼？”我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