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

　　　　他并非无可挑剔。我知道有些公众人物好耍脾气。要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脾气最坏的话，他就是最坏的那个。他就职后不久，我和他一同乘坐小型“空军一号”到芝加哥，当他得知与理查德·戴利少校在机场迎接他的细节还没确定下来，就大发雷霆。当时我真希望能有个降落伞。　　　　
　　　　比尔·克林顿发起脾气就像维苏威火山在喷发。在白宫，他每天早上当着乔治·斯蒂芬波洛斯的面，至少要发一次脾气，也许他认为乔治就是他那不曾有过的儿子，完全可以把这挨骂的重任托付于他。当然，乔治令人赞叹，他虚无恬淡地容忍着，他想只要自己不回嘴，克林顿就能冷静下来，要不了几分钟，我们就能回去工作了。有一次，一个白宫摄影师抓拍到两个人的镜头，当时克林顿正暴跳如雷，斯蒂芬波洛斯却一幅可怜相，两个人的脸相距只有几英寸。我猜那张底片一定放在罗丝·玛丽·伍兹资料库里有去无回了。虽然那个场面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底片冲出来是会惹麻烦的。　　　　
　　　　大清早，大本营里就已有了要出麻烦的迹象。快乐的总统清早来到办公室，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匆匆地翻阅着文件。电话铃声响了，是宅邸打过来的，他接了，还聊了几句。就在我们要回头开始工作时，他的脸突然变得阴沉起来，说不清他在注意到了什么，愤怒的话语就要从嘴里喷发出来。难道是听到他的政敌在用不堪入耳的话攻击他了吗？为什么我们还不反击？为什么他努力工作却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为什么他的手下总提防他呢？我要知道的是，如果她在场，她会对他说什么呢？　　　　
　　　　白宫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过于偏执，或许我的这种认识也有所偏颇。在尼克松时期的白宫我曾见到过空前绝后的怀疑、不信任。尼克松时期的经历，令我每当听到克林顿总统、第一夫人、随员们谈论他们数不胜数的敌人的同时，就格外敏感。我认为，外面的确有些家伙要搞垮你，但是从新闻界到国会、从国内到国外，还有那么多的人，只要你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也会平等地对待你。应该让这个体系支持你，而不是反对你。　　　　
　　　　我的建议并非总能得到赞赏。我告诉自己这是因为白宫正遭到围攻，因此他们的情绪忽高忽低是很自然的。克林顿很聪明，他看得出有那么多的问题必须及时处理，否则，就会像尼克松当年一样，面临更严重的问题。但就现在而言，他刚刚担任总统四个多月，就已经有了严重的危机感：怎样冲出泥潭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没有用。如果他做得到，才有可能以后慢慢去处理其他大事。这是我的看法。他前面是一条崎岖不平的路。　　　　
　　　　东山再起的内在因素　　　　
　　　　接下来的７个月是比尔·克林顿轰轰烈烈东山再起的历程。５月末，调查显示，他的公众支持率只有３８％，观察家们都认为他可能气数已尽。１０月末，他的支持率上升到５８％。国会通过预算草案、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国家服务体系、通过布雷迪法案、还签署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协定、开展了副总统主持的重新“塑造”政府的努力，再加上第一夫人的卫生健康改革计划公布，他通过任期中实实在在的政绩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克林顿日子好过多了，看起来他又成了伟大社会变革新希望的化身。　　　　
　　　　有些评论家说，这种转变时期开始于我到白宫前后，所以主要功劳或许应归于我。全然不是这么回事。我只不过是起到辅助作用的人员之一，克林顿才是这次东山再起的总设计师，就像他在生活中的其他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克林顿本来已经为自己挖了一个很深的“坑”，可他现在要振作精神爬上来。他善于重新发现自己过人的力量，并使它们成为自己的优势所在。他手下的人只是为他创造出一个支持环境。我们加强了白宫的管理，使他不被混乱缠住身子。我们热情地对待他，他成功，我们为他欢呼；他失败，我们为他鼓劲。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我们为他创造他独立完成工作的“安全空间”。　　　　
　　　　我年轻时就知道那些当总统的人对工作的意义通常比手下的人理解得更清楚，他们是百姓选出来的人，可要是他们的雇员参选可能一票也得不到。保守派说过：“里根就是里根。”这是正确的。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说法么？我想还是说“克林顿就是克林顿”吧。老实告诉他你对他的的真实评价，但是不要用你的评价取代他的。相反，雇员应该让总统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克林顿夫妇都急于建立白宫新机制。一些变化只是表面文章，但在白宫的小天地里却是惊天动地的，比方说，任职初期，斯蒂芬波洛斯打算保持记者采访通道畅通，可是希拉里和苏珊·托马斯却想让他们躲到马路对面的老行政大楼里去。作为一种折中的方式，记者接待室和新闻署长之间的门封上了。记者们必须事先得到允许才能采访斯蒂芬波洛斯和迈尔斯。这个通道以前从来没有阻塞过，记者们对这种变化立刻觉得反感，斯蒂芬波洛斯和迪·迪也不高兴。　　　　
　　　　我和希拉里的第一次谈话，就谈到请她让人把门重新打开，她立刻就同意了。她甚至奇怪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做。尽管这只是个微小的举动，新闻界还是把它看作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它预示着更美好的前景。接下来的那个阶段证明记者们的判断是对的，克林顿夫妇同意更多地和新闻界接触，还请他们参加了那年夏天的一系列宴会。克林顿因为感到记者们不再逼迫他，就不觉得那么紧张了，也恢复了他谈话时的轻松感。与新闻界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在信心的鼓舞下，克林顿把视线同时聚焦于其他权力中心。较长时间以来，他只是把对外政策当作杂耍，好像他正在对外交政策专家说：我处理国事时，让世界上太平点儿！冷战时期，总统们一般得花６０％的时间处理外交事务。布什时期，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７５％。克林顿当政早期把这个数字颠倒了过来：国内事务占据了７５％的时间，外交事务的时间还不到四分之一。外国大使们对他们的政府首脑排不到克林顿的日程上去十分恼火。一架小型飞机在白宫草坪上坠毁后，人们开玩笑说，那是中情局吉姆·伍尔西局长想要得到召见。半个世纪以来可还没有哪个总统对偌大的世界如此淡然。　　　　
　　　　既然又出现了漏洞，克林顿只好更加听从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和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的建议。他们告诉他说他有能力成为外交政策强硬的总统，但他得参与到外交事务中来，不是修修补补。每天都应有一个全面的简报，应定期会见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每周还应与国务卿单独会面，他的日程表应把外交政策作为白宫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接受了其中一些建议。可他还是不积极地去仔细考虑外交事务中的问题，因此作出的决定往往是虽显得机敏却过于简单化。可毕竟他有所改进。一般来说，他最终能够处理好外交政策的大问题。　　　　
　　　　我们也在努力放缓白宫里的运作速度，以便减少混乱，让他有机会喘息一下，也好进行深入的思考。历届白宫政府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混乱。里根开玩笑说，他的白宫里能手也不知道其他的能手在做什么。但是克林顿的白宫早期的混乱令人难以容忍。爱整洁的副总统戈尔用了一个恰当的类比：我们就像１０岁的孩子在踢足球，没有人站好位，所有的人都围着球挤做一团。　　　　
　　　　的确如此。当总统准备到玫瑰园参加一个公众仪式时，因为这种场合总要邀请记者来公开提问，所以总有１０到２０名工作人员冲进总统办公室，转来转去，雨点般地扔给他一些相互矛盾的建议。一个人凑到他耳边小声嘀咕，另一个塞给他一张小纸条。所有这一切虽都是出于最良好的目的，但是对于那些习惯了共和党守旧风格的人来说，这是对总统的冒犯。　　　　
　　　　接下来的几周，克林顿又恢复到了最佳状态，他注意力更加集中，办事更加有条理。在我们的推动下，白宫上下齐心协力和外面的世界建立了更牢固的关系。虽车子润滑欠佳，但行驶得尚且平稳。更重要的是，他的自信心正在恢复。就像我们在华盛顿说过的那样，他变得越来越像总统了。这使他增强了信心：一定要把事业进行到底。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2）

　　　　胜利成双　　　　
　　　　上任７个月里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国会山上的那两次关键性胜利。虽然权力交接期间他已经着手从不断膨胀的联邦赤字出发，提出与严酷事实相呼应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但是就职的头几周，漫长而又混乱的内部斗争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克林顿对选民许诺要减少对中产阶级的征税，他的平民党顾问卡维尔、贝格拉等等要他信守诺言。希拉里一般在经济问题上站在他们的一边，她会说：“我们到这儿来，可不是要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消减共和党造成的赤字上的。”　　　　
　　　　但是鲍勃·鲁宾、利昂·帕内塔、劳埃德·本特森、劳拉·泰森，还有其他一些经济顾问劝他要先取悦华尔街，才能最终帮助中产阶级。他继承的是超过２０００亿美元的年度预算赤字。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联邦政府未来几年的额外预算赤字将会达到３０００亿美元。除非他消减庞大预算其中包括了增税措施，否则就会把投资者吓得毛骨悚然，使税率一路攀升，或许还会陷入另一场经济恐慌。他后来对我说：“预算赤字是卡在国家喉咙里的一根骨头。要是不解决它，就干不了别的事情。我必须先处理它。”　　　　
　　　　因此在执政前期，克林顿号召严格执行预算。他要求增税而不是减税。为了尽可能减少对中产阶级的影响，他把提税范围限定在前５％的纳税人身上。他也消减了大幅提高社会支出的计划。为了实践他的“首先考虑人民”的竞选誓言，他要求在以下几个项目中适度增加投资，如“良好开端计划”、增加儿童营养项目、收入所得税减税等，但是这意味着他在政治上得人心的领域减得相对更多。　　　　
　　　　他的初期计划有两点愚蠢之处：一是提出迅速花掉１６０个亿美元以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经济已经开始增长，因此共和党把它否决了。克林顿对我说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指望参议员罗伯特·伯德敦促计划通过，可此人看起来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克林顿说从现在起，他要自己操纵立法提案并学会通过个人的力量让提案通过。另一个错误就是他提出一项新能源税，此前副总统戈尔已经提出。　　　　
　　　　但是总的来说，克林顿的预算计划是一揽子良好建议，通常情况下，两个党都会支持。这反映出他是想将实用主义带入华盛顿。他认为如果他做了“好事”，国人就会支持他，最终也会得到政治上的回报。到那时他就是美国政府老官僚们所谓的“好政府”人士。　　　　
　　　　初夏我到时，克林顿刚刚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预算草案的胜利，斗争比预想的要艰难，最后方案通过仍存在问题。共和党人已经联合起来反对他，大喊他的增税计划是执迷不悟，会使经济大幅下滑。民主党人也不欢迎该计划，因为动摇了他们的最终利益。如果要拯救这个计划，克林顿必须使他们确信这么做他们能从中受益。　　　　
　　　　与在白宫听到的各样说法相反，我的印象是，克林顿这个领域里干得正起劲。他的经济小组当然是由一些高手组成。他的立法小组在犯过一些小失误之后，也在逐步成形。办公厅主任麦克·麦克拉蒂和首席立法助理霍华德·帕斯特不仅从总统竞选成功获得当之无愧的信任，而且用高超的手段已经部署了对国会山行政资源的控制。财政部的二号人物罗杰·奥尔特曼在白宫建立了一个战时办公室以便每天关注预算审议情况。我不赞成用“战时办公室”来向共和党宣战，可是毕竟共和党没有人支持预算草案，所以我也就没说什么。我的时间都花在和麦克一起管好白宫上，当然也要树立总统信心。　　　　
　　　　同许多领袖一样，克林顿走投无路时状态最好，他着了魔一般做国会山的工作，一整天一整天地打电话，哄骗、企求、施压、许诺，用上了一切有效的手段。他去了解他所认识的新成员的一切，他是个一对一谈话的高手。这使我回想起林登·约翰逊对前国会同僚的“高超”手段，克林顿从来不像约翰逊那样去威胁人，但也采取了同样虚张声势的方式。在阿肯色州时，他对立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