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备忘录

　　　　袁世凯大殓后在中南海停灵21天，到6月28日起灵运回老家彰德垣上村。当时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务院对袁世凯的丧事，拨款10万银元（－说50万元）作为治丧费，并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27天，文武官吏及军队服丧（臂围黑纱），停止宴会27天，停止民间音乐，演戏7天，等等，一如清朝皇帝办丧事的规定。袁克定主办丧事穷奢极欲，极端铺张浪费。　　　　
　　　　在怀仁堂内外，挂满了各方面赠送的祭幢、挽联和花圈，门前还搭了鲜花扎成的牌坊一座，新华门外搭了素彩的牌坊三座，各机关文武官吏每天轮流到灵前行礼。驻京军队按日分班到新华门外举枪致敬，袁克定等家属麻衣麻帽在怀仁堂守灵。　　　　
　　　　永利杠房于袁世凯入殓时，即把“太平杠”连同杠夫32名送到怀仁堂（杠夫需经警察厅详细调查许可后，由丧礼处发“工人”标志和黄色纸花各一枚）。32名杠夫分日夜两斑轮流看守。　　　　
　　　　一般人家办丧事，请和尚、道士念经每棚最多13位，也有9位或11位的。袁家每棚用15位，服饰也特别讲究。　　　　
　　　　和尚从广济寺、拈花寺和戒台寺三处请来，各为15位。他们均穿绣有砖纹的红色袈裟，是和尚受戒时的“戒衣”。念的是“禅门”经典。　　　　
　　　　喇嘛由雍和宫请来，身穿黄缎绣龙纹的大袍，头戴大绒边礼帽，大鼓，大锣，大喇叭，外加别的吹奏乐器，就像每年正月雍和宫“打鬼”时的格局。　　　　
　　　　道士由白云观请来，身穿绣团花缎子道袍。每天早、午、晚更换道袍。道袍分黄、红、绿三色。除了中间3位法师外，其余12位道士穿的道袍，上面的绣花图案分为六种，每两人一种，十分华丽。　　　　
　　　　在停灵的21天里，五棚僧道每天轮流有一棚念经，到做七的日子，则五棚僧道全到，鼓号齐鸣，笙管齐奏，声音喧闹，在怀仁堂里根本就听不见人的说话声。　　　　
　　　　丧礼处向冥衣铺定制了许多纸糊的冥器，有高大的牌楼、享殿、轮船、汽车、马车、纸人以及各种日用器皿，应有尽有，摆在怀仁堂内外。又向丰台花厂定制了松鹤、松鹿、松亭、松人、松匾等，都用松树枝叶制作，十分精致。这些冥器价值几千元，于出殡后付之一炬。　　　　
　　　　一般汉官人家办丧事，有长约丈许的红绸制成的铭链，上写死者“某某之灵柩”字样，挂在灵堂内，下葬时即覆盖于灵柩上。袁的铭旌异常高大，长约二三丈，用整幅红缎缝制，上面镶金字，写着“大总统”的官衔。　　　　
　　　　此外，袁生前向清室“銮仪卫”取来的一些皇帝仪仗用品也陈列在怀仁堂内，到出殡时进入了丧仪行列。　　　　
　　　　6月28日出殡。前一天，永利杠房把“皇杠”以及各种仪仗用品摆在新华门内外，称为“晾杠”。出殡路线是：从怀仁堂南出新华门，往东，过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出正阳门（前门）到京汉路车站（即西车站，后称前门车站），有二里多路。沿街密布军警，由警察总监吴炳汀负责警卫，路上事前铺上黄土，并泼清水净街。居民在街道两旁站立观看，人山人海。　　　　
　　　　袁柩先上32人小杠。棺上仍罩黄缎生龙纹棺罩、金顶。32个杠夫穿缂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头戴鸡翎帽。棺前有“响尺”2人，棺后也有“响尺”2人（一般人家用“响尺”1人或2人）。“响尺”身穿孝服，一手持一根长约一尺的细长黑漆的檀香木棍，另一手用一根小木棍敲打作声，用以指挥杠夫的脚步。根据灵柩经过的路上的情况，“响尺”的声音或急或缓，杠夫随着“响尺”的声音走大步、碎步或跑步。棺罩上的金顶用四根黄色丝绳拉在杠的四角上，以免金顶摇晃，名为“拉幌”。另有4人，手持丈许木杆，上有小旗，称为“拨旗”，随着袁柩四角行走，路上空间遇有障碍物即由四人拨除。另有4人各背一个二三尺高的凳子，如遇灵柩在途中停留，即用此木凳把灵柩垫起来。这样，小杠也有四十多人。　　　　
　　　　在起灵前，袁的儿女、太太、姨太太、丫环以及各地亲属，均在灵前行三跪九叩首礼。大总统黎元洪的代表以及文武官吏、清室代表也都行礼。　　　　
　　　　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身穿麻衣，头戴麻冠，左手持魂帛（魂幡），由两个侍从扶持在灵柩前行走。三儿子以下的男性家属每人左手持哭丧棒一根，也由侍从两人扶持，在柩后步送。　　　　
　　　　起灵时，杠夫头目唱道：“请驾！”又唱道：“太太们上轿啦！”乐队奏哀乐。　　　　
　　　　袁世凯的大太太也穿了麻衣，用麻布包头，带有白棉球五个，姨太太包头上只有三个白棉球。媳妇、女儿等也有三个白棉球，内有一个是红的。女佣、丫鬟有一大群，身穿白布孝服。大太太手棒“宝瓶”，待灵柩上“小杠”后，率领女眷，登上轿子，出西宛门，经府右街，到新华门前，抬在“大杠”之后。　　　　
　　　　北京民间风俗，在出殡前夕，丧家买一只瓷瓶由孝子跪在灵前捧着，亲友及家属每人依次用新筷从灵前供的祭品中夹取少许，放入“宝瓶”，最后用青绸一方、红绸一方及五色丝线扎紧瓶口。出殡时，由长媳捧着，送到墓地坟内棺木之前，埋入墓中。迷信传说是供死者在阴间享用的。袁家这次用的是一个青玉雕刻的大宝瓶，但不由大媳妇捧持，而由袁世凯的大太太捧着。据说也是依照皇室的规矩。　　　　
　　　　32小杠启行，前有乐队引导，还有铭旌、冥器、旗、伞、幡等，出了熏风门，经宝光门，沿中海西岸，经仁曜门，丰泽园前，再沿海岸，出新华门。这时，黎元洪等候在新华门内，向袁柩行一鞠躬礼，即退。　　　　
　　　　最前为向导旗10面，警官厅总监吴炳汀率领武装警察、保安队开道。次为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个连。这些加起来已有2000人左右。士兵倒背枪支，俯首而行，长官手侍指挥刀督队，刀、枪柄上都系黑纱。在这些队伍之后，才是仪仗。　　　　
　　　　北京民间风俗，丧仪队伍前有撤纸钱的一人，把白纸钱沿途撒向空中。清末民初撤纸钱的一个能手，外号叫“一撮毛”，此人系旗籍，颊上有一绺黑须。他能把一把纸钱拧成一团，撤到四五丈高的空中，才散落下来，有一些纸钱恰好落到在灵柩前行走的孝子身上。“一撮毛”身穿孝服，把几斤纸钱装在大车上，叫他的伙计从车中取来，交与他撒。他又组织一群穷孩子，跟在仪仗队两旁，收拾空中散落下来的纸钱，转卖给办丧事的人家，他从中取利。这次袁家出丧，撒的纸钱是金黄色的，与一般白纸钱不同，用好几辆轿车载运。“一撮毛”用了三四个伙计做他的助手，从新华门口一直撒到西车站。　　　　
　　　　各方致送的花圈50对，由执事穿孝衣持行。　　　　
　　　　大车一乘，内放皇帝应用的各式器皿。“从独马”12对，执事穿青绒红边衣，头戴大绒帽，手持长枪，身背弓箭，骑在马上。这些都是清朝皇帝外出的排场。　　　　
　　　　各色绣花大　　旗12对，又绣花片幡24把，均分黄、红、绿、白四色，上绣日、月、星、辰、龙等花样，每色6把。又黄色大座伞3顶。这些都在中间由执事抬走。两旁有各色扎彩配亭4对，内供袁世凯生前的衣冠、勋章等物。　　　　
　　　　幡伞60柄，分为黄、红、绿、白、紫五色，缎绣，每色各12柄，由执事穿绿色銮驾衣抬走。　　　　
　　　　和尚、喇嘛、道士各15名，手持引幡或经幡及各种吹奏法器。　　　　
　　　　13人组成的大“清音”队，双管、双缕、双笙，外加九音锣等。　　　　
　　　　总统府军乐队，约六七十人，穿青呢制服系孝带，奏哀乐。　　　　
　　　　总统府“华乐队”七八十名，用民族乐器奏哀乐，也穿青呢制服，系孝带子。　　　　
　　　　蓝白色扎彩绸的大影亭一座，八抬、杠夫穿孝衣，内设袁世凯的大照片。　　　　
　　　　大黄色绣缎座伞两柄，黄丝绒穗子。每柄由一人手持，两人“拉幌”。座伞之后，有袁世凯生前坐骑－匹，由侍卫牵引。　　　　
　　　　“洪宪”皇帝宝座，八抬，金漆加绘五彩花纹，四角盘龙，椅脚雕金漆小狮，是袁做皇帝时特制的。又有虎皮椅一座，八抬，后随曲柄“影伞”－顶。杠夫头戴金边大黄帽，身穿绎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　　　　
　　　　挽联几十对，由执事手持行送。　　　　
　　　　执拂宾客，内有外交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又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吏，武官穿军服，文官穿黑纱马褂和蓝色长袍，胸桂白花，臂围黑纱。他们都步行送丧。　　　　
　　　　女眷送葬轿子分为三等：　　　　
　　　　白布轿，无顶，坐着袁的大太太、女儿、媳妇等。蓝白相间的布轿，坐着姨太太等。蓝黑相间的布轿，坐着远亲及袁世凯部下的女眷。　　　　
　　　　以上三种轿子共一二百乘。此外，还有马车，坐着政府高级官旁的眷属。　　　　
　　　　这些送葬的人加上送丧的官兵共有三五千人。因此，前头的队伍已到西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口。仪仗到了西车站，在附近大街及月台上排成队伍，等候灵车开行。　　　　
　　　　西车站外，由“棚陈”及“贵寿彩子行”预先搭就蓝白布素彩五门牌坊一座，三层路祭棚一座。袁柩抬入路祭棚，搁在金漆木凳上，由执绋的国务总理主祭，文武官吏（文东武西）排队陪祭。祭毕，改用24名软杠，把袁柩抬到车站月台，上灵车。这辆灵车是京汉路局事先改装的清朝隆裕太后的灵车。　　　　
　　　　列车开动时，由军队鸣礼炮10响。　　　　
　　　　这一天，京汉路客车停驶。除了袁世凯的灵车外还特为袁家开驶了两列车。一列车载运卫兵、消防队、轿夫、杠夫、鼓乐、扎把匠、扎彩匠、和尚、喇嘛、道士等500余人，这列车还装着大杠、小杠、素轿、香亭、影亭、彩亭、松亭，各色冥器以及丧礼处需用的家具杂物等。袁生前的坐骑一匹也挂了一节棚车运去。另一列车是送葬的袁世凯旧部和政府高级官吏乘坐的。这两列车在灵车后开，但早半天到达彰德以便迎灵。　　　　
　　　　在西车站附近，观看的人群十分拥挤，担任警卫的警察、保安队对拥挤的人们和路旁的黄包车动辄挥鞭乱打，有些车辆竟被打坏。正阳门桥上也站了不少人，一阵拥挤，有几个人竟被挤倒，与桥上的栏杆一同掉入河里。这种意外的事态，当时报纸未敢登载。　　　　
　　　　因袁世凯生前遗嘱，死后要葬到老家洹上村，所以袁世凯的灵柩运往该村入葬。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7节　黎元洪瀛台新主

　　　　黎元洪是袁世凯碗中的一块热豆腐，急吃不得。但袁世凯诡计多端，最终把黎元洪调进北京，并且耐人寻味地将黎元洪安排在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的地方。古瀛台重演了一出“囚禁”的悲剧。　　　　
　　　　当20世纪晨曦微露之际，历经200多年风雨沧桑的大清帝国，正步履蹒跚地走向其历史的尽头。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编练新式军队，企图孤注一掷，垂死挣扎。随着编练新军热潮的逐渐升级，从北方的直隶和南方的武汉有两支陆军精锐脱颖而出。其中的一支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另一支则是张之洞的“南洋新军”。在清廷自1906年以后所举行的历次秋操中，南北两支劲旅在各军中争领风骚，令中外刮目相看。特别是“南洋新军”曾在盛况空前的太湖秋操中，对北军三战三捷，大出风头，威名远扬，被视为新军之冠，而几次临阵指挥的南军统帅正是黎元洪，故此，黎也成了举世公认的“南洋名将”。　　　　
　　　　但事实上，所谓的“南洋名将”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1911年12月1日，清军发起攻击，其中数发炮弹落在都督府院中，硝烟蔽日，烈焰冲天。黎元洪再也顾不得都督的“威严”，慌忙上轿出城，一口气逃出60余里，才停住脚步。　　　　
　　　　尽管如此，当1912年1月1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黎元洪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领湖北都督。　　　　
　　　　但窃国大盗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恼羞成怒，竟恬不知耻地叫嚣：“他们这祥做，将置我于何地？”于是，立即使出其翻云覆雨的招数，下令中断正在进行中的南北议和，使北洋军再次炮轰武昌，来势汹汹，杀气腾腾。　　　　
　　　　孙中山以大局为重，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于2月13日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继任，在辞呈中特别提出要建都南京……　　　　
　　　　袁世凯不愧为乱世奸雄，他深知孙中山之举意在调虎离山，使其不能为所欲为，故借口北方局势不稳，不肯南下，意欲以北京为都。　　　　
　　　　黎元洪在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之后又一次被选为副总统。眼看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