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

宸又调进两个远程炮兵团，加强封锁料罗湾的蒋军炮火，从地面、海上、空中严密封锁，切断金门蒋军的一切补给。在东海舰队彭德清副司令员的指挥下，又击沉蒋舰两艘。至此，运送金门的物资不及平时的5％，金门敌人少粮缺弹，处境日益艰难。　
　　蒋军用运输舰运输的计划破产以后，9月13日，蒋军用中型登陆舰拖带小型登陆艇，登陆舰停在外面，用登陆艇直接抢滩卸载军用物资，此计遭我炮火猛烈打击后失败。　
　　9月14日，蒋军又改用大型运输舰装载水陆两用输送车，在我炮火射程之外泛水，直接抢滩卸载，空投也增加了运输机的架次。此法缓解了金门的急需。台湾当局以为此计可行，于是想继续进行。我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夜间对料罗湾进行零炮射击，以增强全面封锁的效果。从9月16日至9月20日，我炮兵共击伤蒋军运输艇7艘，击沉水陆输送车10余辆，海军击伤其猎潜艇一艘，空军又击落击伤F—86型飞机各一架，封锁效果相当好。金门叫苦，台湾告急，从10月1日起，每日出动运输机120架次之多，昼夜不停地运。我军决定用歼击航空兵，采取“老鹰抓小鸡”的办法，专门打蒋军的运输机。10月3日，国民党空军大白天出动运输机39架，在两批16架F…86型机的掩护下空投。我立即起飞歼击机3批24架在漳州上空牵制敌人的战斗机，另由闽南机场悄悄起飞一个中队在围头东南专门打敌人的运输机。飞行副团长曹明双指挥全中队低空高速进入，实行抵近攻击，一举击落C…46型运输机两架，因此蒋介石亲自下令，停止白天空投。　
　　金门被围困封锁，蒋军三番五次地改变运输方式，但无济于事。时至深秋，台湾海峡风大浪高，海运更加困难。但金门物资奇缺，蒋军只好不惜一切代价加强海运，同时也增加空投架次。根据情况的变化和上级的指示，我远程火炮和新增的海岸炮均阵地前推，增大对料罗湾的火控范围，并在蒋军便于登陆的滩头，设置移动拦阻与不动拦阻的“火墙”，一旦发现海运，立即打炮封锁。　　　
　　第二次“台海危机”：“炮击金门”（4）　　　
　　自9月21日至10月5日，炮兵每天击中的目标，少则30至50个，多则70至80个，整个金门不是阵地中弹起火，就是营区落弹冒烟，装备物资损耗极大，人员亦受到重大伤亡。半个月内，我摧毁蒋军工事241处。蒋军躲不胜躲，防不胜防，军心浮动，士气沮丧，而且物资奇缺，不但大、小二担，就连大、小金门都被我们打瘫了。　
　　石一宸说，我派去大担实地侦察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我接近大担，找敌人的哨兵找不到，便直接摸到连长的坑道里去了。往日见面，他神气得很，这次躺在铺板上有气无力地向我打招呼，他们连糙米都吃不饱，有一股子霉味，饭后他从坑道的低洼处舀了一缸子渗透的水给我喝。他们终日不见太阳，都快成‘白毛女’了。这位连长什么都没说，在那里直摆手……”看来敌人确实被我们打瘫了。　
　　美国人傻眼了　
　　我大规模炮击和封锁金门，给蒋军以沉重打击。蒋介石根据“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要求美国履行条约保护金门、马祖。美国推辞不得，急调他的第七舰队一部，集结于台湾海峡地区。至9月初，美国在台湾海峡已集结各种飞机430余架、舰艇60余艘。　
　　我们已经沉重地打击了金门蒋军，减轻了美国对中东人民革命斗争的压力。中央军委决定从9月4日起，停止炮击3天，以观各方动态。同日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军用船舶和飞机，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大意是美国军队将负责保护金门、马祖。并宣称不承认中国领海12海里的规定。　
　　针对美国的挑衅行为，周恩来总理立即发表时局声明：中国政府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军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美国政府如果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在我停止炮击的3天中，台湾急忙向金门运输补给，并要求美军为其护航。9月7日，蒋海军副司令黎玉玺及美国顾问，率领2艘运输舰、5艘作战舰和美国的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驶进金门海域。11时，运输舰进入料罗湾港口，在金门守军炮轰厦门的掩护下，靠岸卸货。14时45分至19时担任护航的4艘美国军舰侵入金门、厦门的领海线以内活动。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警告。中央军委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决定于9月8日对金门再次进行一次惩罚性打击。8日上午，国民党的2艘运输舰在美舰的掩护下驶向金门，美舰也侵入中国领海内活动。12时43分，我集中42个炮兵营连同所有的海岸炮兵，突然对料罗湾的蒋军舰艇及金门岛上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第3次大规模炮击。美国军舰仓皇撤至料罗湾外12海里处徘徊观望，始终没有向我开炮。当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迎击美舰的准备。如果美舰向我开炮，我立即予以还击。这次炮击持续到18时，我共发射炮弹2万多发。等我停止炮击时，美舰也向东溜走了。　
　　9月11日，美国的4艘军舰，再次掩护蒋军的运输舰、作战舰共11艘驶向金门海域。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再次进行惩罚炮击。14时45分，我以40个炮兵营、6个海岸炮兵连对金门进行第4次炮击。美舰同上次一样，迅速逃往公海。18时，我停止炮击，共发射炮弹2。5万余发。　
　　9月8日、11日的两次炮击，使台湾对金门的运输补给再度发生严重困难。同时，又一次在世人面前揭露了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可耻行径，遭到了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　
　　“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美国人自己套绞索　
　　金门炮战，经过4次大打、83次中打和上千次零炮射击，大小金门被全面封锁，海运与空运连遭失败，蒋军固守金门困难重重，美国也搞得狼狈不堪，进不得，也退不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极力要求美国履行“共同防御”条约，以对付我军。而美国政府则害怕在这里越陷越深，想急于脱身，因而向蒋介石提出了撤退金门、马祖的问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声称：“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岛上驻扎军队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谨慎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立即表态支持杜勒斯的声明。但蒋介石并不同意，他说：“我无接受义务”。双方矛盾逐步加深。看来美国已经自己把一根绞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面对台湾海峡的斗争形势，是解放金门好？还是把金门留下来？从军事上讲，解放金门已不是问题，条件已经成熟。但毛主席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高屋见瓴，提议把金门留下来，以便和美国作斗争。因为当时美国已开始劝说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军，搞“沿海岛屿中立化”。美国企图利用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历史上曾被日本割占的事实，推行“划峡而治”的阴谋，把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毛主席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暂缓收复金、马。　
　　10月5日，毛主席指示福建前线，10月6日、7日，不打炮，蒋军向我打炮，也不还击，观察两天，再作道理。接着中央军委指示：对金门“打而不登，封而不死”。并指出：“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他能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不撤。当然又要使其处于紧张状态，拖住美国不得脱身。在必要时，仍可组织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以利统一解决台、澎、金、马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开始，很多同志不理解，后来经过学习，慢慢地明白了。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次“台海危机”：“炮击金门”（5）　　　
　　10月6日，毛主席亲自撰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抛弃你们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并宣布暂停炮击7天。　
　　停炮期间，金门蒋军赶紧装运物资。可停炮期一到，金门蒋军又紧张起来。我国防部又下命令，再停止炮击两个星期，并告金门蒋军可以无顾虑地补充物资，以利固守。但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　
　　10月18日，美国宣布杜勒斯准备在21日到台湾与蒋介石会谈，美国海军舰艇竟然放肆地入侵金门海域，为蒋军护航。为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中国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我于10月20日16时恢复炮击。杜勒斯提心吊胆地到了台湾，劝说蒋介石从金、马撤军。蒋介石却愤怒地说：“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杜勒斯此行碰了一鼻子灰，他劝说蒋介石撤军的目的是企图托管台湾，进一步制造“两个中国”。这是一个阴谋，幸未得逞。　
　　10月25日，毛主席再次撰写《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情只能是我们中国人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计议”，宣布“逢双日”不打炮，让金门等岛屿“得到充分供应”，“以利你们长期固守”，“一致对外”。　
　　文告的发表，将台湾当局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处境大白于天下。也宣告了中国人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从此，金门炮击战进入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新阶段，成为中外军事史、政治史上的奇观。美国“划峡而治”的分裂图谋被最终挫败。　
　　石一宸将军说：金门炮战已经过去40多年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吃福建的橄榄果一样，值得回味。的确，当年炮击金门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为什么选在8月炮击金门？后来为什么“打而不登”？开始是严密封锁，后来为什么又“封而不死”？炮战后期，为什么打炮前先告诉对方？后来又出了“单日打双日不打”的新鲜事，还有我们实行的“绞索政策”等，当时就有很多人“不懂”。现在恐怕还有人既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如此明确地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日期告知对方，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大概史无前例。我把这段历史讲出来，希望能引起人们去思索。我更希望的是，两岸能尽早实现统一，台海永远和平，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见证两岸风云　　　
　　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1）　　　
　　童小鹏真正参加对台工作是在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后，他作为其中的成员之一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当然，这以前童小鹏也一直关心台湾问题。　
　　童小鹏，福建长汀人。１９３０年，他１６岁时投身革命。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随周恩来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秘书、机要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长、秘书长，中共代表团副秘书长。1947年3月，他回延安后，先后任中央城工部、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秘书长。1958年至1966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初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干校。1973年回中央统战部，1977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82年退居二线，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　
　　童小鹏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的演变十分清楚，回忆起来如数家珍。他先向我介绍50年代的对台形势：　
　　１９５６年以前，我们的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中央军委就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苏联政府也准备为我提供解放台湾的渡海设备。中央以朱总司令的名义，郑重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还成立了由粟裕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积极筹划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以武力阻挠我解放台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使台湾问题复杂化，解放台湾的日程因此被推延。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我们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自己祖国完全统一。1955年1、2月间，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　
　　毛主席在考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毛主席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使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