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419

　　轻装怀马列，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急。
　　云山赋归欤，老骥兮伏枥。
　　只剩一条胳膊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余秋里从舒适的扶手椅上一跃而起，表演他在“文革”期间怎样被红卫兵强迫“坐飞机”。
　　他们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迫使他弯下腰来，并把他的胳膊和断臂同时由身后向上举，就象一架即将起飞的喷气飞机。这是红卫兵的拿手好戏。
　　“比较起来，我的日子还算好过。”余微笑着说，“我没有放弃斗争。我过去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在白区（国民党区）工作过，从未被捕过，也从未写过回忆录。”
　　他们指控他是贺龙的门徒和彭德怀的支持者。他们在他的家中搜了二天，一无所获。后来毛说，余犯过错误，但一直是位好同志，可以改过。于是他的名字便上了一批二保的名单。
　　李先念主席认为自己在“文革”中十分幸运。他没有被“拉下马来”，虽然只差一丁点儿。他“靠了边”，同时受到周恩来和毛本人的保护（　常在别人准备开会批斗他时叫他去开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和包括聂荣臻、叶剑英和陈毅在内的一些将军一道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批评了“文革”。这次会被称为“二月逆流”。与会者被戴上了“小爬虫”（而不是大龙）的帽子。李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一直靠边，这使他没有倒大霉。他说后来在批邓那段时间里他又“靠边”了，这使他不必把邓小平叫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杨成武是长征中飞夺泸定桥担任突击的第四团勇猛的政委。他在“文化革命”令入眩晕的政治斗争中跌了跤。起初他是“文革”的宠儿，取代了他的上司罗瑞卿，出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罗瑞卿则同杨尚昆将军一道“坐飞机”，后来从六层楼的窗户跳下（或被人推下）而致残。
　　杨成武青云直上、当上了党中央候补委员，但很快又成了林彪阴谋的牺牲品而入狱七年。他被指控为反对“文革”，派人去殴打毛的妻子江青。
　　肖华的长征组诗深受周恩来和毛泽东赞赏，但他本人却很快成了“文革”的打击对象，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他曾经受住了两次严峻的打击，可是第三次把他投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他的《长征组歌》也被禁演，整他的人说，他的歌是为了颂扬者红军指挥员们而谱写的（差不多个个都是林彪的对头）。
　　警卫人员十分注意，不许肖华在监狱里吟唱他写的歌。“我只能在心中唱。”他说，“‘四人帮’千方百计要置我和我的歌于死地，但他们未能得逞。”
　　杨尚昆将军的境况与众不同。他蹲监狱的时间比其他长征指挥员都长。在林彪宣布“调查”发现杨从事过“地下”活动后，杨就被抓了起来。“地下”活动的含意是杨尚昆和罗瑞卿及彭真等人一道，一直在策划反毛的军事政变。林彪信誓旦档地说：为此“毛主席已多日睡不好觉了。”
　　杨将军于一九六六年七月被捕，一直关押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们骂他是“黑将军”，在红卫兵的万人群众斗争会上“坐飞机”，说他是俄国特务（　鬼才知道是从哪年到哪年当的特务　），又是美国特务，因为他抗战时期和美国赴延安工作团保持友谊。也许更严重的是，暗中传说他偷录过毛主席的谈话。杨将军未提及“坐飞机”和受折磨。他把那段时间说成是“强迫休息”。可是他的矮小而有才华的夫人李伯钊却被弄去打扫一座六层大楼的厕所，整天爬上爬下跪在地上擦洗，腰和腿都受了损伤。杨和他的妻子失去联系长达九年。李伯钊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在“文革”中受过折磨之后，她的健康一直未能恢复。
　　“但我还是值得庆幸的，”杨将军摇了一下头说，“我家无一人被整死。有些同志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被整死了，他们的孩子被整死或成了残废。”
　　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受过相当的教育，老大现在部队工作。他的女儿被迫下乡。三个孩子都被强制劳动过。
　　他再次强调说：“我是相当幸运的。”一九八四年他七十六岁，强健而矍铄，在中央军委担负着重要的工作，是邓小平的亲密助手。
　　李德于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他与周恩来、周的夫人以及毛的弟弟毛泽民乘坐同一架飞机离开延安回莫斯科。多年来，李德一直试图离开中国，但一九三七年王明回到中国时警告他留下来别走（当时正值斯大林在搞大清洗），李德就打消了走的念头，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甩掉了农民出身的中国老婆，与一位漂亮的上海女演员李莉莲结了婚。周恩来后来答应她可以去莫斯科与李德团聚，可是她一直没有去。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毛泽东在莫斯科时竭力劝斯大林把他杀掉，周恩来和毛泽民都作证反对他。说他的坏话。当代中国史学家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事实是，斯大林不再允许李德过问中国事务。他可能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后即被流放，在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前一直没有露面。他后来突然出现在东柏林，一九七四年去世以前，一直忙于写反华文章。
　　曾经为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陪同毛泽东去莫斯科，这是毛第一次会见斯大林，也是唯—的一次。伍成为中共党内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专家。一九六七年他被当作俄国特务而被捕。他苦笑着说，“同时也把我当作南斯拉夫的特务。”他被关押了八年之久，其中有六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访华时，他仍身陷囹圄，与世隔绝呢。
　　庐山会议结束时，朱德深为感慨地对他的同志们说：“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饭碗里吃过饭？！”
　　一九六七年，紫禁城旁中国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称朱德为“黑司令”。红卫兵抄了他的家。他的夫人康克清被游了街。朱德被指控为“厚颜无耻”地自称是红军的创始人。一九七六年七月，他比毛早两个月离开了人世。
　　胡耀邦在“文革”中的遭遇不算最坏，但受的罪也不少。一九六四年，解除了他团中央负责人的职务，毛派他到陕西去当省委书记。毛说胡“需要做些实际工作”。不到两年，他又回到北京，挨红卫兵批斗，他是所谓的“三胡”之一，他与胡克实和胡启立同是共青团的三个最高负责人。他被隔离至一九七四年。随后可能是由于邓小平的推荐，担任了党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党的总书记。
　　陈毅受攻击时是中国外交部长。疯狂攻击他的红卫兵们实际上图谋夺取外交部的大权，进而整倒周恩来。在一次批斗会上，一群迫害狂嚎叫着把一顶高帽子戴在陈毅头上。陈毅请求准许他赴约去见法国大使。他摘下那顶高帽子，要红卫兵妥为保存：“我肯定还用得着它。”说笑话救不了他，他丢了官，失去了自由，身体也垮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逝世了。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书上说他死于癌症。两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不管医疗结论如何，陈毅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夫妻都是死于被称为“文化革命”的这场瘟疫的。
　　毛身着睡衣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他喃喃地说：“陈毅是个爱国的好人，是位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毛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谁也猜不透。当年陈毅率领将士在瑞金附近的山区活动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断头今日意如何？　…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却无人来吟诵这首诗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头号对象就是他本人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在中南海大院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住宅紧挨着毛泽东的住宅。七月十二日毛畅游长江：刚回到北京，刘即漫步走到毛的房前，想同老邻居谈谈，却被警卫挡在了门外。他又打电话，没人接。刘的住房有一扇窗户对着毛喜欢散步的那条小径。刘坐在窗前，从清晨直至黄昏，等毛出来，但毛一直没从那儿走过。
　　刘少奇有一大家子人。他的儿女被卷入了红卫兵运动的漩涡，没过多久他们便惨遭毒打。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被流放到中缅边境，大儿子在那里死于非命，大女儿则被关进了牛棚。他的二儿子刘允尧被关进监狱。年仅十岁的小女儿也遭到同学的殴打，不准她上学。他的三儿子源源和源源的朋友（　是正受迫害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儿子　）身无分文，想去血库卖血，竞遭到了拒绝。他的三女儿平平也被监禁起来。
　　刘少奇及其家人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罗列起来恐怕能写成—本书。他的子女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北京的《工人日报》于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五日发表了这封信。信很长，但比原信要短得多了。刘的遗孀正在写一本关于刘少奇的书，但只写—九六零年刘在湖南宁乡度过的那四十四天的情况。刘在宁乡的老家距离毛的家乡只有三十多英里。那时刘少奇也正在设法了解农村的情况，对毛的大跃进、公社化等政策的后果进行评价。
　　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试图通过电话和刘少奇及其家人保持联系，后来红卫兵闯进来扯掉了刘的电话。周告诫刘一家不要离开中南海这一受保护的区域。但红卫兵设圈套将刘的妻子王光美骗了出来：他们骗她说，刘平平受重伤已送进医院。在斗争会上，他们给王光美穿上一件衩一直开到臀部的古怪旗袍，并在她的脖子上接了由许多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他们还用小红书（毛的语录）袖打刘少奇的脸，打得他脸颊出血。他们拿走了刘的安眠药，刘只好彻夜不眠，
　　他们把王光美关进丁北京西山的秦城监狱。毛的遗孀江青和“四人帮”成员现在被关在那里。
　　王光美的一项罪名是她的名字中有美国的“美”字，而她的哥哥王光英的名字中有英国的“英”宇，显然她是美国特务。实际上光美这个名字的含意是“光荣之家的美丽妨娘”，而光英的意思是“光荣之家的英杰”，都是非常典雅的传统的中国名字。确实，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努力想把“亚美利加”一词译得讨人喜欢，故译为“美国”，即美丽的国家；把“英格兰”译为英国，即英雄的国家。但对王家来说，这些名字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王光美的父亲曾任中国的外贸部长，王光英出生时他在英国，而王光美出生时他在美国。这样，这些名字才有了这一层微妙的含意。
　　刘少奇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彻夜不眠，耀眼的灯光把他的房间照得雪亮（　而他的妻子却被关在一片黑暗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月，按照林彪的命令，衣衫不整、重病缠身的刘少奇被用飞机押解运送到河南开封，关进了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他被扔在地下室的地上，陷于半昏迷状态。当时他正患着肺炎，而从北京押送他来的看守人员却带着他的药品飞回了北京。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去世了。他躺在水泥地上，数月未理的头发已有一尺多长，口鼻都变了型，嘴角流着血。他的死和死时的情景在多年之后才得到公开的承认。
　　这场苦难开始前不久，正在养病的刘少奇曾对于女们说：“要是马克思能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半真半假地设想马克思正在九天之上俯视着整个世界。
　　刘少奇和他的同志们都未觉察到，俯视着他们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毛。正如毛所写的那样，他冷眼看着全世界，看着大地和海洋。
　　令人费解的是：毛的目光在庐山上为什么变得如此冷峻了？　他为什么要残酷地整起自己长征中的同志而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呢？　长期以来，他们不是一直在共事吗？
　　今天中国没有人能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一位聪明的过来人说，答案也许是因为毛坚信“破”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手段。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毛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曾在杨昌济教授的指导下学过弗雷德里奇·泡尔森的《伦理学》，他在自己的那本书的空白处这样批注道：“我们急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旧世界的毁灭，必将导致新世界的建立。新世界难道不比旧世界更好些吗？”
　　一九二零年，毛潜心攻读佛学哲理，“破”的原则便印入了他的脑海，并扎下了根。他深信“破”本身就是可贵的。
　　参加过长征的中国人都认为“文革”的混乱局面不是偶然的。导演这场运动的正是毛本人。是的，林彪、江青和“四人帮”起了作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