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历史的拐点
赵雍停下来,看着楼缓。
楼缓兴奋地说:“我过去听你提到过这个意思,也想了好久,觉得这个主意有道理。咱们仿照胡人的衣服,也就能学到他们打仗的本领了。我赞成!”
赵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召见*重臣肥义。他对肥义说:“赵氏先祖创下的基业,我们要很好地发扬光大,不但要保卫好我们的国家,而且要开疆辟土才是。为此,我打算下令全国,一律抛弃传统衣冠,改穿胡服,加强骑马射箭的训练,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我知道,一旦这样做,就会遭到强烈反对,上上下下闹翻了。你看怎么办呢?”
肥义要比2000年之后的李鸿章更有眼光和魄力,他说:“我听说,做事迟疑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对自己的行为如果总是疑虑,也不可能成名。你既然决心要移风易俗,就别考虑那些人怎么议论了。凡是要建立大功业的人,从不拘泥于世俗。成就大功业的人,也从不跟成群结队的人磋商。愚昧的人对已经成了的事情尚且愚昧无知,聪明人在事情萌芽的时候就已经看清楚了。愚昧的人安于现实,聪明的人才能瞻望前程。你主意已定,别再犹豫了!”
赵雍高兴地大笑起来,说出了一番颇具叔本华哲学意味的话:“我不疑惑穿胡服这件事,我是有点担心天下人耻笑。唉,你说得对。痴汉子高兴的事情,聪明人替他哀伤;愚蠢人所讥笑的事情,贤明人却仔细地审视它。世上人如果都顺从穿胡服的决定,赵国将会得福。算了!即使全国都反对我,我也这样定了。西北诸胡部落和中山的国土,我一定要得到!”
赵雍得到两个重臣的理解,心里多少有了点底。一天上朝的时候,赵雍竟穿着胡服出来。大臣们见到他短衣窄袖的打扮,一时惊呆了。
赵雍问众大臣,新的打扮怎么样。大臣们觉得这件事未免太丢脸了,没有人吭声。赵雍环望一周,他的叔叔公子成没有来,心里立刻明白了。原来公子成听说赵雍要改穿胡服,认为是奇耻大辱,干脆称病不上朝。
服装激辩(1)
反对的情绪在德高望重的皇族前辈——赵雍的叔叔公子成身上集中表现出来了。守旧势力自然奉公子成为首,坚决抵制胡服。
赵雍先是派了侄子王绁前往公子成家里,做说服工作。
王绁拜见了公子成,对他说:“大王已经穿上了胡服,多么希望您和他一起穿胡服会见群臣啊。在家里顺从父母,在朝廷顺从君主,这是古今的准则。现在,叔父大人不肯更换胡服,大王担心天下人将会议论纷纷。改穿胡服的目的,不是为了换个花样娱乐消遣,而是为了迎接艰苦的战斗,建立救国救民的不朽功业。我听说过,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是好的行为。任何一项事业,有皇亲国戚鼎力相助,就一定能够成功。大王想仰仗您的支持,来完成胡服骑射的伟大事业,恳求您改穿胡服吧!”
公子成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知道君主改穿了胡服,恰好我有病在身,不能行动,因此没有去朝拜。现在国王派了你来,我正好也有话说。我听说中国是聪明才智的人居住的地方,是万物财宝聚集的地方,是圣人推行教化的地方,是仁义道德的地方,是最讲究诗书礼乐的地方,是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方,也是远方外国最向往的地方,是蛮夷作为楷模的地方。现在大王舍弃这一切,却效法蛮夷,穿他们的衣服,习他们的战法,改变传统文化,违背固有风俗,远离中国习惯,已经激起百姓的愤怒。这是一种叛逆行为,愿大王三思。”
王绁无功而返,回报赵雍。赵雍叹道:“我知道叔叔不是真病了,他害的是政治病。”于是,赵雍亲自出马,到公子成家探望,亲自做细致的说服工作。
赵雍对公子成说:“穿衣服是为了保护身体和实用,讲究礼仪是为了有利于事业成功。圣人因地制宜制定礼节,是为了方便国人有利国家。南越的风俗是什么呢?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在身上和胳臂上刺上花纹,衣服大襟开在左边(传统中国服装大襟开在右边)。吴国的风俗是什么呢?把牙齿染黑,额上刺花纹,用鱼皮做帽子,用粗针粗线缝纫。各地风俗虽然不同,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做事利落。这些例子说明,背景不一样,使用工具也不一样;面对的困难不一样,制度也会有差别。”
赵雍看公子成默不作声,又接着说:“这就告诉我们,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就要去做,不能僵化固执。不同区域的服装变化很多,就算是圣人也不能使他们完全统一。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不要忙着否定它,要看看它有什么道理,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如今叔叔坚持的,是固守传统;我所追求的,是要发扬传统。我们赵国,东有黄河、漳河,虽然与齐国、中山处于同一流域,却不擅长水战。从恒山到上党,东边有燕国、东胡,西边有楼烦、秦国和韩国。这些边界地带的部队,使用的是传统武器,缺乏现代化骑射装备,怎么保卫国家?所以,我要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第一是建立水军,严密防守黄河。第二改组陆军,穿上胡人那种利于作战的紧身服装,练习骑射。这样,就可以保卫上党,平定中山。”
赵雍最后又警告道:“现在叔叔为了固守习俗,违背了赵国先祖要我们保卫和拓展国家的遗训,而且忘记了我们至今还屡屡被人侵略的耻辱,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这里介绍的只是谈话要点,实际上当时的辩论进行了整整一天。一天下来,公子成被说服了。他终于接受了赵雍的决定,第二天就穿着胡服上朝。赵雍于是下令全国改穿胡服。
但是,反对的浪潮并未完全平息。皇室贵族赵文、赵造、赵俊、赵燕等人又出来阻拦改穿胡服。这大概就是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了——传统决不可改变,否则跟你纠缠个没完。
限于篇幅,不再列举诸位的反对理由。总之,少不得赵雍又一一做工作,劝告他们说:“拿古代学说衡量今天的人,不懂得形势变化。效法古代的规则,不可能治理现代。”说到后来,赵雍实在口干舌燥,简直要昏过去了,不得不大叫一声:“传统那玩意儿,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世界,你们怎么这样不通达?”赵雍气急了,要治赵燕的罪,吓得赵燕赶快穿上胡服。
服装激辩(2)
在赵雍严厉警告下,保守势力退缩了。
改穿“西服”是历史转折点
赵军改穿“西服”并加以训练之后,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公元前306年,即改穿“西服”之后第二年,赵雍就率领着新军——现代化骑射部队,向西出击。几年之内,征服了位于内蒙古中部的楼烦和更远的林胡部落,解决了长期困扰赵国的胡族侵扰问题。赵雍在北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开发了边地。接着又在北方修筑长城,派军队防守,实行民族和睦政策,巩固了北方边疆。
从公元前305年起,赵雍又向中山国开战,几年之内灭亡了中山,使赵国合为一体。10年左右,赵国国土扩张了两倍,兵强马壮,成了能够与秦国抗衡的举足轻重的强国。
梁启超曾说,商周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世为中原之患。能够有力抵御并取得胜利的,仅有赵武灵王、汉武帝等四人。梁先生甚至称赵雍是黄帝以后第一人,这个评价表明赵雍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赵雍改穿“西服”之后,胡服的优点日益被中原地区民众接受。赵雍倡导的胡服骑射对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方式影响甚巨。在此之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一般都采用马拉车。胡服骑射之后,中原的骑兵发展起来,兵车时代转型为骑兵时代,马也渐渐用于骑乘。这就加强了各地区的往来,促进了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所以,赵雍改穿“西服”,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可惜的是,赵雍的雄心壮志,因为选拔接班人出了差错,尽付东流。不但事业全付之东流,还搭上了一条性命。赵雍因为宠爱妃子吴娃,就废掉了早先已经确立的太子赵章,立吴娃所生的儿子赵何为太子,并于公元前299年传位给赵何,赵雍自己成为太上皇。这一切当然引起赵章极度不满。公元前295年,赵章发动叛乱,赵雍在离邯郸不远的沙丘宫被围饿死,赵章也在混乱中被杀。赵国人亡政息,逐渐衰落,最终在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灭。
2500年之后,在亚欧交界处的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赵雍,这就是凯末尔,他建立了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推行“胡服骑射”——淘汰传统衣冠(宣布戴土耳其帽是违法犯罪),改穿西服;淘汰古老武器,重组军队。他还废掉了学起来比较困难的*文字,改用罗马拼音。凯末尔的改革使土耳其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时隔古今,地别东西,两位改革人物却同为国家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凯末尔的魄力大到难以想象,而赵雍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没有被传统力量绊倒,反而挑战成功的君主。
贵族里的孤寒
假如有一个地方,把人和牛羊关在一个栏里,随便买卖,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你觉得如何?无疑这是非常残酷的制度。
假如一个人上台,下令不准买卖奴隶,这是不是改革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命令朝着*方向前进了一步。
可是,下了这个命令的王莽,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
2000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论不休,闹得面红耳赤。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王莽篡位》讥刺袁世凯。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正统观念的影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
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应该替他申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莽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公元前45年,古罗马恺撒大帝经过东征西杀,摆平了战场上所有对手,凯旋回到罗马。此际,他的声誉达到顶峰。罗马*院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恺撒以战利品的形式,给他的士兵分配了土地和金钱。其中分配土地最引人注目。因为长期以来,罗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为了解决土地过度兼并问题,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这和王莽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这一年,正是中国西汉汉元帝初元四年,王莽出生。
王莽生在一个显贵的外戚家族。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皇后,但不受宠。王莽14岁的时候,元帝去世,王政君的儿子刘继位,是为汉成帝。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王家立马显赫起来。成帝登基没几个月,王莽的五个叔叔就在同一天被封为侯(仅次于王的贵族爵位),此事打破历朝纪录。“五侯之家”权倾朝野,位极人臣,*丛生。《资治通鉴》说:“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王家子弟个个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但王莽却例外。他父亲王曼很早就去世了。孤儿寡母,没有享受到封侯待遇。王莽一家在王氏家族中被边缘化了。
一位作家曾略带浪漫地描写了王莽幼年的困境:
一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站在墙角,因为大司马(总理级)王凤家门口已被拜年的车马围了个水泄不通。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篮子里是一份贺礼:一坛宛城名酒。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钻到守门人面前:“我叫王莽,是大司马的亲侄子。”
守门人打量打量这个孩子,不屑地说:“是吗?大司马没空见你!”
“我真是大司马的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送礼,那时看门的不是你。”说着举起篮子。
守门人看了看篮子,哈哈大笑:“说瞎话不带脸红,你有事以后再来吧!”
孩子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啪”地把篮子摔在地上,一转身跑了。
王门新秀
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如果遭到歧视和压力,更能激发他拼搏上进的竞争欲望,王莽正是如此。
像所有的单亲妈妈一样,王莽的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母亲把王莽送到著名学者陈参门下学习儒家经典,她要王莽争口气,在学业上出人头地。王莽果然不负母望,小小年纪,就抑制着贪玩的冲动,勤奋钻研,在佶屈聱牙的文字迷宫中苦苦探寻,一点一滴增加理解。他对母亲至为孝顺,对同学和朋友出手慷慨,对老师十分尊重。每次去见老师,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更衣,带上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