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康生同志讲话　
　　我同意周总理的讲话，根本的问题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同学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特别是这个时候，应该照毛主席指示到工厂、农村、科学战线上进行革命，这也就是说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去锻炼自己的思想。刚才有的同志递纸条，看到同学们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响应党中央、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号召，希望你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闯，去锻炼，去结合。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造反派组成阶级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胜利！　
　　周总理讲话　
　　让我们六五年毕业同学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全国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实习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1967　年　1　月　14　日）　146）　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　

　　周恩来　
　　1967。01。14　
　　〖地点：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云南各战线赴京革命造反派出席。〗　
　　……　
　　就因为出了这事情，情况就变了，七日没进入军区，八日阎红彦就搬到西山小×上自杀了，可耻的叛徒。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责成省委、军区进行调查，要有新材料要向中央、军区报告。　147）　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1。14　
　　早就想开各区，省委书记的会，是林彪同志叫我做的，总抽不出功夫，现在力争争取主动，究竟什么时候争取到，不好预计，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够，思想不通，思想对立着，有的立场对立着，中央各部委、各口、各部、地方大区、省市思想跟不上，认识一下赶不上来，现在是情绪抵触，有的还站在对立的立场，不执行无产阶级路线，后两种情况多过前一种（前一种是执行正确的路线，后两种是情绪抵触立场不对）这种情况就很被动，江苏情况好一些，常熟最惨了，江华到上海养病，李井泉也到上海，刚才是内部情况，我只是概括地说了。　
　　这个形势大好，特别是上海文汇报比解放日报好，文汇报评论中有四个特点，确实是如此。因为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五月通知起，杭州四月会议，北京五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发表，那是内部的通知，那时就说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这话现在还有效，到现在还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主席有预见，我们也太落后了，参加革命卅年的，四十年的，在社会主义最高的阶段，不能过社会主义关了，值得深思，不怨天、不尤人，许多人在大半年前在主席面前就讲过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怎么现在还是跟不上呢？的确是个新问题。列宁斯大林没有通过这一关，马克思不负这个责任，巴黎公社是第一次演习，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我们离毛主席这么近，但是又离得这么远，这就很得想一想了。　
　　彭、罗、陆、杨揪出来以后，文化大革命几个主要的方面都和他们有关。头一个阶段拿他们作反面教员，他们是反党集团。各省市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林彪同志说，我们有些同志头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主席问大家，如果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大家敢不敢造反？靠军队，他们也可以掌握军队。我们听了许多，当耳边风过去了，有些人也许以为是主席百年以后的事，不是眼前的事。主席说了，就是在想，吴晗罢官，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影子。主席要点名，彭真当耳边风，主席到上海组织力量，姚文元的文章是这样出来的，当时主席指出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跟着走，这样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当时刘、邓在场，吴晗为代表，彭真当耳边风，雪峰是认真了的，当时就感到彭真认识上有距离，我把雪峰的话告诉了彭真（当时内部问题），雪峰看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这个问题，雪峰批判彭真是积极的，但同样执行了刘邓路线，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北京市委现在还瘫痪，为什么，就是因为看得不深、跟得不紧。　
　　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的领导，下面跟着作了怎么办？也向我讲过。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谢富治同志能看出问题，敢于说话，过去向邓小平提过意见，也提得最早，各级干部要注意观察领导，群众也是观察领导，各级领导如不互相观察，互相帮助，有的领导同志情绪还在抵触，甚至还在对立，这是主席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反复循环，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能够在亿万人民的考验中，经得住风浪，受得住考验，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这是前阶段总的情况。　
　　这一起来就遇到了抵抗，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这一条路线的根源，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不仅是　1962　年，还有更远更远的根源，主席在前十条、廿三条中都讲哲学，大家不去学习，还说什么执行了没有？实际上都执行了，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那一个省没有执行呢？如李葆华现在很被动，中央工作会议上没听他说像样的话。李葆华，大家知道还是比较老实的。凡是不承认的，大区和省就很被动，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说了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家抓这个稻草，这样就更被动。对大区来说，任穷同志在，刘澜涛在，其他也有人在，大区负责人是三、四、六月都去见主席的，都是卅年，四十年以上的干部了，加上内战，四十多年了，为什么毛主席这样的说，我们都违反了？刘邓一说我们就执行了？是毛泽东思想太少了。尽管你主观上不是反党，彭罗陆杨是反党的。消灭私字，层层关口，看你过去过不去，不进则退，退了就落后就掉队，群众对刘邓很气愤，可以理解。我们不光是愤慨，还有我们自己，除有宗派关系的以外，一般都有思想上的共同性。六、七月你不得不承认，群众揭发是个侧面，但是他这个侧面是能站得住脚的，十一中全会一开，冷冷清清的局面一转变，马上轰轰烈烈起来，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大家陷入了被动。受压抑后，很快起来了，这就是社会革命真正的考验，所有制问题解决了，这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许多旧的东西，这都是生长修正主义的基础，可以说，搞不好中国必出修正主义，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这个因素，这不是耸人听闻的，主席在天安门上讲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了，大有希望。　
　　我说的是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各部、各省市没有一个过了关的，原来说中联部好点，实际上王稼祥、邓小平都有问题，对马来亚党比对父子党还严重，非常严重，比斯大林严重得多，但并没有触及灵魂，如妇联又揪出康克清，总工会搞得最晚，搞得最凶，现在中央各部无一例外，直接冲到国务院了，各位副总理要做精神准备。中央不比各省好过，你们来中央是休息，我们可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休息。旧东西在脑子里总是有，应当彻底清除掉。　
　　地方许多领导同志思想不通，八九两个月是这样，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开始不通，后来似乎通了，但好多问题没有揭发，山西未揭发，天津已揭开，内蒙已揭开了，但未解决，北京已瘫痪了，各单位的底子我们不很清楚。现在人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可以开会，京西饭店有危险，北京饭店又有人要接管，广大人民和解放军是可以信的。但是，有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十一中全会后，华北局觉得不好，彭真搞的乱子，新市委承担，说话不灵，就是没有一个依靠的力量，当然不会有大问题，十月工作会议表现出来的，华北如此，别的区域也是一样。陈伯达同志谈得比较尖锐，林彪同志语重心长，是领导同志谈法，大家应结合起来理解，和刘邓有共同的思想，用反动路线去抵抗运动，但又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更严重，所以非提出批判反动路线不可。群众运动决不因为我们阻挡就不前进，滚滚洪流是一直向前的。　
　　十二月发表两个十条，十条就是支持和迎接革命的洪流冲向工矿企业单位，冲向农村。中层干部是否通了，现在还在观察，（地县现在根本没通）烧到他本身怎么办，宋任穷，本机关就闹得他混不下去了，这也是一个典型。两个十条迎接这个高潮，现在这个高潮已经起来了。如果军队，公安已通过反对经济主义，广播电台机关的也要出来，如左派工作做得好秩序就会好一些，军队要做好准备，现在不要出动，一旦某一方面领导权被坏人夺去搞很反动的东西，那时就要用军队来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只要方向对，有点小乱不要紧，十六条有些东西现在跟不上去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已超过了原来的设想，摆在面前的是迎上前去，因势利导，不要抵触，更不要对立，要象迎接钱塘江大潮一样。鲁迅是彷徨了一段，一九三○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上海的紧急通告，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主席先读了，主席抓住了，这又是一个新的信号，挑起这个反扑是冲向社会以后，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不甘心失败就抵抗，有的是直接破坏，有的是指使各级的领导，必须进行全面的总攻击，全面的总进攻。　
　　我们的领导，跟不上的，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很对立的，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怎么办？我们解剖两个麻雀给大家做例子，一个是部门的，一个是地区的，部门的例如石油部，根据主席指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石油部，在这个情况下骄傲了，固步自封了。石油部的成绩，首先归功于中央、主席的领导，第二归功于大庆全体职工的努力。当然不能否定石油部本身的领导作用，这才合乎实际。前五年比任何企业搞得都好，后来骄傲情绪增长，这里也夹杂着薄一波、李运昌故意为难，余秋里调小计委后，计划工作成绩大，很放心。大庆油田外边去的红卫兵冲不进去，本身职工要革命，也压得很厉害，整个工委陷进去了，执行错误路线，一冲倒后，全部瘫痪，由右变“左”，七万多职工，有一万多出来搞串联了，过去很少超支，现在超支很大，势必走到自己的反面，大庆油田栽这个跟斗也有好处，压得厉害，也就反得坚决，冲击力大，革命可能彻底一些，王铁人变成了造反派的头头，希望他们能在抓革命、促生产上走在前面，还可能后来居上，　32111　钻井队就是后来居上，石油部转变得好，可能转变得快一些，对石油部不能采取对吕正操、武竞天的办法，对彭罗陆杨斗得太多并不利，罢官的休息了，停职反省也是睡大觉，吕正操一直是自由出入于铁道部，对吕正操撤职留用，三个月为期，带罪立功，以观后效，铁道部造反派组织了监督管理委员会。　
　　再解剖一个云南，原来估计云南比四川好点，整个西南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西藏怎么样，西藏以军队为主，可能好点。云南最近出了一件事，是想避开也不行的，就是因为云南省委对李井泉不满，但是不是站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