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义道路当权派，也会夺权，当时上海出现了接管风，这确是人民的要求，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只能因势利导。当时我们曾说过，除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也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书面的没有这样提。《红旗》三期社论毛主席亲自看过改过，经过讨论，毛主席说还是原来范围，否则各单位都是执行反动路线。各个单位也都容易安上，面就会扩大。造反派对这一类话，也不愿意传。　
　　前些日子，三司写的《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夺私权，比《红旗》三期还深刻。三司又写了一篇关于团结革命干部的文章，很好。我们推荐到《光明日报》上，也广播了。什么算顽固，界限也没有定，在社论第三段毛主席改过很多，即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不是屡教不改的，也应该允许改正。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了改就好嘛。有什么证明，不是　57　年的右派帽子就摘了不少吗？屡教不改，三次就不好了。对于杜向光我就采取了三次，他就决心与你对抗了，这点算礼尚往来了。　
　　毛主席说：“打仗必须退三舍”我们允许他们改。你们会听我们宣布的。吕正操、武竟天、就是撤职留用，将功赎罪，限期观察，以观后效。听说铁道部造反派让他半天扫茅厕，半天检讨，就无法考察，以观后效。给一定适当劳动很好，对改造思想有好处，不能老是劳动，缩小打击面，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这是毛主席一贯战略思想。夺权斗争对领导有改造任务。所以不反对每个部都夺权，这使各部都动起来，锻炼你们。但监督业务，不能成为妨碍业务。财政部连下达任务都不执行了。杜向光参加造反派，但这样的造反派我们不放心。你们国防工业更懂得了，监督业务，也必须十分谨慎。但据了解，各部监督都超过了范围。例如外交部，现在办文很快，但不深刻，不能分析，外交文件质量下降了，对国际影响很大。被动了。各单位夺权幅度也不同，彼此联系也不好办。我们打电话找各部部长就困难了。所以说监督业务要有分寸，不然业务就不灵了。　
　　夺权要走向革命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处、科长），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互相制约，这是无产阶级的制约，民主集中制的运用，毛主席说过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监督办法，现在解决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面，监督一、二件事还可以，但是监督日常政治生活不行。机关中采取上、中、下三结合，就实行了监督，这样就必须使部、司、局长、科长一级干部，要使他们有职有权，但不是一概而论。一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执行错误，不是提出的人，要轻一些了，而执行的人越往下越轻，有的地方越往下越严，因为与群众有直接关系。一般的执行错误路线检查二、三次就够了，不要总是揪住不放，使干部和群众对立，就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当时我们长征时，经过草地，四方面军的头子张国焘，他反对毛主席领导，与中央闹别扭，建立第二中央，他还袭击我们，毛主席与兄弟单位不发生任何冲突，继续做工作，第二年，三个方面军就会合了。　1937　年就批判张国焘，他搞分裂，陕北整风时，罗瑞卿对四方面军搞人人过关，一次检讨不够，总是检讨不深刻，把这些干部搞得灰溜溜的，毛主席和干部谈话，发现了马上就到抗大做报告，批评罗瑞卿的做法是错误的。毛主席还一再说，自己没有过问这方面的工作，张国焘路线以他为代表，就批判他一个人，其他同志受蒙蔽，只要改了就行了，一下子就解放了大批干部，主席去年见到四方面军的同志，还在说这件事。这是主席的方针，只追首，不追从，后来张国焘逃跑时只有他一个人，连他的警卫员都不跟他去，这就是干部政策的伟大胜利，这段党史应该好好学习学习，执行的人检查，我们不能老说不够，不够，这就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抗日战争打过好几仗，所以整风后，全国团结，走向胜利，不是那么容易，这很值得注意。这次有二个月，我们对干部还这样下去，我们就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了，这样做下去，就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对干部批判有的地方还是这样，我看了很难过，不怪年青同志，我如果不把这件事告诉你们，你们再不断斗争，无休止检讨，这不行了，一个人检讨的确一下子不能深刻，一轰就不行了？隔一段时间，冷静了，检查又深刻了。现在斗争方式已经发展到如此：打人、挂牌、游街，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我们对溥仪没有用刑，把他改造了，把末找皇帝改造了，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奇迹，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用这种方法呢？这是不好的作风，不能让年青人也这样做。三座门有的把照片，漫画贴在街上，马上传到香港、东京、莫斯科，传到全世界，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三座门贴的低级的大字报，我不愿意看，我们无产阶级斗争是光明正大，是政治斗争，不能搞黄色低级的东西，街上标语是“砸烂×××狗头”什么狗头？人头嘛！当然罗！总得搞的轰轰烈烈，机关干部水平应该高一些嘛　1　
　　对干部要区别对待，贵州文件上就有五种。例如梁膺庸是叛徒，把他抓起来了。对另外一种如杜向光，暂时隔离反省，过了几天反省好，就不一定严格处分。有些临时采取一些措施，这是一类，这是极少数；第二要罢些官的，有的不能做事的，很少，有的撤职留用，考察一段时间；第三停职留用，在工作中考察，这一般是少数；第四监督留用；第五留用，这是多数。还要提一批，提到处科级、司局长甚至领导岗位，这是革命需要，还不少，把新生力量提上来，这是运动后期要实现的，在夺权斗争中也可以适当进行。抓极少数，罢极少数，调一些，留多数，提一批。这对于三结合，改造领导，改造业务有好处。这是设想，还未形成文件，这是监督业务所发生的。这所以要说给你们听，一是使你们心里有数，想试试后再形成文件。这是监督业务所发生的问题。当然每个造反派可把你们对领导的意见提上来。领导参加造反问题，以群众为基础，逐步吸收“长”字号，不一定发展很多。这对造反派组织有好处。　
　　造反派在政治上占优势，大方向是对的，当然不可避免犯些错误，保守派逐渐缩小，现在面临着造反派由政治上优势转为组织上占优势。到了组织优势就成为多数了，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你们内部问题就来了，就有左、中、右各种思潮。过去你们在外是积极的，他们是保守甚至偏右的，现在还包含到你们内部来了，有时就会出现右的。极左，形“左”实右的东西，要注意。　
　　对你们部的各级领导可以提出意见，交上处理，在这以前，最好你们不开大会进行判决，这给党中央，国务院造成被动，现在你们不是一派，又是半党政（指领导文化大革命权），最高权在中央，国务院你们这要承认。对于定性问题，对于党籍问题，要后期处理，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三机部代表请示总理几个问题。　
　　一、部的夺权三结合怎么体现？　
　　总理：部的领导三结合是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群众三结合。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　
　　二、夺部的权以部内为主体怎么解释？　
　　总理：以部内本单位造反派为主，而不是本系统。外面来的要回去闹革命，京外不能参加。在京的要是直属单位，工厂要考虑。（聂副总理插话：在京工厂参加了，那么天津工厂也要来参加了，部本是部内来夺权，三机部还有很多厂，这一个厂夺了那一部分不承认，再夺，那夺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你们考虑。　
　　三、在京单位联合起来，到部内去点火，起了促进作用。　
　　总理：对，起了促进作用，以部内造反派为主，共同夺部的权。为主的是部内造反派，成立象个革命委员会呀，北京直属单位由少数人参加，但不是学校。如机关造反派欢迎，学校如有个别人参加，那就要离开学校了。　202）　周恩来李先念对财贸系统各部司局长以上干部的讲话　

　　周恩来　李先念　
　　1967。02。18　
　　周总理讲话　
　　昨天同各部的造反派谈了一次，八个单位，加三个财贸院校以及粮食研究所。一般谈的还好。我们首先在财经战线上试点，提倡造反派实行联合，首先成立了北京的联络站。也曾想要联络站派些人到全国各地去，已经派了一些是我们同意的罗，去作些调查研究，了解一些财贸单位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我们也开过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运动现在已经发展到夺权阶段，强调夺权问题，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思想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林彪同志去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很清楚。这一场革命的任务，不是一个短时期，而是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才能解决的。我们夺取政权，又进行经济的，政治的革命，文化上思想上的革命，这个革命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从来没有搞过的，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们建国十七年之后，亲自领导我们发动了这一场伟大的革命。全国几万万人都发动起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场革命中都有两重性，我们既要争取做一个革命的动力。但是，必不可免的还有另一方面，又要做革命的对象，要破旧立新。不能光站在指挥位置上去指挥别人。这场革命的广度，深度，都是不可比的。它要把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统统冲洗掉，但这个革命有一项主要任务，这就是从我们解放战争结束以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继续。尽管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们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用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扫平蒋介石的军队，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接管了全国政权，那里敌人的军队被扫平了，就在那里接管政权，不是每处都是人民自下而上发动起来自己去打江山。这样，革命的深度就不够，政权也不够巩固。尽管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同于国民党。有许多国民党反动政权人员我们都包下了，这种包下来的方式，在当时的好处就是和平解放，减少一些战争的损失，但许多旧社会的东西也都一起包下来了。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武装斗争结束后的土改，大体上和平土改的性质多，激烈的阶级斗争，比战争时期缓和得多了。解放战争以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比如，解放初期的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等等斗争，到一九六三年后，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是夺权斗争的继续，都是为了把占据领导地位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无论是从思想上清除，还是从组织上清除，但这些都是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重点都是由上而下地领导发动，唯有这一次是在过去历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在国内形势很有利的情况下，发动了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运动，是有领导的，但是，高度集中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四大民主，把宪法上规定的几项权利真正的兑现了，的确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正因为是高度集中的领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走社会主义道路，按十六条办事，这些都是些大的原则，大的方向，实行四大民主，波及面广，各方面的触动很大，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目标广、来势猛，但各级领导在精神上一般的都没有准备，正象毛主席批评的很不理解，很不理解就很不认真了，很不得力了。彭、陆、罗、杨被揪出来了，来的很猛，一九六五年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个信号，到十二月罗瑞卿被揪出来了。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提到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我们不仅要夺取政权，还要巩固、保卫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政权，防止我们的头糊里糊涂的丢掉了，这就给我们敲了警钟。就在这个会议后，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群众马上就发动起来了。但就在这时，领导上却与此相反，出现了刘、邓路线，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维持旧的统治秩序，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完全相反，在五十多天，不到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