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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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党组织都要恢复工作。今天讲过了,党组开会可以请他们参加。陈洁同志,你的电话安起来没有?(陈答:没有)要他们安起来,已经交代了嘛,为什么还不安呢?大家工作要有勇气,要有干劲,要从大的方面去想,不搞修正主义,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千秋万代扎根,这是大事。对干部要求严格是应该的,批评起来有些过分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党内斗争也有时脑袋一热就说过头话,一九三五年我批评薄一波就很尖锐,说过了头,毛主席批评我是大炮,批评的对吗?那话拿到一九六六年就对了。(有人提现在还不让开会,不叫两个人在一起谈话,不让看文件,二、四、六还要送大字报等)要你们大鸣大放十天也放不完,我知道你们的情绪要看大方向,要看大局,不要看几个人的小局斗争方法方式不对,总理批评的很严格,不过老是交代政策,恐怕群众也起不来了。要他们纠正错误也要有一个过程嘛!一点一点提高就改了。没有什么了不起。
杜向光的表现是对抗中央,过去未察觉,对他是信任的,二月七日那一天见面,他开始就向我读一段语录,来势很猛啊!这时我才开始引起警惕,既然是个野心家,抵抗中央的指示,拒绝执行总理的命令,把造反派的方向搞错了,不对头,这种行为当然不能允许了。所以当场逮捕,要他隔离反省,检讨再看看还有希望没有。杨树根同志来了没有?(杨说:来了)明天派一个人去一下子,要他检讨!王学明贴了我十三张大字报,我都交给总理了,说什么我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有那么几条确有其事,但给夸大了,有几条就全是捕风捉影,我对何畏总是老保,这次他要不是对姚依林拿出四十八条,我还不死心哩!过去看错了。他为了保自己,反动得很。
大家要同真正的左派好好合作。 203) 周恩来给对外文委和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的电话指示
周恩来
1967。02。21
〖二月廿一日晚陈总秘书杜易打电话给对外文委值班室,传达了总理的指示。〗
陈毅副总理向总理汇报了你们(指二外红卫兵、联队代表、井冈山代表)汇报的情况,总理同意你们提出的三个人(周一萍,陈忠经,楚图南)可以搞“三结合”成立夺权委员会,他们不要做主任,付主任,可以做常委,管业务。你们可以搞一个初步意见汇报给陈总,成立监督小组,监督业务,他们自己不能监督自己。
宋一平、王布云的情况如何?宋一平过一段时间还要回来。
(按:宋一平于二月二日被武汉造反派揪走,王布云被石家庄造反派揪走) 204) 周恩来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2。26
〖周总理接见委员会全体同志时,除对《中建》杂志的编辑方针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外,总理还对外文局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重要指示。总理非常关心外文局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他详细了解了外文局所属的单位,出版多少杂志,每个杂志多少文版;有几个战斗组织,每个组织多少人等,总理十分关心我局的夺权斗争,总理边听我们汇报,边作了重要指示。我们向总理汇报了目前局内两种意见的争论。〗
总理说:只要不是保字派就联合嘛,组织一个“三结合”的组织。有符合局长条件的也可以提两个嘛。总理还问到:你们造反派组织,没有吸收领导干部参加吗?
我们回答:我们认为“长”字号的多数偏于保守。所以一般没有争取他们参加。总理说,那是思想上的保守的保字嘛,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两回事,他们不是派工作组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对上边都要火烧一烧,炮轰一轰,没有考虑用多大口径的炮,面宽了一些,还是要用阶级分析,真正的革命的“长”字号,也可以参加造反组织。
我们提到外文局能不能夺权?我们夺得对不对?总理说,当时是连锁反应。党中央,中央各部不能夺权。中央各部夺权主要指的是监督业务。但中央只有几个部管住了,如外交部、国家科委不同,张本同志本来就是领导干部,是自上而下地扩大队伍。
接见时在场的有外办的同志,他们反映,他们内部起来夺权了。总理说,夺运动权早就说了,外办的权不能夺。要夺权,我们就把它的大权收回中央,你们就没事干了。
我们问总理,外文局夺权报了国务院,怎么还没有批,罗俊我们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罢了他的官。
总理说:官总是要罢一些的,你们当然可以这样了,夺权的单位很多,中央还得一个一个地解决,批了就起连锁反应,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要以本单位为主。到底哪几个单位需要夺呢?不能现在批,现在事情很忙。
现在许多同志都没过关,外办的我还得管。有的单位还挖旧帐。总理又说,不用阶级立场来分析,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不对的。我讲这句话,是说你们对局级、中层干部要好好审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凶的,不负直接责任的,那些是需要留的,那些是需要保的,那些是要罢的,你们心中要有数,让群众展开讨论。过去那种不让干部检查,只提问题,就无法亮相,没有给他们机会,如他们愿意亮相,应该给他们机会,一次不行,两次,不然业务不能领导,革命也不能深入。斗争还要深入,进行斗批改。
说到对待干部问题时,总理说,当然,每个单位要换一些人,运动总要罢一些,调一些,撤一些,留一些,提升一些。总理又提到现在夺权不是权力机关,是监督。广播事业局夺了权,三个月了,本来想要它做典型,又没有搞好。新华社也不行,现在由王唯真在主持。电台每天要广播,新华社每天要出消息,杂志可以脱期,但也不能太长,长了人家就不订了,我们总想解剖麻雀。
关于局文革筹委会。总理说,原来设想领导抓业务,文革抓运动,后来红卫兵起来冲击了文革。以后,各革命组织起来后,文革就不灵了,有的自行消亡,有的宣布解散。你们的文革很特殊啊,多数部,文革起了作用的有,没起作用的也有,到批判反动路线时,各革命组织产生时,文革就不起作用了。到了造反派占优势时,文革就更不起作用了。造反派要夺权,就是要夺文化革命大权。文革的发展受到冲击,到两条路线斗争时就转入了分化,凡是“长”字号都是保守,执行反动路线的都不要。如果不作阶级分析,就不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批判时亮相不够,以后就成了对立面。到了夺权时就靠边了。但是我还是提议对业务要监督。其实,地质部、化工部……早就打破了,超越了这界限。现在组成“三结合”,实行对业务监督,改组业务组织。每个部都有不称职的人。外文局总可以找出一个两个局级干部,与下面业务单位(指业务办公室行政办公室等)进行结合。外文局可以试试。这次夺权斗争也有一定困难。
当我们提出,有些同志认为解散文革是违反十六条时,总理说:十六条早就被突破了,红卫兵组织,革命造反组织,“四大”变成“五大”(加大串连),就是突破了十六条。对筹委会,大家可以协商嘛,学校早就没有文革了。
总理同意让文革筹委会常委可以参加协商建立“三结合”机构──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委员 会,监督业务,领导运动。然后,文革筹委会解散。
我们问总理,如果有的同志不承认这次夺权,坚持推倒重来怎么办?
总理回答说: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实、加强,也可以改组嘛!红旗战斗兵团可以吸收进来。
关于外文局改名问题。我们向总理报告,外文局已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外文书刊公社”。总理说,“公社”这个名字中央已发通知不用了。上海也去信了,他们已经开了会,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了。
总理说,建立革命委员会,对革命实行领导,对业务实行监督,我是这样想的。
当我们提到撤消总编室,可否建立“毛泽东思想宣传小组”时,总理说,对主席思想应该是尊严的,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不能什么地方都用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如果那样就泛了。原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前面也有“毛泽东思想”几个字,主席划掉了。
总理指示,我们外文局最好能在二三月把组织问题解决。要由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和闯将,有气魄的闯将组成,要以闯将为基础。
总理希望国家机关在三月底前基本就绪,从第二季度起,建立正常的革命秩序,我们正在作这方面的努力。
总理一再强调要尽速建立“三结合”的临时领导机构,先解决组织问题。
总理指示郝德青同志(接见时郝在场)帮助我局建立“三结合”的领导机构,取得联系,把情况上报总理。
关于新的革命委员会和党组的关系。总理说,这个问题,机关和地方不同,和省市不同。省市地方是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成立核心党组。当然由党员组成,成为权力机构,如贵州……。机关不能有权力机构,是监督机构。地方是政权,机关不同,机关如果有权力机构,那不成了独立王国?
中国建设杂志社的革命生产委员会也是监督机构。
党组垮了,是否现在要组织起来?总理同意由革命群众提出意见,党组中那些罢免,那些照用,报中央审批。
关于监督机构和党组的关系,总理说,现在还没有成熟的经验,运动在发展。设想可否由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监督机构共同推选出适当人组成。你们还可以创造嘛。(这段意思未完全听清。)
总理说,我本想到外文局谈一谈,但到现在外文局的组织问题还没解决,到三月中上旬,如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就好些。
我们一致要求总理关心我局的运动。
总理说,我倒希望你们外文局搞出个头绪,有情况告诉郝德青同志转告我,有机会我就到你们机关去。我们一致表示欢迎总理来外局。
最后同总理告别时,我们请总理代问毛主席好,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总理说:谢谢大家的问候。 205) 周恩来对西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学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3。01
一、关于造反派内部分歧问题。要抓整风、整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
二、打、砸、抢的问题。西安提出“打、砸、抢”是反动的。各校又提出“抓、揪、抄”,你们眼里没有党中央、毛主席。(总理谈到此时很气愤,并一个个提名指出,问“怎么办?”大家回答:“应受法律制裁”。)
三、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总理传达了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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