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能代表绝食的人呢？他们说他们是支援绝食的，是做奔走工作的，是兵团机关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与这次绝食大概有关系，我当时说你们既然赞成绝食又不绝食，我就不能理解了。　
　　我是反对绝食的，我要是参加群众运动就要分三个步骤。这是我接触很多绝食代表得来的经验，第一步是劝他们，毛主席提倡要革命，吃饱饭、睡好觉闹革命，为什么要绝食呢？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和解放军的保护下闹革命，这样好的条件下为什么要采取绝食的办法，把身体削弱，搞成生命危险的闹革命呢？我一定要说这段话。如果群众不同意这段话，因此绝食了，我要跟他们一道绝食，我快七十多岁的人了，大概可以绝食二至三天，到第三天就不行了，这个时候群众可能就劝我了，你这么大年纪还绝食。我就劝说群众不要绝食，同我一道复食。这些绝食代表听了就笑了，我这样一说，生产兵团的四个干部很难看，当时就站起来承认错误。他们是什么错误，当时还没有了解得这样深，但已经感觉到后头有人操纵。　
　　在绝食发生的第三天，我找军区通过自治区党委都没有找到绝食代表，自治区党委要负责任，没有出面，当然他们说话人家也不听，所以我直接打电话给张仲瀚，找到医院叫他到绝食群众当中去，把头头找出来，他回答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了，住在医院里，说话群众也不听了，我说不要你自己去，你代表我把绝食头头找到，我给他通电话，他没法拒绝，果然把头头找到了，接通了电话。这个电话是一条热线，当然不是美苏热线。我们找到他们的头子，群众代表，是张仲瀚给接通的，我觉得非他不能接通。我找他还是找对了，这样才把绝食代表找来，代表们上北京发生了分化。第一个接通的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叫王兵，他接到了电话，根本不顾支援他们本地的学生和工人，他就开了个小会，决定人数，派人到北京来，马上本地的学生和工人都很气愤，人家支援兵团绝食了，被他们抛弃了，这些支援绝食的人要求见生产兵团和自治区的人，他们不管，这些代表到北京来就分化了，一直等到今天。这件事办得慢些，有缺点，但是我也有意识地让他们暴露一下，所以后来生产兵团发生石河子事件。汽车二团革命群众起来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是对的。正是因为夺权行动可能早了一点，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发生了在这一小撮当权派和三反分子的操纵下造成的事件，正如剑英同志说的，石河子反革命事件形成，是大暴露。从一系列的事件中暴露，从一个绝食事件引导这一事件的暴露，到现在不到三个月，看起来这个夺权斗争在新疆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里同样很激烈。尽管如此，只要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到，还是保证能够解决的。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引起一系列的文件。一月二十三日那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的八项命令，二月十一日七项规定，然后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四项规定，最后关于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二条规定，这五个文件一拿出去，新疆的问题就决定性的改变了，不管是冲军区，冲生产建设兵团的受蒙蔽的群众还是闹事的，马上都觉醒过来了。主席的声音，林副主席的威望，军委的命令，党的影响在生产建设兵团，在各族人民中是得到无限信任的。　
　　当时主要领导人除赛福鼎外都在北京，王恩茂同志、郭鹏同志、张希钦同志、熊晃同志，自治区还有林渤民同志在北京，生产建设兵团裴周玉、丁盛同志也在北京，赛福鼎同志势孤，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不过你还沉着。军区也在动摇，生产兵团就闹起来了，就这样子，只要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到，但广大群众还是沉得住气，马上响应，这不能不使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尽管今天还有些同志没有认识自己本质的错误，不管你怎么做，总是教育了新疆的广大干部，也教育了其它的干部。一切都是党给的，都是毛主席教育，毛主席领导的，离开了这个还有什么呢。新疆是最复杂的地方，三面有敌人，南边有印度反动派，西北有苏修，东面有蒙修，三面受敌，内部又那么复杂，有××多万反革命分子，有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也有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这么复杂，我们在北京隔这么远，只要毛主席的声音，林彪同志的威望，党的号召一到，问题就基本上扭转过来了。乌鲁木齐近万华里之外，一个在长城之东，一个在长城之西。这个问题的解决增强我们的信心，只要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你就站不住，只是一诉诸群众就解决了。　
　　当然，群众中也包含各级干部，我刚才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广大人民就不用说了，广大的干部也还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所以正如毛主席说的，广大人民，广大干部都是革命的，愿意革命的，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的基础。我相信今后新疆的工作还是能够做得更好的。但是一定要说清楚，尽管有这样的胜利，会议开得这么好，但这仅仅是揭露问题的开始，揭开盖子。刚才剑英同志说得对，是刚揭开生产建设兵团阶级斗争的盖子，绝不能骄傲自满，决不能满足这次的收获，大方向抓对了，即使是我们身上的毒瘤开了刀，还不等于我们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还遗留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我在这里特别号召自治区的，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同志，要看到这样的问题，有一系列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因为跟着一小撮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受蒙蔽的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说服过来的，绝对不要歧视他们、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即使有严重的错误也要改造他们嘛！何况群众呢？何况一般干部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向着健康方面发展，才能使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发展。这个问题对生产建设兵团要一分为二，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十七年的生产建设兵团，成绩还是主要的，伟大的成绩首先归功于毛主席的号召。部队一解放新疆，毛主席指示部队又要作战斗队，又要作工作队，要作很多宣传工作，参加建党建政的工作，又要作生产队，生产自给，这样的任务生产兵团基本上实现了。　
　　刚才剑英同志把生产的成就说了，这方面是由于毛主席的号召和领导，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另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部队开始转业，入新疆后，转业的到现在还有×万多干部。但是起义部队也响应这个号召，到现在也还有×万多人，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万多人的基础上，现在发展到××××多万人，包括家属、儿童，有很大的成绩。当然过去的基础人数还不止×万，大概×，×万人。就是这样也是二十倍地增加，这是十五、六年的事了。这种成绩的确是伟大的，广大群众响应号召，干部也有很大成绩，要靠两头，主席的号召、关怀、党中央和政府的支持，广大群众响应号召，许多复员军人、许多支边青年，盲流人员那么多，也愿意在那里安家，甚至劳改犯也在那里安家，造成现在这样大的部队。建成现在这样大的队伍，干部是做了艰苦的工作的，主要成绩归于两头，干部的努力也不能忽视，不这样估计就不全面。更全面地估计还有军区、自治区党委、兄弟部队的支援、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支援，虽然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不是没有缺点，生产建设兵团的缺点还不少，且不说一小撮人已经在位的要把持这个权，扩大职权，还要造成独立王国，这是大家揭发的。在毛泽东思想挂帅，艰苦朴素方面，东西对比，我是觉得有很大的差别。我到过大庆油田，又到生产兵团，在兵团到的地方很少，时间也很短，觉得到处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跟大庆油田一比，是差的。就拿生产投资来说，单是一九五六年归农垦部管以后，就投资××亿，归农垦部管以前，就很难算了。要算这笔帐，这几年还了过去的帐，有的还没有还清，而大庆油田，从一九六○年就开始，到去年，只七年功夫投资××亿多，交的利润有××亿，折旧×亿，当然工业与农业不同，农业吃饭的人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还是有工业的，这两个单位不能完全相比，我只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方面和艰苦朴素方面对比，兵团不如大庆，我是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到大庆去看的，一九六五年到生产建设兵团看的，当时我对张仲瀚说，你带着人到大庆去参观参观，你们的领导干部王震、王恩茂、余秋里这些同志都是过去一同战斗的，实际上他六五年去了，的确那里是两论起家，艰苦奋斗，口服心服，心悦诚服，我当时觉得大概有点认识了，后来证明并没有认真传达和学习，固然六五年的大庆已经有点变化，有点骄傲，大庆那边的同志只要一骄傲，两年就受了损失，骄傲在这两年，出事也在这两年，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摔了一跤，当然红旗不至于倒了，我们还应该扶持，这是一面好的红旗，他们稍有点铺张，但比起新疆来说，还是艰苦的。　
　　生产建设兵团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这是丁盛同志在京讲的，很激昂慷慨，有根有据。大庆是两论起家，学习毛著的，在这方面可以看出不政治挂帅，不艰苦朴素，又不是解放军的传统，没有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我把这两个作个对照，大庆确实是好的，有点骄傲，摔了个跤，不是大跤，可是生产建设兵团在这方面现在就出了乱子，出这个乱子也好，不然，人家心里不服，你说生产建设兵团成绩确实很大，如人员发展到×××多万，生产粮食××亿斤，棉花××多万担，还有其它工业、加工，但是，只出了这个乱子，只要把一个事一对照，×××、×××稍微骄傲了一点，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摔了跤，拿张仲瀚来看一看，不只是骄傲而已，怎么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刚才说的大庆的积累不止××亿，而是××亿，投资不到××亿，就不能不说是苦干，就是这样子一骄傲就摔跤。　
　　你们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由丁盛同志揭发的，那样子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学习毛主席著作，铺张浪费，有胜于此，组织小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回暴露就是毒瘤，非开刀不可，因为有人会不服，觉得王震同志一走就是张仲瀚在那里搞，王恩茂同志也只能兼管一下。刚才王恩茂同志也自我批评，有些事对他管理得不严，检查督促不严，军区也不好插手，因此一九五六年就归农垦部了，钩是挂在王震身上了嘛，也有点解释的，难道一点事也没做，没有功劳也有点苦劳，但是问题不在此，你做了点事，功劳有点份，但是你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你就把那个盖过去了。高、饶也好，彭、黄也好，彭、罗、陆、杨也好，刘邓路线也好，难道这些人对党没有功？没有做过事吗？不能这样说，但是你过大于功，罪大于功，非低头认罪不可，有许多老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常常犯了错误，总是不服，象主席说的背了包袱，卸不下来，何况犯罪。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象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你愿意改造，我们党是不拒绝革命的，不应该不允许革命，这是主席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罪，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这次算是严重的教训，如果还想改，就还有改的机会，还有宽大的机会，希望现在还没有低头认罪的同志们，应该深刻想一想，不要不服气。所以，我做这样的分析，多说了几句。　
　　第三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多万人要加以分析，在成份上不那么健康。第一，劳改犯就有×万人，当然，不是说劳动改造不好人，重新作人的不少，还有发明创造的，但是基础总是差些。第二，盲流××万，当然不能说都不好，有的是内地有困难，听说那里有好处，亲戚朋友都去了，要一分为二，大部分是好的，但总有一部分是不好的。第三，支边的青年××万，上海占×万，家庭出身，有许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