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刘维栋：我们送来了一个稿子，这个里面更恶毒，把中央首长称为党政军的首脑某某夫人。　
　　徐毅：昨天青岛送来了“送瘟神”，上面有这里揭的这些问题。　
　　刘维栋：借揭保健之名，丑化党。　
　　王树歧：这样提不对，从大家的主导思想来说，还是批判崔义田、黄树则的错误，十四个造反派绝不是有意丑化党。　
　　总理：不能说先念讲的是大毒草，我看了很难过！这样说我也有责任嘛！好汉做事好汉当。孙正同志，先念同志传达过了，你这个做政治工作的要教育十四个单位，你看今天还是这个情绪（孙正：开这个会，我是知道的，但没看稿子）。　
　　总理：不愿看反面意见就不好，不能说你结合的组织，就是革命的，反对你的组织，就是不革命的，你对我的想法，不知怎么想的，我不做结论，李副总理的那个讲话，我读了好几遍。刚才还看了一下，说得很有条理嘛！只是多了一点。　
　　孙正：我已经在几千人的会上三次表示过总理的批评很对，愿意接受总理的批评，深刻检查。　
　　徐毅：孙正在北京医院的大会上去辟谣。　
　　总理：是不是为见到我的那个事。　
　　黄树则：那次把传达的会议，变成了澄清事实的会。　
　　总理：今天只讲几点要求，先念同志传达的，是我的意见，中央也知道。　
　　崔义田：我们党委怎么开会。　
　　总理：党委解散了吗？　
　　孙正：是元旦陶铸宣布的。　
　　崔义田：陶铸四号揪出来的，孙正一月十一号在几百人的会议上讲的。　
　　黄树则：十一号中华医学会的大会上讲说临时党委只有接受批判的义务，没有行使职权的权力，我和崔义田还提出过，党委应该开会行使义务。　
　　孙正：陶铸宣布的，临时党委靠边站。　
　　崔义田：十五号你怎么讲的。　
　　总理：你（指孙正）是二十三号写的信，二十三号以前，你还承认陶铸说的是对的啰！开会也不好，不开也不好。　
　　孙正：我写了报告，我有这么个困难。　
　　总理：你们现在三结合没有报告，临时党委撤销这还是陶铸的一个新材料，我们不知道。你看现在这个党委怎么办？没有党委，你这个书记就不存在了！从四号到二十三号差不多二十天了，你怎么办的？　
　　孙正：他们夺了我的权。　
　　总理：夺权也没向中央报告。　
　　刘维栋：是签字交权。　
　　总理：你们对这个不郑重，青年嘛，没经验，做领导工作的应该负责任。（潘学田送一张纸条给总理）　
　　总理：这倒象是陶铸的思想，广东省委赵紫阳就是让权的嘛。　
　　米志学：印是我们抢的，要他签字就是要他投降。　
　　总理：我们讲了夺权只夺文化革命的权，业务监督要求四号请示了主席，中央各部只能监督业务。我向外事口建议过，财贸口也讲过一次，监督业务。听说姚依林的党委是自己解散的，这是严重的错误，你们两人签字，你们两人要负政治责任，与广东省委一样了，卫生部一个部长，一个党委书记，两个人就送印了。　
　　米志学：是我们抢的。　
　　总理：你们抢可以，他们交就不行。中央各部的权是中央的，把党委党组的权让出去，这就不对。你这个思想就是一月一号的思想，党要靠边站，我们就没听到说过。　
　　钱信忠：一月一号陶铸宣布的，党委名存实亡靠边站，成立一个生产班子。　
　　总理：那时还没提倡夺权，陶铸他从怀疑一切走向否定一切。赵紫阳有这个思想，孙正就相信陶铸的那个指示。　
　　孙正：陶铸讲话口口声声是中央决定的。　
　　郭仪：孙正口口声声是陶铸指示的，孙正还拉贺彪去开他们那个夺权庆祝会。　
　　王树歧：那不能说是孙正拉他去，是我揪他去的。　
　　总理：北京医院的事不能继续下去，现在不能解决那个业务问题，业务负担很重，还有国际义务，北京医院实行军管，军委讨论订了一个十四条。下面介绍这几位同志去（姓名从略）。军管是积极的方针，三结合、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一分为二，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权力机构，你们的革命委员会不取消，北京医院的军管会，中央委托王××同志负责联系。　
　　潘学田：我们革联，东方红请求，孙正犯了严重错误，煽动群众攻击周总理，我们给他写了很多大字报，文教政治部送不进去。　
　　总理：你们喊口号，不让他去嘛！　
　　潘学田：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不让他到脑炎办公室去，他要别人给他汇报脑炎的情况，我们革命群众就不给他汇报。　
　　总理：以后不要用这种办法，要文斗不要武斗。　
　　潘学田：文教政治部不让进。　
　　孙正：那是保卫科规定的，不管那派都不让进去。　
　　徐毅：医大红旗、红团的就可以进去。　
　　范爱芹：（红旗战斗团）谁说能进去，我们今天来就不让进去。　
　　总理：大字报用送的办法解决。　
　　王树歧：向总理汇报两个问题。首先，总理的批评和指示，是对我们造反派的关怀，对我们教育是很大的，例如，对于揭开保健工作会议，我们虽然已经作了检查，但对总理的指示精神领会是不深刻的，我们愿意再进一步检查。但是，我们愿意提出：李先念副总理　3　月　10　日的讲话，基本上是好的，因为有些有出入，医大红旗同学贴大标语要求和李先念副总理辩论，例如，说以借揭发保健工作为名丑化党，从我们主观上从未这样想，另外，象李宜谋和孙正同志谈话，攻击林彪同志等问题，经调查并没有这些事。　
　　总理：林彪同志那个问题，不是你们这一派揭的，是另一派揭的。　
　　王树歧：但这个问题提出以后，对参加会的十四个造反派确实压力很大，有些组织有了分化，据说：阜外医院“红旗”退出了　100　多人，有的单位核心只剩下几个人，内部出现恐怖气氛：处长、副司长还要保护现场，说医大贴的标语是反动标语，并打电话给公安部要抓人，北医八·一八某些人说，北医长征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原办公厅主任，中央监委驻部监察组成员谭治二十一日下午说：什么他妈的造反派，我看都是反革命派。有些组织一夜在大街上贴　700　多条标语说我们攻击周总理。贺彪同志爱人竞说：“现在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撮了”“末日到了”，崔义田同志爱人过去一张大字报不写，现在也要杀个回马枪，矛头指向群众。崔义田是一个高级干部，竟说出我恨红团每一个人。　
　　崔义田：我没说过。　
　　米志学：你说了，有记录可查，我们让你检查，你拒绝检查，而且签了字。　
　　总理：钱信忠在　11　日发表了“郑重声明”，公开攻击我们夺权前后矛头指向党中央，指向群众，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总理：其次，想说一下，卫生部的当前主要斗争。我们认为，当前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对打倒孙正很努力，但十七年来卫生部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得不狠。孙正同志来部，到陶铸垮台共四个月，为什么把他重点突出呢？这是个政治阴谋，这种作法也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孙正同志就是领导干部，他特别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支持造反派大方向是正确的。卫生部的运动比其他单位要迟，因为派出的工作组九月份才陆续回来，我们这里出现的情况甚至是其他单位　7…8　月的情况，卫生部竟有这样的怪事，司局级干部成立战斗组，把矛头指向群众，这是不允许的。　
　　米志学：这些部长们他们运动以来一直就把矛头往上引，往外引，往下引，过去是指向文办和革命造反派……就是不把火往自己身上引，他们对新来的几个解放军转业干部恨的要死，恨不得把他们打成三反分子，人民勤务员等司局长、处长组成的战斗组就是干这个事，他们这些阴谋，我们早就揭穿了。　
　　总理：有些人不是十七年都在，主席指的那些事，是老爷卫生部，还有别的事，应该引起我们的愤慨。　
　　米志学：从运动开始，这些部长就耍阴谋，把矛头向外引，向下引，现在又把矛头向文教政治部引，向革命组织上引。孙正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是支持造反派的。　
　　徐毅：开门整风，明天搞，以孙正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孙正还没有很好检查，就和他结合了，红团十六号满街贴标语，说李先念副总理三月十日讲话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纲领。　
　　红旗红团：我们没有写过这样的标语。　
　　徐毅：你们弄得满城风雨，满街都是，我们为了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我们才贴了。否定李副总理的讲话就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刘、邓、陶、孙、钱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孙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彻底批判，城市老爷部就不可能砸垮，根据最近指示精神，应该集中批判孙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团他们不批判孙正，反而在二十四日贴出孙正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的大标语，我们与红团的关系，通过开门整风进行辩论。　
　　米志学：我们已经批孙正批两个月了。　
　　杨咸艺：向总理汇报一个问题，毛主席多次批评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工农兵服务，批评以后，并没有多大变化，对于造成城市老爷部推行陆定一修正主义路线主要负责任的是谁？难道是刚从部队调来的孙正同志和几个解放军吗？不是，对城市老爷部要负责任的是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他们。　
　　卫生部的运动一直是很不正常的，斗争一直是尖锐复杂的，过去这些部长们和司局长同机关红卫兵坐在一条板凳上，一致对外，对上、对下，就是不搞自己，钱信忠于　8　月　26　日带领　300　多人去西苑医院镇压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总理可能已经看到报告。现在他们同一些司局长们仍然没有改变，还是坐在一条板凳上对上、对下、对群众、对造反派，千方百计保自己，千方百计要赶走孙正同志和解放军来的几个同志，公开喊打倒！要他们滚蛋！什么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什么帽子都戴了。这是为什么？孙正同志固然有错误，执行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同钱信忠前一阶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起来，钱信忠严重得多，有人为什么不揭发、不批判呢？老抓住孙正同志呢？　
　　总理：我看你们不是开门整风。只揭孙正的问题别的不揭是不应该的。十七年不是都是问题，城市老爷卫生部问题主要是指不面向农村，这个问题以前也解决了一些。只是这次是最彻底的，以前不是不革命的，不如这一次强，比较说的。要求你们不要争，不要继续吵下去。　
　　杨咸艺：我们保证，回去按总理指示办事。　
　　刘维栋：向总理汇报一下卫生部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陶铸到了中央以后，在卫生部保钱，钱信忠急急忙忙转移斗争的矛头，通过邓小平的爱人，要求邓小平保他，邓小平指示陶铸作了臭名远扬的六·二五保钱报告，定出了什么是左派，假左派真右派的调子，制造了“六·二八”、“八·二六”等事件，孙正来卫生部以后，在八·二六调查问题上保了钱信忠，在调查报告上写钱信忠不是有计划地去镇压西苑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九月底孙正又召开百人座谈会既保陶、又保钱。　
　　总理：我点钱、崔抓流脑办公室，业务要抓，不妨碍批判。流脑办公室成立以后，四个组织都支持抓防疫，这个工作一天都不能迟缓。　
　　刘维栋：　11。3　事件发生了两派思想，一种认为孙正要负主要责任。一种钱信忠要负主要责任。红团与革团的分歧是一个反孙，一个不反孙。革团怎么成立的？王忠信他代表孙正作了一个“训政”式的讲话，革团对这个讲话进行了批判，革团在声明上有一条造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就激怒了孙正，孙正就把原　23　人的造反团被迫减少到几个人，一个同志被查了祖宗三代，这个同志都安排好了准备坐牢（红旗：没有这回事），革联一成立就抓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孙正策划了　1　月　17　日假夺权，就展开了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夺权以后，对我们进行打、砸、抢种种迫害，我们和红团的分歧，孙正的反动路线应不应该批，我们认为批了孙正的反动路线以后，才能实现斗批改，孙正又保钱信忠，又镇压革命群众。　
　　总理：你们为什么要分这么清？为什么不同时批？　
　　刘维栋：戳穿一个阴谋，　3　月　7　日总理批的三个革命造反组织一谈，　8　日因故改期到　9　日，孙正为了争取这个席位，在一个中午就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