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一、是你们属于哪一类，先由你们自己讨论，也可能还有四种、五种类型，你们考虑，各造反派，一个星期给我们回答。如有几派，可以联合报，也可以分别报，四月五日前一定回答我们。另一方面，各部党组成员有的工作，有的站开了，有的在检讨，有的检讨过了。中央没有免职的，没罢官的，你们回去也提出党委的意见，加上中央的意见来决定。　
　　二、是，各级领导干部排队：请各部造反队，如有两派分别报，哪些要检讨，哪些不要检讨，哪些一时还过不了关，我们也可用他们作一些工作，比如余秋里、谷牧同志，我们叫他们到国务院做工作，但不影响作检讨，批判可以，太大的会只能表个态，要揭深问题要在本部门搞，现在有个倾向，我和别的部门说过，好象要批判非打倒不可，不打倒就不批，这太绝对化了，不要一批就打倒，这等于先定性了，总得看看他的检讨，反过来不需要打倒的就不批，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不能批评，这是不对的。我们能不犯错误？善意的反对是可以的，我今天开会就很累，开了一天会，现在勉强在这里讲，刚才嘴还在讲脑子已经休息了，三类问题就没讲清；十个问题有个提纲还讲的好一些，所以你批评我没讲清我马上就承认，刚才在打瞌睡怎么能讲好呢？还有哪些错误欢迎批评。　
　　总之，不能一批非打倒，不倒就不批，要提高政治水平、斗争水平，要让干部进行检讨，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要排一个队解放一批干部，站到业务岗位上去。　
　　现在是革命派掌权，要使军事代表帮助你们从政治优势转为组织优势，逐步做到毛主席指示的团结两个　95％　，团结　95％　的干部不要那么忙，要排个队，十天之内要排出，党委也要排个队提出个名单。提自己不好提，可以排司局长，现在各部揪来揪去的现象也很少，来京上访的也不多了。　
　　总之我的意见，找你们来谈，就是把夺权斗争进一步展开，抓革命促生产，实现真正三结合。　
　　地方夺权有　5　至　7　个估计十个左右可以建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半数以上实行军管，剩下的几个省四月下旬，最迟不过五月份解决。新疆、陕西、青海、内蒙、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西藏、贵州、云南、宁夏二十五省市四月份完成。四川、甘肃、江西、湖北四省五月份可以解决。　
　　全国正值农忙，工业处于第二季度，谷牧还在搞业务，中央没几个人搞业务。　
　　我们要把革命造反派的劲头鼓起来实现真正革命的大联合，由政治优势转到组织优势，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在四月份、五月份派军管，军事代表帮助你们。　
　　凡是夺权好的，军管好的，生产就好，昨天接触了一个棉花会议，差的是四川、陕西、湖北、河北也不好，去年河北就不好，昨天又发生了地震，中心在沧州，天津是南北向振动的，各部要注意防震问题。　
　　就讲到这里吧！有人问农林口问题，我没摸清，正在调查，我不回答。其它问题由富春同志回答。（总理开会先离开会场）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　3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　1967　年　4　月。　
　　李富春同志讲话　
　　（一）余秋里和谷牧在自我检查和过关以前，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各部、委的革命造反派，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以找我，业务上的问题，可以分别找计委、建委。　
　　（二）经委在批判薄一波、陶鲁笳彻底批深批透，完成“三结合”后，才酌情进行业务，这个问题两方面革命派都可以批，可以合作，也可以分别批判薄一波。不能合的，也可以分别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问题，并没有批深批透，并不是个死老虎。希望经委几个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批判和斗争。如实在不能联合，也可以分开继续批。　
　　中央在对待革命派的大联合问题上，通过什么途径，希望你们自己摸索、创造经验。但是总要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　
　　（三）各部、委，造反派，回去后，周总理讲话你们要共同对好笔记后，统一传达。不要各人传达各人的。　
　　（四）对总理提出的各部、委三类属于哪一类。要在四月五号前提出来，以便中央决定派军代表，能一起提也好，不能一起提，分开提也好。这是一件事。　
　　各级领导干部排队也请各部、委造反派一起排个队出来。如不行就各提各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初步的革命三结合的意见。在四月八日前提出，十天，送给我也好，送给周总理也好。各部、委党组也可以提自己的看法。供中央参考。各级领导干部，包括科、处长、司局长、党组、党委成员。　
　　关于工交各部的夺权，总理已经讲了几次了。夺文化大革命的权可以，也应该夺。业务是监督。夺权范围中央不久就派军代表和军管，以后制定。　
　　（一轻部问：夺权后夺过了，支部停止活动，任意调动干部，开除党籍问题，请示富春同志）　
　　李：不能这么办，应通过党的系统来解决。　
　　（劳动部问：劳动部党组只剩下两个人了，……）　
　　李：部长另外派，派解放军代表，党组只剩下两个就两个嘛！　
　　（劳动部问：我们一月风暴夺权，各司局夺过了头，现在我们改成监督了。有的司、局长一定要我们检讨。）　
　　李：这不行，你们检讨什么？那不成了革命有罪、造反无理了吗？这是逆流？（热烈鼓掌）　
　　建材部问：我们一个政治部付主任，跳出来说，我们是假夺权，他们对我们和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夺权不承认，说我们是假夺权，犯了方向性错误，怎么办？　
　　李富春：你们说哩？你们造反派发挥你们的智慧。（答：我们正在批。）　
　　李富春：好！你们要批，你们自己解决。　
　　（建材部问：直属事业单位，原先和我们一起夺的权，现在是应该留下，还是回本单位？）　
　　答：在京的学校，在京的直属单位，最好是回本单位搞文化大革命。如果直属单位对部机关有很大贡献，需要留下，由各部造反派自己决定。　
　　余秋里和谷牧的批判，以计委、建委为主，明后天起开始正式检查，每部派　30　－　50　代表参加，我和总理出席。　
　　（问：今天的会，是造反派的会，还是造反派和保字号的会？今天我们有两个保守派都来了。）　
　　（接着，不少单位都纷纷说：我们也有保守派来了。）　
　　答：今天的会，是我叫工交联络员通知各个组织都来。以后开会只通知造反派。　
　　（建材部问：我们夺权没有搞“三结合”，他们说我们错了，是“假夺权”）　
　　答：文化大革命是空前未有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造反派夺了权，夺过头了，没有搞“三结合”，大联合不够，要边前进边总结经验。大联合，“三结合”，是革命的发展过程，不是过去就夺错了，用没搞“三结合”来否定夺权，是复辟逆流。　
　　（有人问：我们夺权夺过了一些，他们说这是自下而上的逆流）　
　　答：造反派怎么会变成逆流呢？这样说错误的，这样否定就是逆流！　
　　各部、委有什么问题，请大家考虑一下，以后找各部、委再谈一谈。两个或者三个单位一起谈。这样可以谈得深一些。　
　　建工部革命造反总部印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228）　周恩来康生接见安徽各方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康生　
　　1967。03。28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周总理：　
　　今天开会经过几次会议，双方观点都摆出来了，现在宣布中央的决定也与安徽军区代表谈了，现在康生同志宣布党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办法解释一下。　
　　康生：　
　　关于安徽问题，中央和中央文革和安徽的同志进行了多次接触，对　1　·　26　夺权赞成和有意见的代表都找回北京来了，把安徽军区的同志也找来了，把南京军区军管委员会钱钧同志也找来了，根据多方面的意见，经中央详细研究、讨论，并报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作出决定，现传达：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了安徽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和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的代表，省市机关的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因此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在未作出决定之前，中央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向各方面作调查研究，中央不只听一方面而且听多方面的，赞成　1　·　26　夺权的，反对　1　·　26　夺权的，甚至被通缉的，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和学习主席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方法。中央把各种意见的代表人物，都叫到北京来座谈、调查，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是单一方，希望同志们今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不能单听一方面的，无论什么组织，大联合也好，三结合也好，今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也好，帮助他方解决夺权斗争也好，这种方法必须掌握，必须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中央不会仓促作出决定的。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三千万人民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部份。　
　　第一（略）　
　　对　1　·　26　夺权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好得很，大方向是正确的，甚至讲反　1　·　26　就是反革命，谁反对　1　·　26　夺权就要镇压。另一种认为　1　·　26　夺权是假夺权。中央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没认为这种夺权是假夺权，也没有认为这种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如北京夺权夺了几次，中央未作出结论，也没有说那一方是正确的，说反对　1　·　26　夺权是反革命有问题，说　1　·　26　夺权好得很也有问题，这二种意见中央文革都未提，只是指出了存在问题，没有实现三结合，没有把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夺权是非常仓促的，开始认为省委的权不能夺，据讲是受山西消息的影响，另外还听到了不真实的情况，说程明远篡党篡军，军区也来不及看你们的文件很匆忙。因此，必然大联合彼此商讨来不及，据反映八·二七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这种匆忙中间就将应该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联合，为什么说矛头没有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我们夺权不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吗？夺李葆华的权吗？夺权后矛头指向何处？对并肩作战的革命组织实行镇压，而不是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将其领导人逮捕了、通缉了，这些组织被解散了，这是大错误，在夺权后对革命组织进行镇压，这个矛头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自己的战友，于得水同志已死了，该联合的没联合，而去镇压，没有集中力量去联合所有的革命组织，夺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权，当然是夺党委的权，但夺权的打击对象是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红卫军，省暨合肥市机关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在夺权前，夺权后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一点从同志们告诉我们的，你们结合的干部（省委）不是真正的三结合，不要说任质斌、张祚荫、黄岩、王光宇，就是王中也是长期养病，过去也不是真正彻底揭发李葆华的，而且有些问题上自己也有责任，什么五条、七条，弄到现在五条也没有了，这怎么叫革命的三结合呢？指挥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夺权前和夺权后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主要是打击了一部分革命群众，把不赞成自己意见的人搞成反革命。压制了左派团体和革命干部，实际上情况是这样，中央文件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我们应当说明这一点，安徽夺权没有报告中央，未经中央批准。　
　　我们要来汇报，中央还没有安排，因为你们的材料我们没有来得及研究，你们自己来了，我们对　1　·　26　夺权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第一次李胜利同志汇报，曹在凡同志补充时当时你们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要中央承认，没有其他问题，使我们感到问题不大，但又觉得不放心。因此我们提议多来几个同志，多反映几点情况，把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找来谈一下，应当说，第一次觉得有问题，思想是倾向于承认你们的。我们觉得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又觉得不放心，开始没有说你们的大方向是完全对的，但是觉得问题不大，后来经过继续调查，所谓没有问题，实际存在很多问题，这一点是指挥部的同志没有如实地向我们反映，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