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组五人，有肖声远、朱克勤、杜古冷、詹坦、陈学斌。部《井冈山》参加筹备小组四人，有张学信、张俊恒、韩春田、许志恩。另外，还有矿院两位红卫兵孙殿华，石明辉两同志也参加筹备小组。这样，筹备小组共由十四人组成。筹备小组要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最后指出，现在有一种呼声，什么第三次大串联，这个提法是错误的。我们反对自由外流。点一点火还不够吗？又把自己的派别观点带下去，制造紧张局势，很不好。自由外出的，一律不算下矿人员。全国形势很好，不能乱搞。这次就谈到这里。　
　　以上这个传达，是没有经过总理审阅过，如果有错误的地方，由我个人负责。　
　　煤炭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67　年　8　月　17　日　（根据录音整理）　299）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首都红代会等代表时的重要讲话（　1967。8。11　）　

　　（录音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时间：　八月十一日晚　9。30　——十二日凌晨　1。30　
　　地点：人民大会堂　
　　陈伯达同志讲话　
　　昨天大家在这里讲了些意见。有各种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问题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考虑一下。我们也有些看法，不知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以来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极其辉煌的胜利。这个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是世界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在我们国内有几亿群众从过去剥削阶级的麻醉中醒过来。这次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革命运动的出发点是信任群众，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毛主席提出的路线。这是过去领导革命的路线，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有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对全国革命的形势，特别是一年多来，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做一种适当的估计，正确的估计。　
　　我们是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胜利的道路上。毛主席这样说：形势大好。全国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革命的运动是波浪式的前进，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波浪式的前进。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波浪式的前进。不仅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也是波浪式地前进，也是不平衡的。就北京来说吧，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些。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左右。工人阶级，他们的运动力量比其他阶级大得多，大多少倍，但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有些发展，但是还是不平衡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在北京，一年多以来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多的革命锻炼，但是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经验还做得不够。大吵大闹的事情兴趣比较大，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少，不总结经验就不会提高。到处闯，想当闯将，闯的思想比较多，学习的思想比较少。学习，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比较差。怎么根据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思想来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考虑得比较少，这种估计对不对？不一定对啦！还有，压倒旁人，压倒别的派别的思想比较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比较少，看对不对？　
　　你们学生本身也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究竟怎么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排出个方案来。前一个时期，一说要与工农结合，一哄都到工厂去，工厂里工人都没法工作了，大人小孩一大堆，在车间里影响工作。说是下厂要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习到什么。还有很大的一个毛病，你们下去不是当学生，而是当先生，把你们派别观点也带下去，这对不对？这种估计可能是错误的。你们说北京有两大派对不对？谁知道你们是两大派还是一大派还是三大派、四大派，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结果你们到工厂去，你们去了不是向工人学习，而是把派别观点带下去，搞得人家分裂，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农群众中，很多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也要充分估计。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首先要当学生，不是要当先生，这样就不会把派别斗争带下去形成两大派，结果影响人家生产，这是不好的。　
　　从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去大串连，有很大的成绩，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发动了许多革命小将，并且回到北京来向中央、向我们汇报了许多情况——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都会写上去。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就觉得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了，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连的号召。现在，爬火车的是不是回到学校啦？（向谢富治同志）谢富治同志，你们做了工作，火车上的人下去了没有？你们要和群众商量，在北京要和谢富治同志商量。你们没商量就搞大串连，还把第三次大串连加到某个人身上。好象有什么人号召你们搞第三次串连，我们可以说，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社论，针对武汉具体问题的社论，好，你们就找到了一个题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可是你们不愿意做这个工作。最近有这么一种舆论：说当前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经过一年来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史无前例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我们的估计，与中央的估计相反。说现在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不是说你们都是这样，这是个别的，个别的派别有这种估计。这种估计对不对呀？冷静地想一想，究竟是我们估计对，还是你们个别人的估计对？请你们做一个判断。如果这样一个估计，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不对呀？这就把你们自己也否定掉了。对你们一年的奋斗、斗争，不管在北京，不管大串连，我们都做了充分的估计。你们就把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努力否定了。我们中央和你们的估计相反嘛，中央说你们做了很大的工作嘛！你们说是复辟的前夜，你们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我看，不是说你们全部，个别的有些同学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计，所以思想就徬徨了，行动就徬徨了，有时想这样，有时想那样，想到处串连，出去闯，包办代替，好象各地群众没有北京学生就不得了啦。以前我们说过，你们前一个时候出去串连，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继续呆下去，在外面包办代替，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有这种说法，全国许多地方有两大派，不知说的对不对，如果说的不对，大家可以警惕。全国形成许多派，争论不休，无原则的争论。原则的争论我赞成。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争论不休，都与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对不对？这是少数人喽，有些同学想包办代替全国的革命或某些地方的革命，这种思想是不对头的。与毛主席说的要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不符合的。对不对？　
　　从历史的观点看，从发展观点看，开始的时候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后来有些人想包办代替就起消极作用。你们学习得不够，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够，不会根据毛泽东思想来总结经验，在有些地方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比如武汉问题，中央做了正确的估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前进。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中央是这么一种估计。可是有些同学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大规模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估计是不一样的，你们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做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同志，中央是信任他们的，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和他们合作，应当信任他们。北京的同志不要去插手了。这些意见不晓得对不对？我曾和个别的同学谈过：我们在北京市有大量的工作可作，你们各学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作，这是艰苦的工作，大批判、各单位的斗批改，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有大量工作可作。但是，你们坐不下来。有些作得不错，你们有许多小报搞得不错，有些批判文章写得很好，但还要更提高一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作出更大的成绩。你们现在思想上的花开得不旺盛，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口号啊，说是“内战外打”。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还有一种人想入非非，有个“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是对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五·一六”这个小团体呀？（答：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答：不对）你们怎么没有揭发嘛！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但要提出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毛主席说，相信大多数群众，相信大多数干部，相信人民解放军。这是我们遵循的正确轨道。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被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提过两个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头脑简单化，不要直线，我和同学讲过，想当然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准备方案。（戚本禹：原来的通知不是正式决定，是五点考虑意见，现在给北京市讨论）在没有离开学校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不要浮动嘛，不要当逍遥派。我今天就讲这些，不知对不对，与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见了，原来在武汉事件（　20　号　）　那时候就想提出和同志们见一见，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交换交换意见，但是后来一直就拖下来了，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更早一些和你们交换意见，现在晚一些。比如，各校走人的问题，如果早一点提出或者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啰。有的学校走了五、六千，清华走了五千，开始走人，知道，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全都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一个观察的时间，如果提早一点是不是可以帮助同志们冷静安静下来。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成。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了的，我没有准备，反正和同志们交换意见，错了，同志们批评我们。　
　　我觉得关于形势问题，应该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说形势大好，你们思想上不通。如果拿现在的形势与去年这时候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来看问题，是不是现在是大好形势呢？你们说啦：去年没有武斗，现在有些地方发生武斗，这是形势不好呀！其实不然。比如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得很呢！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为什么说现在形势比去年大好呢，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虽然是一小撮，但是他掌握了政权，他有权，还比较强硬，他还可以调度。而现在，他瘫痪了。这一点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那么有一小部分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在背后操纵，用武斗的方法，我提的是背后有人操纵的，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消灭革命派的武斗，这样说他是更强呢？还是更弱呢？我觉得是弱了。武斗不可能是多数人，我们每个人想一想，党中央、毛主席从来是呼吁要用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