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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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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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伯苓公（以下简称先生）的一生，确实是不平凡的一生。他七十年来，为祖国的复兴，献身于教育事业，知交遍海内，桃李满门墙，毕生业绩，屈指难数。　
　　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先生以优等第一的名次，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乘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事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全部被击溃，清政府又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先生参与了这一战役。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消息传来，我全家大惊，久庵公为此曾废寝忘食。后来听说议和了，先生也满怀激愤地返师归来，全家惊惧心情，虽得稍安，但先生的爱国赤诚，却受到第一次打击，时年方一十九岁。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因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亚洲大陆，妄想瓜分中国，于是德、法、俄等先后强租了我国的胶州湾、广州湾和旅顺大连，又割台湾、让朝鲜给日本。英帝国则藉口利益均沾，除强租我九龙之外，还要强租我威海卫。惟威海卫因甲午战败，已被日本占据，英帝乃约集其他各列强，强制日本先将威海卫交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轮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租手续，先生也随轮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帝国旗。先生亲身参与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接收和转让的仪式，真使他目击心伤，悲愤欲绝。于是，先生下定决心，毅然退役于海军，转而献身于教育事业，立下了兴办新学、复兴祖国的宏愿。　
　　从塾馆到大学　
　　那时，天津有一位严范孙先生，名修，是清末翰林，道德学问颇为时人所景仰。戊戌变法前，曾任贵州学政，政绩斐然，以奏请废科举，开经济特科，闻名于时。政变后，辞官退隐家居，素慕先生之名，特设塾馆，礼聘先生，以新学教授严家子弟，是为严馆。先生平素敬重严先生之为人，视严先生为师，严先生也待先生如友，宾主之间，志同道合。从此，为南开学校之创办奠定了基石。严馆自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起，到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南开学校成立，这六年的期间，是南开的胚胎时期。　
　　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先生，也设馆延请先生教授他家子弟，是为王馆。王氏本为天津盐商，即所谓益德王家。这时，严、王两馆，共有学生十余人，先生分在上下午两处授课，这是南开中学的前身。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先生与严范孙先生东游日本，参观博览会，同时考察该国的教育发展情况。先生和严范孙先生回国后，一致认为：要想富强中国，必先兴办学校，推广新学，启发民智，建设国家。遂决心创办中学。　
　　光绪三十年（一九○四）秋，先生合并了严、王两馆，借用严宅偏院，辟住宅为教室，办起中学。当年招收学生七十余人，初名“私立中学堂”，后改“敬业中学堂”，次年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经费由严、王两家拨助。中学之外，为培植师资人材，又设立师范班。两年以后，师范班学生毕业，学校从中挑选成绩优秀者四人，资送日本深造，为学校未来的发展作准备。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助地名南开的空地（座落天津城西南）十余亩，作为扩建中学之用。后由严、王二氏，及徐菊人（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舍，因地处南开，故改“私立第一中学堂”为“南开中学”。转年，复得严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　
　　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先生被推举为直隶（河北）省代表，去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同时参观美国教育兴办情况；后又便道赴欧，考察欧洲各国教育发展情况，次年回国。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天津提学使傅沅叔饬令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卢中学堂，并入南开中学。原来两学堂的经费，每年白银八千两，也一并拨归南开中学支用，校名改为“公立南开中学堂”。同年，先生的好友范静生出任北京清华学校总办，约请先生兼任该校的教务长。先生到任后，对于清华学生的课业，多有改革，深为该校的一些外籍教师所敬佩。半年后，先生为专心致力于南开教育，乃辞职回津。是年九月间（阴历）武昌起义，学生纷纷请假回家，学校课业因此停顿。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颁布改元，采用公历，时乃旧历正月十三日，恰好是公历（阳历）三月一日，而三月二日，天津发生了兵变，到四月里，变乱平定后，南开才得开学。学校经费，月需银币一千零六十元，由学务公所补助，学校还规定了每年十月十七日，为南开中学的校庆日。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直隶省工业专门和北洋政法两校的附设中学班，同时并入了南开中学，于是学校经费又有增加，校舍又有扩建。是年，先生兼任北洋女子师范校长。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先生鉴于中学既已建立，并且逐渐有所发展，遂下定决心，创办大学教育。以前曾试办过专科学校和高等师范班，均因种种困难而暂时停办。先生为进一步研究大学教育，乃第二次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班。同时，遍游美国各地，考察美国各私立大学的设施。翌年冬，先生回国后，就开始筹备大学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北京各学校爱国师生，发起了五四运动，天津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其中以南开中学学生和先进的教职员为主干，组织请愿和游行示威。那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竟派军警围捕请愿的代表，拘捕示威的爱国群众。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马骏等和教师时子周、马千里等四十余人被捕，后经先生设法营救，才获得释放。就在这年的秋天，南开中学校舍之旁，建起了一座楼房，随即聘请教授，招收学生百余人，设文、理、商三科，是为南开大学的雏形。那时，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天津人），久慕故乡南开学校之名，后因病笃，遗嘱以家产之四分之一（折合当时银币五十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先生得此巨款，即在天津城南八里台附近，购地四百余亩，建造大学校舍，两年后落成，南开大学乃迁入八里台新校址。继李纯督军之后，响应捐款的社会名流，大有人在，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常年经费，袁述之先生捐助建筑资金。即异邦人士，闻名捐款者也颇不乏人。秀山堂、思源堂等之命名，皆为纪念捐资助学的诸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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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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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先生应社会人士之要求，增设南开中学女中部，在中学附近，租用民房一所，招收女生七十余人。两年后，又经各方人士捐助，在男中部操场之南，购地十亩，建筑了女中部新校舍。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先生鉴于东北各省蕴藏丰富，而东邻日本谋我甚急。于是在校内组织东北研究会，先生并亲去东北黑龙江考察，回来又组织东北考察团，到东北作实地调查，搜集资料，编写教材，作为中学部的地理课本。为此，深遭日本人的嫉恨。后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天津事变，南开学校惨遭日寇炮火轰击，被夷为废墟，实肇因于此。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又成立了南开小学。同年冬，先生第三次出国考察教育，周游世界，环绕地球一周。所到之处，深受热烈欢迎，留学各国的南开校友，也都分别远道赶来，与先生欢聚，无论到哪里，都能看到南开的学生。先生最爱学生，爱青年人，他常说：“我看见了青年人，就忘记了自己的老了。”这一年，先生得卢木斋先生资助，修建了一幢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可供藏书三十万册，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以资纪念。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在女中部对面，购地十亩，起建小学部校舍。到此，南开学校的大学部、男中部、女中部和小学部，全部建成，规模齐备。校舍绵延达一里，蔚然成为一片文化区。大学部自校门起，大道笔直，两旁绿树成荫，曲池芳荷，红楼相望，已成为津南的风景区了。先生平生殚精竭虑，为祖国之复兴，创办南开学校，培植人材，到此，已初见成效。平居时常对我们说：“我死后，一定要葬在南开大学，我永远看着南开学校的存在和发展。”　
　　教育思想　
　　先生见及清末国势之衰颓，原因在于五病：曰愚、曰弱、曰贫、曰散、曰私。他创办南开学校，在培植学生时，要力矫以上“五病”。其教育方法，着重在下述五个方面：　
　　1．培养新道德，力矫时弊。严禁吸食鸦片、酗酒、嫖妓、赌博和早婚。学生有违犯者，即予开除，决不宽贷。在教室楼门侧，立一面大镜子，镜铭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是立镜以力矫当时颓靡不振之风，要求学生们随时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每星期三下午有修身课，给学生讲授读书爱国和做事作人之道，间或旁及国内外大事，有时也请些学者名流来校讲演，使学生接受新思想，增长新知识和提高新的道德观念。　
　　2．提倡科学知识，介绍西方科学，灌输新思想。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科学实践。南开中学创建一开始，就在国内外购置了大批实验仪器和教材，教给学生亲手做理化实验。这样的设备，颇受来校参观者的赞许。　
　　3．注重体育锻炼，培养健强的体魄。平时训练学生，首先在于加强课内课外的体育锻炼，有关各种体育设施、运动场地，都力求完善，在历年国内国际的各届运动会中，南开学生都有出色的成绩。在体育锻炼时，更重视体育道德的培养。南开中学初时每星期六下午，还有一次全校学生大会操，加强训练学生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4．培养组织能力。为了训练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多方面指导学生做课外组织活动，组织各种团体，如：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比赛会，出版刊物，创办新剧团，成立音乐研究会，组织体育队，等等，使学生在幼年时就能适应团体生活，加强团结思想。总之，要使每个学生，不但要会念书，也要会办事。　
　　5．灌输爱国思想。先生平日念念不忘图强雪耻（实际上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经常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以便将来毕业离校做事时，不论什么事，都能联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学生们从幼年就接受着这种教育，其爱国思想，就会终身不忘。　
　　先生从幼年承久庵公教诲，办学重实践，贵启发，并且常以“干、干、干”三字训导学生，他常说：“凡事必须亲自动手实干，才能懂，才能会，才能精。”先生还多次讲：“我是学海军的，对教育本是外行，但我有志于办教育，所以才研究教育，办教育。我是干中再学，学了再干，尽毕生精力于干、干、干，今天我已经由一个外行，变成一个内行了。”又如我校的华午晴先生，他是严、王家馆的学生，没学过土木工程，但他能总管学校的建筑，连年修建，现在女中部的教室楼，就是他绘图设计的，该楼用地不多，楼上楼下，每一方寸之地，他都加以利用，虽一般的工程师，也不能过之。还有王九龄先生，他是师范班毕业生，没学过农林、园艺，但他管理学校的花木以来，经过处处向别人学艺，天天看书钻研，今天已成为一名花木专家了。　
　　先生又常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有一天中学的修身课，先生看见一个学生食、中两指被烟薰得焦黄，先生指着他说道：“看你，把手指薰得这么黄！吸烟对青年人的身体有害，你应该戒掉它。”学生回答说：“你不是也吸烟吗？怎么说我呢？”先生当时很受启发，深感欲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凡事都要以身作则。于是立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先生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此后，南开在校学生，再没有吸烟的了，先生也终身不再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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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