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会战

　　第三，严明奖惩。1938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布了一条重要公告，一方面对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抗日烈士重申褒扬之意，同时将对40余名失职将领的惩处情况公之于众。判处死刑的除放弃雁北天镇的61军军长李服膺外，还有旅长高仰如等8人，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师长邓龙光2人记大过一次；第39军军长刘和鼎和师长李松山、周祖晃、徐启明、潘文华、杨国祯以下10人撤职留任，戴罪图功；师长罗霖、巫剑雄、宋希濂、陈万仞以下10人撤职查办。此外，旅长以下受撤职处分的8人、受撤职永不叙用处分者2人、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者1人。以上受惩处者共42人。如此大规模惩处以整肃军纪的做法，在国民党军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果说这对国民党军队的震动还不够强烈的话，3天之后，即1月24日，山东省政府主席、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韩复榘以不战而逃的罪名被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消息，无疑是一个更大的震撼和冲击。以韩氏军阶之高，职任之重，堪称显贵，只要违纪，依然就戮，这对全军将士尤其是高、中级将领自是一个强烈的震慑，从而使战时军纪得以树立，以致许多将领相互告诫：“宁死于战场，不死于国法。”在临沂战场，59军军纪森严，奖惩分明。该军112旅旅长李金镇在临沂战役的第一天因未顶住日军反攻而败退沂河西岸，当即被张自忠军长撤职，另以作战勇猛之李九思团长升充旅长。在第二次临沂战役的最危急时刻，224团第3营营长贺某企图逃跑，被震怒的张自忠就地正法。担任机动攻击任务的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一连数日逡巡瞻顾，按兵不动，后来也是在李宗仁和蒋介石的严厉训令之下，才积极行动起来，终于完成了使命。由上述可见，如果没有严厉的军法、军纪，台儿庄大捷是不可想像的。　
　　第四，无论是“杂牌军”还是正规军，一视同仁。徐州会战中参战部队大部分都是“杂牌军”，李宗仁十分同情“杂牌军”的处境，从不嫌弃他们。他认为，对这些“杂牌军”“若在上者能推心置腹，一视同仁，并晓以国家民族的大义，和军人的天职”，官兵们还是能够“激发良知，服从命令，效命疆场”的。所以，他在同庞炳勋等人谈话时，无不晓以大义，恳切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为重，放弃保存实力的做法。他说：过去“我们在内战中搅了20多年……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与此同时，李宗仁还积极争取蒋介石对“杂牌军”一视同仁，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解决各部队的困难，尤其是枪支、弹药，以解其后顾之忧。当他得知中央军事当局欲将庞炳勋部5个团缩编为4个团，即代庞交涉，请求中央收回成命。结果，蒋介石同意庞部“维持现状”。其后，李得知庞部子弹奇缺，枪支陈旧，又马上为其补充弹药，更换装备。许多将领在同李宗仁共事之后，都满怀感激地说：“带兵数十年，从没遇见如此宽宏大度，关心部下的长官！今后愿意战死沙场，以报司令长官的知遇之恩。”台儿庄战役中，各“杂牌军”英勇赴战，为国效死的表现，使蒋介石都感到惊讶，故对李说：“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而李宗仁却从“杂牌军”的英勇表现中认识到：“作主帅的人只要大公无私，量材器使，则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二、得到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有力支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在回答记者关于徐州会战胜利的原因时说：“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之游击队，遂使敌第5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线，不敢远离铁道一步……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可见，正是由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紧密配合、相互支援，才有徐州会战的胜利。其实，在徐州会战中，中国共产党直接和间接地给予国民党正面战场以大力的支援。　　　
　　基本经验（2）　
　　1938年4月徐州会战，日军杀害中国百姓。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建议蒋介石，抗战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３月上旬，周恩来又和叶剑英在汉口会见奉命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禧，就第５战区的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2个集团军在新四军张云逸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的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此期间，周恩来还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身分，赴徐州会见李宗仁，建议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打一仗。此即台儿庄之战。　
　　八路军以实际行动对徐州会战进行了配合。从战争全局看，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对日军后方构成相当威胁，牵制其一部兵力，这无疑是对台儿庄战役的战略配合。陈诚关于“台儿庄之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一语虽有些贬低李宗仁的味道，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个中实情。从津浦线和鲁南战场的具体情况看，八路军还对台儿庄战役进行了直接配合。李宗仁在赶赴徐州前线时，曾会晤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要求派兵袭击津浦线，配合对日作战。彭德怀慨然应诺，随后与朱德一起电令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聂荣臻等派出得力部队，“向津浦线袭扰”，“配合津浦北段作战”。3月13日，朱德通过叶剑英转告蒋介石：已“派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该师所属一个旅东出津浦线，配合鲁南主要战线作战。现该部已逾南宫，东进津浦线行动。”该部抵达南宫一带后，一面发动群众，建立起以南宫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一面频频袭击津浦线北段日军，截断其交通，给日军以牵制。台儿庄战斗打响后，八路军其他部队及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也四处袭击日军，积极配合友军作战。如鲁南人民武装多次破击临枣铁路、公路，八路军冀鲁边部队则破击津浦线北段，攻克庆云、乐陵县城，有力地策应了友军的作战。　
　　另外，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也与李宗仁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通过第5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协助战区发动群众，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为前线运送粮草、抢救伤员，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上述情况来看，徐州会战不仅是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胜利，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一曲凯歌。　
　　当然，徐州会战也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展开。战役期间，日军将2个精锐师集中于津浦线北段，战役之后，又调集约30万兵力合围徐州地区，使其在华北、华中地区的军事实力明显削弱，这就为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在华北、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并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华北、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壮大，与此不无关系。正如毛泽东曾说过：“日军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但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游击战的发展，反过来又牵制大量日军，对正面战场起到了相互支援和相互配合的作用。“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在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　　　
　　主要教训（1）　
　　1938年6月，日军越过黄河侵略黄河南岸。　
　　一、部分高级指挥官缺乏全局观念，各兵团间战役协同不密切，影响了本应获得的更大战果　
　　在徐州会战中，第５战区的攻势防御，成败的关键是第2集团军能否在阵地战中吸引并抵住敌人的进攻和第20军团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时向敌侧背予以坚强有力的进攻。第2集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但第20军团未能按规定的时间及时进行侧击。3月22日，汤恩伯依照战区指示下达了24日拂晓发动进攻的命令，第31师遵令行动，与日军遭遇后逐次撤退至台儿庄抵抗。汤恩伯让自己的第20军团令第52军24日由集结地向郭里集、鹁鸽窝一线前进，将第85军控制在抱犊崮山区。25日，第52军歼灭了郭里集的日军1个中队，第2师驱逐了枣庄外围日军1个警戒小队，此后并没有继续向峄县、枣庄进攻日军；当发现日军第10联队向枣庄转移时，相反地仅留1个多营的兵力“欺骗敌人”，主力则东撤山区。　
　　尽管有过一旦台儿庄被攻立即支援的许诺，尽管孙连仲急电请援，汤恩伯均未采取行动。据战后写成的《战斗详报》，他的理由是：“本军团既已置于犯台（台儿庄）敌之侧背，当然有选定时机及地域的自由，以判断敌主力之行动为根据，而予以彻底之打击”，他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是全局中的一个局部。李宗仁见汤恩伯始终按兵不动，3月28日夜不得不电令汤恩伯放弃攻击峄县、枣庄计划，迅即南下先歼灭台儿庄之敌。据说又由白崇禧敦请蒋介石亲自下令，汤恩伯才“调整部署，从事对台儿庄之攻击准备，3月29日其2个军分别在青山附近集结完毕”。第52军先至獐山以东地区，“3月31日下午，汤恩伯方率85军到达台儿庄东北之河南头经与52军军长关麟征研究后，决定第85军从4月1日起在52军左翼展开向台儿庄之敌攻击前进”。之后，虽然孙连仲各师在苦战中坚持住了阵地，但最好的战机已经失去，坂本支队已由临沂进至向城。汤恩伯认为“台儿庄与向城之间，只是鲁南山麓以外的小起伏地，并无险阻可以争取时间”，为了不做日军炮火下的“大群肉弹”和“保持行动的自由，掌握主动”，又“采取了断然处置”，把全军团“一律由内线转为外线”，让坂本支队与濑谷支队会师于台儿庄以东地区。以后，第20军团各师确实向日军进行了英勇、坚强的进攻，不过这时已发展为第2集团军与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的战斗，这与原来的攻势防御计划有所不同，敌人的兵力增加了1倍，于是仅能击溃敌人而不能包围歼灭敌人。当敌人按自己的退却计划撤逃至峄县、枣庄地区，既靠拢了主力，又占领了有利地形，依托工事改为守势作战时，再责备伤亡极大的追击部队作战不力、未能消灭败退残敌，就未免有苛求之嫌了。　
　　有的评论者认为国民政府军队派系复杂，造成了各部队常常协同不好，这有一定道理。但从军事角度看，高级将领在作战指导上缺乏全局观念，当为重要因素。事实上，在同为中央嫡系的部队中也往往发生类似事情。如豫东战斗时，正当日军第14师团陷于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包围之中、濒于被歼的关键时刻，担任阻击第16师团西进的第8军军长黄杰无视战区长官令其死守归德的命令，擅自率主力撤退，功亏一篑，不仅未能歼灭敌第14师团，反而形成全线大撤退。　
　　另外，临沂战斗中也有缺乏全局观念，导致作战指导丧失战机的情况。日军猛攻临沂，第5战区速调第133旅及第13军骑兵团驰援，但此时日军坂本支队已停止进攻，奉命率主力增援台儿庄。作为第５战区的长官代表、坐镇临沂的参谋长徐祖诒也和张自忠、庞炳勋一样，局限于考虑临沂一地情况，对敌人主力并未战败而突然脱离战场的情况既不进行分析判断，更不进行侦察搜索，竟以不被攻击为满足，致电李宗仁：临沂之敌自昨晚攻击受挫，确已向沂河东岸汤头镇退却，现以新到之王旅及汤部骑兵相机追击，与敌保持接触。直至4月1日坂本支队主力出现于向城与第20军团作战时，张自忠军的《战斗详报》还说：“敌之交战部队系板垣第5师团之大场42联队及铃木第6联队……，兵力约七八千人”，“军之任务为确保临沂……对敌攻击，胜利殊无把握”，决心占领阵地防守，仍未觉察敌军主力去向。蒋介石致电批评张自忠：“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徐祖诒总结说：“军以下各部队长均未能明了自身战斗间的责任，成机械式之行动，惟上级之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