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责

行南北夹击，消灭新四军东进部队于运动中。　
　　对此，新四军苏北部队采取了不同对策：在击溃陈太运的两个团并歼其一个多营以后，如数遣返了俘虏，主动地送还了部分枪支，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与此同时，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育溪、营溪，以第一纵队占领般经，截断何克谦的退路，以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28日经过一夜激战，以上各部均胜利完成任务，于29日凌晨共歼国民党顽固派何克谦部主力近两千。在中共团结抗日的号召下，何克谦部两个团由陈宗保等率领于战后起义。　
　　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以及新四军部队的迅猛发展，韩德勤感到莫大威胁。于9月3日，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向新四军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天长、六合的日寇以步兵一千五百余人，骑兵数百；在9月5日，攻陷了新四军在路东的中心区马集、竹铁集、舜山、半塔等地，与韩德勤遥相呼应。这次进攻很快被击退。　
　　韩德勤于是亲自指挥二十六个团共五万余兵力，于1940年10月3日，进攻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部队（作战人员为5000人，把机关、后勤、文宣部门算上共7000人）。新四军苏北部队决定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及日军都密派人观战。　
　　10月3日，首先进入战斗的是韩德勤的嫡系主力翁达旅，3000人，一字长蛇，拉了9华里长。新四军主动出击，将翁达旅截为几段，经3小时，全歼翁达旅。与此同时，黄桥守军虽有较大伤亡，但仍挡住了韩德勤33师的进攻。　
　　10月4日夜，新四军完成对第89军的合围，首歼33师于小二房庄，总攻时，陶勇将黄桥守军中的伙夫、文员全部派上战场，于6日清晨，全歼第89军。军长李守维淹死在沟河中。这就是马树礼指责新四军打死的军长。韩德勤余部军心溃散而逃。　
　
　
　
　　
作品相关　《一寸》中篡改的历史（五）
　
　　《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转帖来自铁血论坛＇　
　　Hcxy2000关于转贴前的话：　
　　很遗憾，因为小说的原因，在书评里已经有了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贡献的争论。作者的观点很明确，在抗战的人群里，只有中国人，只有华夏儿女，没有政党之分！　
　　要抗战，必然需要自身的壮大，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抓住了机遇，也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请时刻记住，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铁血论坛上看到的。里面绝大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些观点，可以全面回答目前为国民党鸣冤的问题。　
　　基于以上理由，请准备再发关于这个争论内容的读者注意，如果你的观点已经在这个帖子里被反驳了，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删除你的书评。　
　　再次说一遍，我是赞同的是这篇文章里面的绝大部分观点，而不是全部观点。　
　　本文来自铁血论坛，感谢转贴者安倚天　
　　4、皖南事变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奉命移防途中，于6日到达皖南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和伏击。新四军血战数日，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非法扣留，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遇害。达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　
　　5、皖南事变前的国民党密件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制定的五个机密文件摘录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　
　　（分别密令各省党政军高级长官）　
　　党政方面　
　　（1）全国上下均应一致遭奉抗战建国纲领，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任何纠纷，皆当依照法令处理。　
　　（2）共党在各地不得假借名义，为任何公开或秘密之组织及民众运动，如经发现，即勒令解散，并予以应得之处分。　
　　（3）共党外围组织，如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应即严令取消，由中央指定机关接收训练。　
　　（4）共产党员非经中央特许，绝对不准服务于各部队、机关及军事性之学校、交通及产业机构中，上述各部门尤应严格防范共党潜入活动，发展其秘密组织。　
　　（5）个别共产党员在各地一般公私机关团体服务者，必须开列名单呈报中央，否则一经查觉，即以战时非法活动论罪。　
　　（6）共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与该党党章决议宣言实际活动情形之公布，关于“统一战线”、“新阶段”、“拉丁化运动”、“新启蒙运动”、　“民主政治问题”与“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宣传活动，即应取缔。　
　　（7）共党加办有报章、杂志、书店或印刷所等，均应依法办理立案登记等手续，并遵照法令之规定，报章、杂志不得载有违禁之文字或广告，书店不得发售违禁之书籍刊物，违则即行封闭。其他报章杂志如刊载有共党色彩之非法文字，亦应同予取缔。至出版事业收归国有国营时，共党所办之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则一律不许继续存在。　
　　（8）对付共产党员之态度可分为两种，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则予以“事实上之教训”，以“严厉”对之，但对于思想不定之青年，则宜开诚感格，善为诱导，佼之悔悟。　
　　行政方面　
　　（1）绝对否认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之组织，中央决定认此为地方问题，授意各该省政府自动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　
　　（2）共党在华北游击区内组织之地方政权，应即令移交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　
　　（3）教育与训练机关，必须绝对统一于中央，　“陕北公学”与“抗大”应令停办，或归中央接收，至少其教员应由中央遣派，课程应请教部核定。　
　　（4）任何地方不得建立违犯本党立场及中央法令之经济制度。　
　　（5）根据重庆财政会议，战地省政府得发行以法币为基金之省纱及辅币（军用流通券），但各省发行之数量，应先呈准，不得滥印滥发，以防流弊。　
　　军事方面　
　　（1）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住冀、鲁，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　
　　（2）加派有力部队开入陕北，或陕北就地编组军队，以树立本党在该区内之武力，保障党政工作之推进。　
　　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战地党政委员会公函　
　　案奉　委座办四次（二）代电节开：　“办公厅转陈该会战党勒字一七六三号函暨附件均悉。查该会对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所拟实施方案，尚妥。关于党政部分对晋冀察边区问题三四两项，仍应由该会会同中央各党务机关确实推行情由希查照迅速办理为盼。”等因，奉此，自应遵办，除分行外，相应抄同原方案函请　查照办理，并将办理情形随时见复为荷。　
　　此致　
　　中央社会部　
　　附　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党政部分对晋冀察边区问题第三次第四次实施方案各一份　
　　主任委员　蒋个正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敬礼　
　　1940年11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拟出《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规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12月3日，何应钦在给军令部长徐水昌的亲笔函件中提议：“若江北异军（指新四军江北部队）竞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翌日，徐水昌即将何应钦的意见呈报蒋介石。将介石阅后照准。　
　　6、皖南事变前中共给叶挺、项英的电文　
　　（皖南事变中项英应负主要责任，项英自持中央所派，独断专行，又优柔寡断。迟迟不肯离开无战火的云岭，前出到江北。至有此败）　
　　毛泽东1940年12月26B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的电报。电报全文是：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向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们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犹豫动摇，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己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33页，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81年12月版）　
　　7、皖南事变后毛泽东的讲话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⑸，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　
　　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毛泽东　
　　宋庆龄等上书蒋介石　
　　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诸同志：　
　　抗战进入第五年度，敌人失败之局已定，国际于我有利之势已成。今年已迫近最后胜利年，我国人白当坚信而共作决心以赶之。谁是日寇失败命运之决定，并非即我民族解放之最后完成，我之抗战尚未脱离危机，仍密经历更大之艰难困苦，则诚如总裁今年元旦所昭示。溯自我党前年临时大会确定抗战建国纲领以来，明示国策，为建国而抗战，亦为抗战而建国，实即指示最后胜利之机，系于国内种种适宜之设施与措置。如被沦陷区域之收复，被凌压人民之解放，三民主义之实现，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和平地位之达到，均将以此为基点。然而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闻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堕淤一日，而时势所趋又非苦比，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有不堪设想者。　
　　夫共党问题，原为世界性之问题。世界之病态不除，此种势力组织必存在，我总理早已揭示其端。此种世界性组织，既由世界资本主义影响之所及而存在，即或以武力作一时之侥幸之解决，仍必复生滋长，决不能以人之加以消灭，已为无疑之问题，此一义也。我总理过去提携共产党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伟谋远见，无待费言。是以总理临终时曾致书苏联其本旨外在联合苏联，而内在训示吾人应以国内和乎合作团结互助为重心，各同志对此当能念念不忘。今兹日寇欲沦亡我国于殖民地，日寇为我党之敌人，也正为共产党之敌人；敌人之死敌亦即为我之良友，则我党不宜以如何消灭共产党为决定政策之出发点，实亦毫无疑义此又一义也。今日之中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