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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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缅甸的反攻作战，是中国军第一次从正面进攻日本军并取得胜利的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土兵具有“我们也能够打败日本兵”的信心，史迪成亲自向世界证明了他的信念“如果得到适当的指导，中国土兵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军队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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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作战是指打通平汉线（北平至汉口）、粤汉线（武昌至广州）、湘桂线（衡阳至柳州）等各铁路——贯穿中国南北大陆的战役。日本军发动作战的目的，是歼灭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挫败美国空军空袭日本本上的企图；依靠打通中国南北的铁路，确保与南洋方面的陆上交通；挫败中国军的抗战意志这三点。日本军为了这次作战，动员了日中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兵力，即15个师团，兵力约50万余人。　
　　首先，日本军华北方面军的第十二军，1944年4月17日，渡过黄河，5月19日打通平汉线。随后，第十二军的主力西进，5月25日占领路阳（以上行动叫京汉作战，中国名叫豫中会战）。当时，驻守河南省的中国军是第一战区（司令官是蒋鼎文）的十八军，约30万人，拥有兵力是日本军的两倍，其中中坚力量是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军队　是蒋介石嫡系的精锐部队。但是中国军除了守备洛阳的非嫡系部队奋起抵抗以外，其余都在日本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　
　　随后日本军第十一军，5月27日，从洞庭湖东北岸的岳阳附近向长沙开始进攻。在这以前日本军进行过三次长沙作战，都是从正面攻击，因此遇到中国军的反击，不得不撤退。所以这次日本军采取从三方面包围长沙的战术　6月18日占领了长沙。失去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长沙南边的战略据点衡阳，用坚固的阵地抵抗日本军的进攻。衡阳是粤汉线与湘桂线的连结点，也是美国空军的重要基地。衡阳的攻防战从6月26日开始，激战持续了一个月之久。8月8日守备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向日本军投降，战斗结束。　
　　衡阳失陷后，中国军的抵抗迅速衰退。日本军第十一军在广东的第二十三军帮助下，占领了桂林和柳州，24日又占领南宁，12月10日，打通了通向法属印度的公路。另一方面，第十一军的一部分，12月3日占领了贵州省的独山．威胁着贵阳和重庆（以上称湘桂作战，中国名叫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　
　　这样，可以说日本军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打通南北大陆的作战，对日本人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战斗。由于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南方，在中国的日本军的战斗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内地和中国现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弥补。更严重的问题是制空权被美国空军掌握着。因此，日本军的补给受到攻击，粮食甚至武器、弹药、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军。虽然日本军的战斗能力如此大幅度下降，但中国军仍然惨败，是原因何在？　
　　第一个原因是：国民政府军的战斗意志显著下降，军队内部腐败。当时国民政府军的兵员，在战时状况下，总数约为650万人。正如前章所述，由于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士兵的军饷大幅度下降，这成为战斗意志下降的一个原因。将校们的腐败也是很显著的，在河南会战中，当时河南的中国军所有的七八百台军用卡车中，只有100台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其余的都被将校们用于将自己的家属和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后方西安。　
　　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优先考虑政治的战略，影响了防卫战的有效执行。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力量，把他的最好的军队撤出中国东部战线，把他所不喜欢的、属于军阀或民族主义的军队配置到前线。例如在衡阳奋战的薛岳是广东系的、与蒋介石不投机的人物。蒋介石还采取反共优先于抗日的政策。日本军向河南省进攻的时候，没有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蒋嫡系的最精锐部队胡宗南（第八战区副司令）军派遣到河南去救援，只是在洛阳失陷后，出动了胡宗南部队的一小部分到前线去反击。　
　　第三个原因是：变为战场的地区，经常出现民众背叛国民党的现象。例如在7月，河南南部的农民7000多人，为反对国民政府军的征收，夺取了驻守在信阳西部的军队的武器。国民党派遣军队对此进行镇压，屠杀了5000多农民，国民党这种残酷行为成为导火线，农民暴动从河南省南部，扩延到湖北省北部，数万农民提出“反对不抗日的军队”等口号，组织了农民救国军，歼灭了屠杀农民的军队。这样，不受民众支持的军队其战败是必然的结果。　
　　这次大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极大的。1944年4月到12月，国民政府军兵力的损失达到六七十万人；国民政府失去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各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新沦为日本统治地区的民众有6000多万人，有许多难民背井离乡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地区。日本侵略的扩大和国民政府的战败，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对于这场大惨败，当时在中国战地的英美记者看到了真实的原因，他们发出了大量的报道。使得美国国务院开始考虑与在延安的中共接触。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在《中国抗战秘闻》中记录了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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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0月22日；我来到了延安。　
　　时间，以其神奇的力量，使一切伟大的事件都获得澄清，使一切久远的事件去掉了繁文缛节，暴露了历史和决策的本来轨迹。我是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到延安去的，去撰写一部关于政治和势力集团的报导。我在延安逗留了三周，那里正发生的事情是非同寻常的。一场革命正初具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准备宣布它的出世，共产党领导人经过全国的筛选，正从地下状态云集延安，筹备其自1928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情还不仅如此。在那几周里，由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离异以及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分歧而造成的直接灾难性后果，中国的共产党人正推备拟出一份完整的，也许是永久性的与美国结盟——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他们所希望，我们中的有些人也希望的方案，并准备把它坚持到未来的年月。如果这种延安气氛继续下来的话，或许就没有朝鲜战争，也没有越南战争了。　
　　那几周是美国的战争目的和中国革命共处的蜜月时期。蜜月的代理人，即联姻的牵线人，是美国一个年轻的外交宫：小约翰　巴顿·戴维斯。他在中国出生，父母都是传教士，刚刚三十六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一个轻巧自如，举止潇洒，善于词令的外交界正在上升的新星。他自己要单枪匹马地进行历史的探索。我希望对我亲密的老朋友约翰·戴维斯没有伤害地说，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也象那时的我一样对美国的政治天真烂漫；但他因为那年秋天在延安抒情诗般的日子，饱受的羞辱和谪贬之苦远远超过了我。　
　　戴维斯在抵达的那天深夜就和毛泽东、周思来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晤。如果我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沿海登陆，共产党能否给我们诸如以断铁路，动员农民之类的支持？这是一个合理的探询，但却是在一个混乱的时刻进行的。共产党对蒋介石和美国在史迪威问题上闹翻的事一清二楚，对国民党军队腐朽和溃败的情形甚至比谁都清楚。他们正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他们所有的那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有的从地下状态，有的从游击抵抗区，有的靠徒步行军，纷纷回到延安，准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6年以来的第一次！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都长期居住延安，但林彪、彭德坏、陈毅、聂荣臻都是刚刚到达——他们是征服未来中国的著名元帅，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功臣。而戴维斯，来这里是要探讨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还有结盟的可能性！在那个大好时机里，戴维斯本来不应该出场。我也不应该。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革命，正历经磨难，由胚胎进入定形。我是唯一的新闻工作者，受着老朋友周恩来和老相识叶剑英的庇护，也受到了我和戴维斯抵达的事件而引起的虚假重要性的掩饰。此行的伟大目标是探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结盟，我是作为该目标的一部分，受到接待的。　
　　时机以及牵线人约翰·戴维斯的出现确定了当时的气氛。　
　　时机的掌握就是共产党人对1944年一系列事件的洞察。他们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厄运。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解体，日本人在所有的省份里如入无人之境，而共产党人却尾追着日本人，组织抵抗运动。不管什么地方陷入日本人之手，共产党就感到是他们采取行动，进行组织的机会——组织发展之快超过了共产党的预想。六个月里，蒋丧失了25万军队，而共产党的兵员每个星期都在增长。眼下，他们已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了不少于16块的政治——军事基地，每块都称作“解放区”。其中有些解放区已控制了好几块长200英里宽100英里的地盘。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对这些解放区望而却步。解放区里的唯一政府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头等政治大事就是怎样把这些“解放区”联成一片，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真正控制着9000万人民并提供了保护的政府。正象他们所关注的，那个蒋介石的所谓“政府”己把它在华东的军队消耗完毕，而眼下只能在中国的西部，在美国的特别关照下苟延残喘。瞧，为了这一点，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跑到延安来了，在探讨共产党分享美国友谊的诚意。所以，当这些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延安云集的时候，更为重要的军事长官们也随之而来，共商召开16年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考虑成立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此外，史迪威去职的事件也促使他们考虑这个正在诞生中的新政府是否应当同美国进行大量的交往。　
　　我在延安探索历史的时候，亲身了解到的事实之一就是：革命是知识分子创造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但如果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理想和困扰普通百姓的东西结合起来，编织成器，就能把普通百姓引诱或罗致到一起成为一种革命动力。如果他们再聪明一点，向工人们和家庭们讲明道理，使这些朴实的人民认识到正束缚或正毁灭他们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他们就能动员起人民去改变现实，去杀戮，去猎取，去牺牲，变得残忍，同时知识分子又总能给予纯朴的杀人者和恐怖主义者以道德上的赦免。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象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　
　　延安是一个正处于实验阶段的“自力更生”型的政府。没有人在美国的大学里接受过政治学的基础教育，他们就自己学会怎样去挑选合适的人选去管理另一部分人——或临时去学大量实施管理所需要的技艺。在一个山村里，怎样才能用纸印刷成书籍、传单和货币呢？他们正在靠自己学习掌握。那时候，点灯用的油都是传统地从果仁里榨出来的，一点燃，这些劣质油就在家庭自制的灯上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怎么办呢？怎么使这些油纯净些呢？怎样使铁融化制造枪支呢？怎样护理伤病员呢？总之，一句话，没有知识，怎样去进行革命，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府呢？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使这些人们在这抉根据地上循环往复地接受教育，教会他们用新的方法思考。那时的延安地区居住着4万人．1万2千人是当地的农民和商人，其余的就是党的人了——积极分子，领导人，官员，占压倒多数的还是学生．学生们的年龄都在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有的是逃离敌占区的城市或国统区的学校刚到达延安的青少年，有的是中等年纪，头发灰白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在接受文化课的补习，学习怎样用书面下达战斗命令。　
　　延安是—个学校社会——医生的，护士的，指挥员的，政治委员的，党的积极分子的，各类学校应有尽有。政治局的成员人人都分工负责某个领域的思想训练。　
　　在那几周里，以及在一年后的重庆我好几次见得到毛，但